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严复与近代中国转型

——万里西风雁阵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2 次 更新时间:2018-03-20 20: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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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所以“骇笑”者,那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啊!

  

   严复因为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尽管他学通中西,在那个时代是最了解西学的士人,但在官场上却得不到重用,也被靠八股文起家的权贵看不起。严复因此发愤于科考,自1885年始,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皆名落孙山。从自身痛苦经历和八股取士的实践中,认识到“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救亡决论》)他总结八股误国之害: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社会上充斥着游手好闲,不辨菽麦,不事生产,考场作弊,醉心仕途,于家国有百害无一用的八股士人,使国家愈愚愈贫。他认为八股也为统治者愚民之一法,因此和当时很多有识之士一样,呼吁废除八股。严复在30岁至40岁之间准备科考,集中精力重读深读经史典籍,补足了自15岁即中断了的中国传统教育。但他毕竟有西学的眼界,他深入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后,觉得中国的知识和西方的知识有着巨大的差距,中国知识人好古,所学所议,孜孜圪圪,终其一生,对强国富民百无一用。“盖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衿而忘实祸。”厌弃科举的士人,“厌制艺则治古文词,恶试律则为古今体,鄙折卷者,则争碑版篆隶之上游;薄讲章者,则标汉学考据之赤帜。”知识人即使不入八股科考之门,不过去搞古文词,抄古碑,习书法,做训诂考据,“于是此追秦汉,彼尚八家……唐祖李杜,宋祢苏黄;七子优孟,六家鼓吹。魏碑晋帖,南北派分,东汉刻石,北齐写经……钟鼎校铭,圭琮著考,秦权汉日,穰穰满家,诸如此类,不可殚述。然吾一言以蔽之,曰:无用”。严复把历代中国读书人醉心的学术志业判之为无用,是和西方知识人所关注的文化相比较而言,认为西方人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切近实务,不尚空谈,于国于民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而中国读书人好古谈玄,在书法、考据、钟铭鼎石、训诂考据上终一生之力,终无补于国衰民困。这样的学术和文化也是愚民之一种。八股取士加上千年以来知识人所浸淫其中的学术文化,把中国弄到了败亡的地步。当然,严复也并非全盘否定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他说,中国之学术“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他又斥“侈陈礼乐,广说性理”的陆王心学乃玄远无实之学。他说,当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不独破坏人才的八股宜除,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束之高阁。他认为所谓陆王心学,完全是师心自用,闭门造车之学。如骊山博士说瓜,先不问瓜之有无,议论先行蜂起。他举了明朝儒生王伯安的例子,对着窗前一竿竹子冥思苦想,想从中弄清心学之道,结果,“格竹”七日,把自己弄出病来了。西方有格致之学,乃科学也。王伯安和西方植物学家之“格”,简直风马牛,这样的学术于国计民生有何实用哉?

  

   严复有西学的功底和眼界,因此对中国文化能深入其内,又出乎其外,无论对韩非与秦政的批判,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检讨,都洞烛其病灶。正因为有视民如奴虏的专制主义制度,才有锢蔽民智的愚民文化。千年以来,八股取士,无用无实之学术,造就弱国愚民的朝廷。在西方列强破门而入,“运会”之来,无可阻遏之际,唯有开启民智的启蒙,向西方学习,才能救亡图存,开出中华民族的新路,使中国实现近代的制度转型。

  

   严复是百余年前,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一度有着最清醒最激进认识的知识分子。他对中国落后的原因从制度和文化层面给以了深刻的批判,触动了专制主义的老根子,因此也招致了专制主义上层及其卫道士最为激烈的反抗。他的《辟韩》一文一出,晚清大臣张之洞就认为这是离经叛道,非君犯上的“洪水猛兽”,命御史屠仁守在《时务报》撰文反驳。严复也私下称张之洞为“妄庸巨子……恐此后祸国即是此辈”。张之洞一度曾想将严复罗致自己麾下,但由于两人思想上存在根本分歧,关系破裂。

  

   张之洞最为世人所知的是他提出的“中体西用”说,既不改变中国固有之思想制度,只引进西方之术,为我所用。严复认为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他列举了中国当时引进西方的一些做法,曰:“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务,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杂数来,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则又何也?”(《原强修订稿》)他引用苏东坡的话:“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中国引进西术,因没有社会基础,上作而下不应,流于形式,收不到强国富民的实效。“中体”不动,“西术”无法为我所用。强为之用,淮橘为枳,劳民伤财,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了严复的灼见。

  

   千年专制主义的统治,以奴虏驱民(民亦以奴虏自视),以无用无实之学术束缚知识人的头脑,思想被禁锢,民德、民智、民力愈益窳败堕落,中国积贫积弱久矣。面对前所未有的外力冲击,也有人提出两种自保之路:一是不变祖宗之法,走中国自己的路。“中国之所以不振者,非法制之罪也,患在奉行不力而已。祖宗之成宪俱在,吾宁率由之而加实力焉。”就是说,按照秦始皇的办法,尊崇法家,力行秦政,“于是而督责之令行,刺举之政兴。”上督下责,检举揭发,严刑苛法,人人自危,刺举之政,遍于国中,则天下何言不治?严复说,“如是而为之十年,吾决知中国之贫与弱犹自若也。”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见。二是既然西方富强有术,我们照搬其术就是了,于是大搞洋务,通铁轨,开路矿,练陆军,置海旅……其效如何?人所共见也。

