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严复与近代中国转型

——万里西风雁阵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2 次 更新时间:2018-03-20 20: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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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十九世纪,他在翻译上的开拓之功和对国人的启蒙作用,无人能出其右。

  

   但是,处于时代急剧变化中的严复,置身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中,有着十分复杂的面相。由于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他的政治地位不高,无法跻身于权力的中枢,这是他大半生的焦虑。在中国,官位的大小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尽管他被时人誉为“西学第一人”,但仍不被朝廷赏识和重用,他的头衔仅止于“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属于正四品。很多庸碌窳劣之徒官运亨通,学贯中西的严复只能沉没下僚。严复在30—40岁之间,决定科场一搏,但四次入闱,皆名落孙山,这给他很大的打击。他的一些师友为他抱不平,但这改变不了黄钟毁弃,瓦釜齐鸣的现实。严复从自身的经历中,痛陈八股取士埋没和摧折人才之弊,认为中国积贫积弱以至今日,八股乃亟应革除的弊政。科场失利的打击,使严复落寞消沉,加上恃才傲物,使他与上司李鸿章关系不睦。本来他可以弃北图南,投奔张之洞而求一展长才,但由于他对中国专制思想及制度的批判,二人积不相能,他的这条路也断了。大约在此时,苦闷中的严复染上了鸦片瘾,且终其一生都难以戒除。他曾在文章中自嘲说,中体西用引进了西方很多东西,大多淮橘成枳,难收实效,唯有鸦片一物为国人所钟爱。他对鸦片深恶痛绝,认为“害效最著”,陈层层严禁之策,然而他自己就是受害者和顽固的瘾君子。这可以看出严复性格上软弱颓唐的一面。他和上司与同僚的关系都很一般,这是他与人相处上的短板,更由于缺少坚强果决的意志,所以只能在译事和文章上有所成就。他曾短暂地主持安庆高等学堂和北京大学,因人事纠纷而自动去职。他是主张从教育入手,开民智,新民德、强民力,为中国富强行治本之策的,然而真叫他执中国高等教育之牛耳,他却做不下去,因而几无建树。他的好友林纾感叹道:“君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此可哀也。”岂无一试之时机和平台,自身缺乏坚毅果决的意志而不能持之有恒也。

  

