许善达:中国财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3 次 更新时间:2018-03-23 11: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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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善达  
中国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综合对未来若干年的各种收入支出的各种预判,才可以得出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底是高还是低的判断。

   第二,中国的改革,往往要牵涉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但不能等到完成全部利益调整方案设计才推行改革。

   改革是难以预期的,在当前减税这件事情上,没有拿出支出减少的成熟方案就不能做出减税的决策,这个逻辑不成立。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作为我们研究和推动这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减支作为减税的配套是一个要研究的问题,但是不能作为前提,否则就意味着反对现在决策层的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

   (三)作为减轻企业负担的减税措施:“营改增”

   “营改增”全面推行的第一年,减税规模达到了7000亿元,但根据调研结果,企业的获得感并不强,主要原因有两个:

   1.增值税比营业税的征收率提高。同样一个经济活动,征增值税漏税少,而征营业税漏税多。这是增值税与营业税自身特点差异决定的——征收营业税的时候,税基是企业的营业销售额,上游供应商是否交税与企业经营者无关;但是企业缴纳增殖税以后,如果不从上游供应商处拿到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的话,等于替上游供应商多交税。所以,增值税的监督方除了税务局以外,上下游企业之间也进行监督,这就大幅度提升了征收率。这就很好地解释了营改增之后不少企业获得感不强的部分原因——过去营业税漏税多,现在增值税漏税少了。

   2.我国的增值税存在不规范问题,导致留抵税款激增。规范的增值税(例如欧洲的增值税)应该是每个月销项减进项,正的企业向税务局交税,负的税务局向企业退税。而我国则是正的交税,负的不退税,不退税等于预缴,形成留抵税款,等企业以后有销项再进行冲消。企业投资在营改增以后,增值税进项税款大幅度增加,因此,这几年留抵税款激增,企业投资中的预缴税款激增,当然也就减弱了“营改增”的减税效果。

   综上,征收率的提高和留底税款的巨额增长,使得“营改增”的减税效果被减弱,导致很多企业所谓的获得感不强。

  

   三、当前中国降低宏观税负的迫切性

   2016年7月政治局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至今已经一年多了,尽管已经取得了进展,并没有全面完成降低宏观税负的任务,还存在很多要继续做的工作。以下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社保费率、个人所得税、住房价格、企业集团集中汇总纳税这六个方面进行降低宏观税负的具体措施分析。

   (一)增值税

   我国增值税规范化问题的迫切性比过去增加了。

   1、经济亟待转型。我国经济正在转型,不再将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发展方向,也不是“4万亿”时期,那时企业对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只要有贷款就上项目,就能从市场中获利。

   经济转型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把握:

   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企业关闭或外迁。不仅是生产鞋袜的企业,就连某些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也外迁或者倒闭了。例如,现在手机拍照功能强大了,数码相机市场萎缩,苏州的一家几千人的数码相机厂关门。最近苏州又倒闭了一家几千人的电子器件厂。面对这种情况,商务部曾引导这些准备外迁的企业去土地、劳动力都便宜的内地办厂。但是由于物流成本太高,整体效果不佳。

   另一方面,低技术水平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必须淘汰。地条钢压缩产能达到1亿多吨,诸多小水泥厂、小玻璃厂等高污染落后产能肯定是要淘汰的。而经济繁荣,社会要稳定,那么就必须依靠技术含量高的知识型、创新型企业。

   2、税制阻碍经济转型。我国的经济转型,要求增加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要鼓励科技创新。但我国现行税制很多因素还不适应科技创新战略。

   比如留抵税款的问题,这是历史条件局限所造成,留抵税款不是一个好的政策,因此最近对一些重要的企业,比如大飞机、飞机发动机等已经将留抵税款政策改成退税了。

   现有的不规范增值税施行的留抵税款制度,实际上已经对于资本密集型、研发与生产销售周期长的国家重点发展高科技企业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当前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降低宏观税负的工作,应该最优先调整不规范的增值税制度。

   比如大飞机项目,大飞机到现在还没有完成研制阶段,产品还没有销售,已经消耗数百亿资本金。如果继续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等于对大飞机项目资本金投资的每个环节征税——盖房子11%,买设备17%,买材料17%。这个项目是纯粹的国有资本投入,需要持续投资十几年,取得试航证也需要相当长时间。对于这种国家战略重点项目,应该对它给予足够的支持,支持其尽快占领市场,而不是按照现在的增值税制,对其投资一边收税、又一边补充资本金,这只会增加它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因此,国务院已经批准改成退税了。

   另一个例子是航空发动机,从提出任务到研发成功再到销售出去,周期非常长,美国的研发周期长达15到20年。我国的航空发动机科技相对落后,销售难度更大、回款周期更长。如果按照现行增值税制,会形成大量的留抵税款,加重企业和国家投资负担,不利于我国航空发动机产业缩小对欧美国家的技术差距。所以对航空发动机也改成了退税。

   从总体上说,不规范的留抵税款制度还迫使企业增加负债总额,提高了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我国降低企业杠杆率的决策相悖,不仅如此,企业还要为这部分预缴税款承担利息支出的财务成本。按照一万多亿留抵税款来估算,给企业增加的财务成本也要上千亿,所以,这项改革不但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还可以降低企业杠杆率,降低企业财务成本,改善企业利润水平。