  

   严复认为,改变中国之贫弱,必须从根本即从启蒙和教育入手,改变中国人的观念,提高中国人的公德心,开启中国人的智慧之门,而这一切,首先要使中国人由跪下的“奴虏”成为站起来的自由人。所谓国家富强,根本在于国民有权利,有尊严,”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立始;民各能自立,又必自皆得自由始;然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民何得自由、自立而自治。由专制国家的“奴虏”成为民主国家的公民。所以,严复提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之后,严复对比中西教育,批判中国教育对人的戕害。“且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致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至于中国之民德,严复举了一个例子,他在北洋水师任职,甲午年办海防时,有人为了获取一得之私,偷工减料,竟然在制造水雷和炸弹时以沙泥代替火药。这件事使西方人大为吃惊,在报纸上评论说,何以中国人不怕战败失地、丧师辱国见小利而忘大义?甲午之败,岂偶然哉?在《救亡决论》一文中,严复引一位朋友的愤慨之言:“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此弊从上到下,一以贯之,且问政事、政教何事不作伪?又何事不无耻也?上行下效,社会上作伪已成风气,为害之烈,何可尽言!至于民之公德心,国乃一人或一伙人之国,国本私产,无公可言,奴虏不必为主人负责,何公德之可云乎!

  

   严复说来说去,还是归结到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制度。他说,政府如果真有改革图强之心,你就做一件老百姓期待最殷呼声最高的实事让大家看一看,“有一二非常之举措,内有以慰薄海臣民之深望,外有以破敌国侮夺之阴谋,不然,是琐琐者,虽百举措无益也。”当然这是对聋子喊话,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严复深知近代国家转型决非易事,专制权力既为私有,又不受制约,必定形成特权,权力必被滥用和寻租。权贵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特权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必然拼死抵制社会转型,所以,要专制统治者随“运会”而变更制度和行为规则,无异与虎谋皮。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引用一位官员论及庙堂顽固派的话:“世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推测其心理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是啊,为什么让改革成功,把我的特权地位弄没了呢?即使天下危亡,天下人共担,让我为此牺牲权位和利益,休想!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为了保住垄断的权力,任何伤天害理的坏事都可以干得出来,这是专制权力的本质所决定的。正因如此,虽然“运会”已至,世变已亟,严复深知,腐朽的清王朝是不会弃旧图新,走上人类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的。在西学东渐,大潮汹涌的十九世纪末,严复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原强》一文中,他对此文很重视,因言犹未尽,又写了续篇,最后做了修订,他在《原强修订稿》中提出了学习西方制度的重要性,最后引用梁启超的话说:“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且问专制权力家天下有万世一系,亘古不变的吗?大势相逼,想不变可能吗?清王朝拖延不变,结果“变之权”让给了革命党,土崩瓦解,一命呜呼。

  

   殷鉴不远,岂可不凛然深惧哉!

  

   严复对中国转型期的思想贡献,因其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国民性的深刻反思,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是最清醒和最深刻的。其主要原因,和一般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士大夫不同,他有着西方学识的底子,有世界的眼光,在中西文明的对比中有切身的痛楚和清明的理性。

  

   严复是福建侯官人,十五岁起就入由清末革新派和洋务派大臣沈葆桢(1820—1879)与法国人日意格所创办的船政学堂学习,他在那里以英文为专业语言,学习算术、几何、物理、化学、机械等航海课程,与同时代以读经和八股为课业的少年相比,他非常幸运地很早就接受了现代教育。1871年5月,十七岁的严复在该校毕业,其后的6年间,在英国皇家海军的教导下,分别在“建威”和“扬武”两艘军舰上实习,曾到过新加坡、日本和台湾等沿海各省。这种阅历和眼界,又非浸淫于经史子集和举业中的青年所可比。严复在23岁时,被清政府派遣,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他在英国待了两年,其间与驻英大使郭嵩焘成为忘年交,两人有机会就中国接受西学,融入世界的问题进行深入的交谈,为了开阔这些青年的眼界,郭嵩焘还带严复等人访问过法国。在英国和法国的学习和游历,使青年时代的严复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严复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其教育和个人经历异于侪辈,是一个特例。

  

严复被国人所重,似乎并非因他对国事的思考和议论,乃是他对流行于西方思想界经典文献的翻译。对赫胥黎《天演论》的翻译,使他在国人中暴得大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一时深入人心,对被迫洞开国门而又惶惑无措的中国无异当头棒喝。其后,他陆续翻译了《原富》、《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西方重要典籍,将西方重要思想家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边沁、亚当·斯密、穆勒等人的思想介绍到中国,这对于国人认识西方文明,开启民智有着开拓之功。我们的近邻日本在学习西方上是走在前列的,日本因“脱亚入欧”摆脱了东方的文化羁绊,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其中,翻译西方文化是一个异非常重要的举措,以致于我们如今使用的许多耳熟能详的名词皆来于日本的翻译。加藤周一认为“明治的翻译主义”实现了西洋文化的“日本化”过程,同时也确保了日本文化的独立。严复的翻译工作不仅有着骄人的实绩,他还为翻译确立了信、达、雅的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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