   有人把严复和日本的伊藤博文(1841—1909)相比较,认为严复只能“坐而言”,却不能像日本的伊藤博文那样返国后“得君行道”,把中国带向转型之路。不错,伊藤博文和严复都处在各自国家被西方破门而入的转折时代,但前者出生在下层武士家庭,日本的武士文化使伊藤博文养成以命相搏的狠劲和认准道路宁死不返的韧劲,而这是出生于儒家文化垫底的中医之家的严复决不可能有的品格。伊藤博文开始是一个排外的“愤青”,从事暗杀迫于西方压力而妥协的幕府人士。但排外并没有把日本带出困境,1863年,长洲藩主命令他和其他三个年轻藩士秘密出洋,到英国留学。此时的伊藤博文也是23岁,和严复去英年龄相同,这是他们的命运暗合之处,因此才有人把他们相类比。伊藤博文在英国亲眼目睹西方文明,思想发生变化,认识到,攘夷绝非日本新生之路,只有开国,向西方学习,日本才能走上光明大道。此后,他为自己“脱亚入欧”的理想做着不屈不挠的努力。作为日本第一任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在推动日本走向现代化方面贡献巨大。1881年起,他主持开设国会,制定宪法,推行政党政治,组织自由民权运动,主张司法独立原则,使日本在制度上走向了西方民主之路。严复所以不能和伊藤博文相比,不仅在于个人性格和修为上,更在于两人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严复回国之后,只能做为洋务运动中教英文的教师(洋文总教习),无法参与政治活动。即使有政治活动的平台,在腐朽的清王朝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且不说在实际政治中影响日本近代走向的伊藤博文,即和同时代的福泽谕吉对日本国民的思想启蒙相比,严复对十九世纪中国的思想影响也谈不上多么重要。福泽谕吉比严复大19岁,福泽谕吉主持庆应义塾(后发展为闻名世界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办《时事新报》,也从事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翻译和引进,他是日本“脱亚入欧”论的积极提倡者,从旁观者的角度,他对腐朽清王朝的认识高于国内许多当权者和士大夫,他说:“日支(支那,即中国)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韩更为相似,此两国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中国对西方的学习,只注意引进“器”的方面,对西方文明的本质,即思想和制度,不仅无视,且采取排斥的态度。他认为这是日本和中国同样学习西方根本上的不同。他认为中国已变为腐朽、顽固和野蛮的国家,日本应以西方文明的标准判断是非,脱离开中国影响,加入西方文明的阵营,这样,日本很快就会成为东亚的盟主,强大起来。一百多年前,福泽谕吉的此种认识,当年的中国人除严复等人外怕是很少有人认识到。福泽谕吉一生没有官职,只是从事教育、翻译、著述的民间人士,严复虽有正四品的道员之称,后又被授予“文科进士”,但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实职和操作空间,原则上说,也只能算作民间人士。但从实际的影响和事功来说,严复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实在有限。和福泽谕吉一样,严复也从事过中国的高等教育的管理工作,但福泽谕吉主持的庆应义塾是他自己的学校,严复的职位是被聘任或被任命的公职。他缺少管理才能,和同事与下属不能和睦相处,所以,在职时间都很短。1912年,他被袁世凯任命,出掌北京大学,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但他只干了不足八个月,就撂挑子不干了。他也办过一份名为《国闻报》的报纸,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他的报纸不能持久也在意料之中。先是有人说他的报纸和外国人勾结,引起了光绪皇帝的疑心,命北洋大臣王文韶调查,虽然解除了疑虑,但显然举步维艰。康梁戊戌变法失败后,风声日紧,他怕以言贾祸,就把报纸卖给了日本人。他和福泽谕吉同样,从事西学的翻译,但无论就数量和所涉范围之广,严复都不能和后者相比。福泽谕吉翻译的书前后共有六十余部,论册数,计达一百数十册。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固不待说;就是天文、物理、化学,或是儿童读物、习字范本、修养丛书等,甚至连簿记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战法等,都包括在内,范围之广,有如百科全书。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引进,十九世纪的中国,严复如不能和岛国日本的福泽谕吉相颉颃,更有何人哉!另外,就著述的影响来说,更不可同日而语。福泽谕吉的著作文采斐然,通俗易懂,易于深入人心;而严复的译本对应的是桐城派古文的笔法,雅则雅矣,偌大中国,除了有古文修养的文人学士,又有几人能懂?严复自己的著述皆为文言,一般识字人读来皆感费力,其影响力当然大为减弱。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在日本几乎无人不知,其所著《西洋事情》十卷,在日本发行竟达25万部,几乎人人一部。日本民风大开,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端赖于此。

  

   十九世纪的中日两国,皆处在被迫打开国门,接受西方文化的时代,当时两国先进人才的对比,于斯可见,其最后的成果不待预卜而知。福泽谕吉虽然终生在野不仕,一直以民间学者文化人的身份开办学校、编辑报纸、著书立说,其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政治家或其他方面的人士。一百年来日本主流舆论奉福泽谕吉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的肖像一直印在日本面额最大的纸币——即一万元纸币上。而中国的严复,似乎早就被一般的中国人所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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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一生,和许多大人物有过交集。如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和驻英大使郭嵩焘成为忘年交,尽管他们对西方文化有相同的钦慕,认为向西方学习乃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由于年龄和社会地位的差距,很快就相忘于江湖。回国之后,晚清重臣李鸿章又调其到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但李鸿章似乎并没有为他的前程提供帮助,1891年,他已经37岁,才升为正四品道员。此时他身体欠佳,精神郁闷,染上了鸦片瘾。北洋水师虽为国家海军重镇,但严复亲见其军纪废弛,内幕黑暗,种种劣败之行,使严复对国民的品格和改革的前景产生悲观情绪,也加重了他的精神苦闷。他对自己的工作并无热情,自云“味同嚼蜡”。严复自小丧父,15岁就进入船政学堂学习轮船驾驶,这是一所军事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相对封闭,专业性强;23岁又赴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在当时的中国是比较另类的青年。社会上没有人会对他的专业感兴趣,也少有人与他用英文交流,因而养成他孤高自傲,我行我素,与人不易相处的性格。他对人和事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标准,不因个人好恶而改变,尽管李鸿章对他没有恩宠私交,他仍然认为李是晚清政府难得的明白人,忍辱负重而尽忠国事。李去世后,他撰一挽联:“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倘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将何如?”李若地下有知,当感这位多年被其冷落的部下乃是真正的知音。