   同时,留抵税款作为预缴税款相当于政府负债。上万亿的留抵税款虽然是存量,但已经占有每年增值税收入相当高的比重。特别是营改增之后,留抵税款增速很快,这个政府负债的“堰塞湖”的风险泡沫膨胀速度很高,对未来增值税收入的威胁逐年增大,不尽早消除此风险泡沫,一旦溃坝,危害极大。而且这笔上万亿的政府负债并没有计入政府负债所形成的杠杆率统计之中,就更需要我们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二)企业所得税

   根据最近的调查,企业所得税上有两项因素比较重要,应该考虑。

   1、折旧率。折旧的本质是回收投资的速度,现在主要发达国家一直在提高折旧率,鼓励企业能够更早回收投资。提高折旧率也是为了鼓励企业技术更新。特别是特朗普允许不动产以外的机器设备当年全部所得税前列支。这项政策大大提高了投资者回收投资的速度。我国折旧率偏低的压力加大了。

   2、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率。我国2008年税法规定的这个比率是150%,即如果企业研发投入100万元的话,税前按照150万元扣除。但根据我们的调查,不少发达国家税前抵扣都比我国高,从200%到300%不等,研发费用抵扣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将利润留在企业内部,越鼓励企业向研发投入。当前中国企业研发占比很低,与美国企业研发占比相比差了三四倍。研发是一个长期积累过程,那种少花钱还能办成大事的思想在政府支持企业创新上不可取,因此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还应该继续加大。

   (三)社保费率

   现在按照全国的规定社保费率是40%,但允许收支有结余的地方适当降低。根据我们的调查,诸如广东、浙江都是25%,但东北地区,除了五险是40%,原来的企业福利费(例如取暖费、洗理费等等),仍然由企业负担。因此,形成了广东25%、东北40%还要多的劳动力成本不均衡情况。

   现在社保基金理事会是储备性质的,国务院日前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不是储备性质,而是收支领域。尹蔚民部长最近的讲话也谈到了基本养老要实施全国统筹,类似东三省这类收支差额大、老国企多、退休员工较多的地区需要一定的全国统筹协调能力。当前我们国家40%的社保费率是偏高的,未来应当下调,因为这是劳动力成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编者注:国务院已经决定,中央按地区类别分别承担10%,30%,60%,80%社保支出,向全国统筹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四)个人所得税

   工薪的个人所得税也是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我国现行工薪税率达到了7级,最高的边际税率是45%。反观特朗普税改,将税率缩减为3级,最高边际税率下降至35%。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结构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海外高级人才的吸引力。

   根据我们调查的一些大企业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些企业想从海外招募高水平人才,但当前国内的个人所得税课税较重,企业在国内支付薪酬的负担沉重,甚至支付不起,于是企业就在香港成立一个公司,这类公司很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发高薪工资,将高级人才的工资发到香港的这个公司里,因为香港是15%的税率,企业用这种办法来降低劳动成本。这不是个别现象,已经有很多高科技企业在香港成立上述所谓的公司。

   今后高水平人才这类劳动力肯定越来越多,劳动力中农民工比例一定会降低,这是必然趋势。不管是高水平人才的高薪,还是农民工的薪酬,本质上都是劳动所得,因为技术、管理能力,都是劳动的一种体现形式。因此,不能对工薪的个人所得税赋予太多的收入调节功能、而将最高边际税率与发达经济体拉开差距,减弱自身对人才的吸引力。

   (五)房租房价

   劳动力成本中房租房价的因素不可忽视。现在的高房价高房租,已经成为我国高科技企业劳动力成本中间一个重要的因素了。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2017年一季度深圳的房价上涨,华为这样的好企业都感到了巨大压力。华为应对深圳房价上升的策略是将一部分机构搬到东莞的松山湖水库去了。连深圳华为这样的企业都因为高房价撑不住,对其他高科技企业的负担恐怕更重。

   根据在广东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广东省将工业用地批给投资办厂的企业,同时允许企业将拿到的工业用地中的百分之几盖职工宿舍。这样就省去了工业用地与商住用地的级差地租成本,职工宿舍作为住房供给的价格就比较便宜了,也就间接的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但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去市场化的,将劳动力的市场化自由流动给破坏了,对市场经济有负面影响。董明珠也讲过,格力为员工准备房子是要让员工干到退休,如果员工离职,那么就收回房子。这样虽然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但破坏了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如果企业都推行这种策略,宏观经济活力就不可避免的被降低。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六)企业集团集中汇总纳税

   按照普遍规律来看,企业研发资源的集中度越高,研发的效率越高,因此很多集团都成立研究院以集中研发资源。但是我们国家的税收实务,是以法人为单位进行研发费用税前扣除的。举例来说,一个集团有下属二级、三级公司,企业将研究资源集中在集团,以研究院形式存在,这样效率最高。但是这会导致二级公司、三级公司没有了研发支出,就不能享受高科技企业的研发税收抵扣优惠政策,这就是矛盾的。例如广汽传褀就专门反映了这个问题,并希望将来政策有所调整。

   经济转型应该是以研发创新为主动力,科技含量提升了经济发展也就更可持续了,这样应该是鼓励集团化、集中化发展的,那么如何解决集团和二、三级法人机构之间的研发与税收优惠的矛盾?如何解决集中纳税的税款在各分支机构所在地分配的问题?这都需要总体设计。

  

   (来源:《经济导刊》2018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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