  

   他在李鸿章那里不得志时,曾有意投奔张之洞,但严复本质上是书生,对未来的靠山并无巴结屈从之意,终因发表时论文章得罪了张之洞,断了另谋高就之路。这或许他未及预料的。但《辟韩》等文从根本上揭示中国专制主义的本质,指出秦以后之帝王皆为“强梗欺夺”的强盗,几千年因惧怕人民觉醒而实行愚民统治。这样忤君犯上的言论,皇帝也不能容,况寄生于庙堂奉君如父的众多臣子呢?但严复就是严复,他后来曾说张之洞是“妄庸巨子”,祸国之人,批驳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痛言朝廷应破把持之局,他引孔子之言,痛斥为私利而阻碍改革者为“鄙夫”,云“小人宁坐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身一朝之富贵”。心中未尝没有张之洞的影子。——张之洞虽非晚清的顽固派,但他与晚清朝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同体同命,休戚与共,他的改革和“西用”之说只是为了保朝廷,严复比他看得更远更深。

  

   严复在1898年即戊戌年9月14日曾蒙光绪皇帝召见。这一年他44岁,所译《天演论》发行不久,声名大噪。康梁的戊戌变法正在进行中,严复并没有参加康梁等新党的活动,他不在圈子里,或许新党有人认为严复这样有西学背景的人宜应大用,因而建言皇帝召见。但晋见皇帝没有给严复带来任何命运的转机。外面的人很难看清庙堂内的情形,雷霆飙风之来,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敏锐地感觉到。此时,政局险恶,光绪帝的变法频遭阻遏,顽固派积聚力量,正在拼死抵抗,慈禧太后已经对光绪帝积累了太多的怨恨,她覆手之间,一切所谓的新政都将化为乌有。就在同一天,光绪帝命杨锐带密诏给康有为,诏称“朕位且不保,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云云。(张荣华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康有为卷》附康有为年谱简编)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光绪帝还有什么心情与严复深谈呢?6天之后,即9月21日,政变发生,光绪帝被囚,慈禧回宫训政,谭嗣同等六君子相继被捕,几天后,被杀于菜市口。光绪帝接见,对严复来说,可能是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但无论对中国政治还是对严复本人都毫无意义。这一年,严复有《拟上皇帝书》,不知是接见前准备的折子还是事后欲上书言事,其忠君爱国之心,剖肝沥胆之诚,对世事洞见之明以及切要实际的分析都令人折服。他陈请皇帝在实施变法前应亟行三事:一曰联各国之欢;二曰结百姓之心;三曰破把持之局。用现在的话来说,要为改革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民意基础,限制或打破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把持的权力,如此,变法和改革才能顺利进行。真可谓句句皆中肯綮。他建议皇帝开展高层外交活动,请皇太后监国,由十几艘军舰护送,带领庞大的外交团队,亲自走访西欧各国,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缔约结盟,申天子励精图治之志,破列国侮慢觊觎之心。正是:野贤焉知朝中事,空将良策付流云。严复的上书即使能够上达天听,被囚于瀛台的光绪帝读到,也只能流涕叹息也。

  

袁世凯尚未执掌国柄时,和严复就有交往。1897年,严复与夏穗卿、王修植、杭辛斋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袁世凯正在小站训练新军,每周提前到天津,必至王修植处落脚,和几个文人作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高论”,(见严复为杭辛斋《易学笔谈》二集所作序)当时他们“靡所羁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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