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勇:权利与德性(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4 次 更新时间:2018-03-20 20: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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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勇 (进入专栏)  

   原编辑者按:该文写作于1995年-1997年夏勇先生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原文为英文,题为“Rights and Virtue: An Analysis of Chinese Rights Discourse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英文初稿刊登于《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1996年创刊号),中译文收入作者的专著《中国民权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一书第二章。本文是首次在网络上刊布,并按照微信制作的通例,删除了文章的所有注释,考虑到文本较长(约有四万余字),故分上、下部分刊出。为使读者明晰文章写作的背景和基本的问题意识,编者特意摘选了《中国民权哲学》序言“我这十年的权利思考”中的相应文字置于正文之前。

  

   用英文写《权利与德性》一文,对我来讲,是痛苦而有益的挑战。我似乎又回到权利的本原问题。不过,我已不再像写《人权概念起源》一书的有关部分时那样,把关注点放在为什么中国文化传统里没有这个、没有那个,而是意识到了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以足够的主体精神来建设性地提炼、融合或转化中国文化里的权利要素,以中国人的话语加入到当代世界的权利哲学对话里。在作出这番努力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识别中国文化的个性,也要识别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共性,既要交流,也要汇流,即,既要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主导思潮汇流,也与之有效地交流。在《起源》一书里,我似乎只满足于人权问题上的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的辨异和不乏勉强的融通,例如,设问中国文化传统是不是与人权相悖,如果不相悖,为什么没有人权概念和制度,如何在现时代运用中国的仁道尤其是和谐观念去贯通人权。这些问题不可谓不重要,但毕竟还是隔着厚厚的一层。

   这个时候,我的思考范围还从编写《走向权利的时代》时对公民权利危机的忧虑伸展到对公民道德危机的关注。我逐渐认识到,就美好的人类生活和健全的社会制度来讲,对个人尊严的信仰和对社会责任的信仰是不应该分离的,也是不可分离的;应该更多地从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角度,来强调对民主和人权的道德承担,强调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强调关于妥协与中和的政治意愿;应该努力锻造一种德性,一种新德性。

   于是,我提出“德性权利”概念,并以政治参与问题作为案例,从历史文化、社会结构、政治哲学和经验素材等视角多维度地阐释这个概念。德性权利论本身,标志着我不再像写乡民权利的文章时那样,把利益个别化和个别化利益的增长,作为叙述和解释当代中国人权利生长的不二法门。我开始从人的道德资格和意志的角度来研究权利,并由此开出一片权利的文化解释空间。在我看来,强调德性并不必然导致贬低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提升个人权利也并非必然削弱对集体利益的道德关怀。当代中国道德话语的枯竭,既导因于传统价值和学问的衰落,也导因于“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的附带结果,因为在这种模式里,德性遭到滥用。为了最大限度地使政治道德化,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使道德价值政治化,应当把政治参与理解为既是德性的践履,又是权利的实行。这样的思路,无疑超出了《走向权利的时代》。希望读者诸君能够认真地阅读这篇文章,帮我好好琢磨一下德性权利概念及其相关的学理,看它究竟能否成立,为什么能够成立或不能够成立;如果能成立,它的解释力如何,边界又在哪里。

   ——夏勇《我这十年的权利思考》

  

   要 目

   一、导论

   二、德性权利与德性义务:传统模式

   1、“德”的概念及其在政治参与中的涵义

   2、以德性为基础的权利及其正当性

   3、以德性为基础的义务及其与权利之关系

   三、德性权利能被发展成有效的个人权利吗?

   1、德性权利和自然权利

   2、哲学上的观点

   3、作为绝对个人权利的德性权利

   4、社会学上的观点

   起义

   乡村自治

   社会组织

   政府选拔

   四、“集体权利——个人义务”:一种新模式

   1、西方权利概念的接纳

   现代权利观念的迅速接受

   文化工具主义

   政治工具主义

   2、“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之形成

   个人依赖与集体正义

   阶级认同与集体主权

   集体权利与政治权威

   新的义务及其与权利之关系

   五、改革以来中国人的权利意识

   1、权利意识之转变及其动力

   “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之坍塌

   权利推理与生活经验

   经济改革

   法律发展

   2、 政治冷漠及其意义

   个人权利之观念

   制度资源

   公民精神

   六、 结论:民德与民权

  

   一、导论

   权利话语源起西方,但时下已然成为世界性现象。这一话语系统,使现代社会著有若干特征:如,说现代社会是一个“权利文化”的社会,或者说现代社会是“以一整套信仰和价值为特征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诸种信仰和价值中,权利话语扮演着一个非常突出的角色。”在权利文化的语境里,作为一种规整和表达正当要求的合适的和有潜力的精致工具,权利的原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直接表达所有实践理性要求的途径。

   然而,如下说法或许未失偏颇,那就是,现代权利的原理范围如此宽泛和柔弱,以至其结构有时竟相当模棱和难以理解。进一步,在对话和讨论中对权利及其重要性的误解就更是司空见惯。如此,从一种跨文化角度出发,来对权利及其相关事物进行明晰的研讨,就是非常值得一做的事情。由于在非西方国家中,权利话语常常更加重要,也更加复杂,而且眼下对该主题的讨论又有过于简化的缺陷,则我们的研讨,不仅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而且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研究,会分辨需要(或不需要)以权利名义来表达的基本原则和价值,也将详细阐明权利和其他强势文化习语之间的关系。研究甫始,我将假设概括如下:

   (1)现代权利理论认为,人类的需要、愿望、欲求及与之相关的行为就是基本权利——如自由、政治参与和追求幸福等。我认为,需要、愿望、欲求及与之相关的行为并非一定或自然地就应被看作个人权利,它们也不仅仅就是权利问题。而且,除非强迫个人尊重或实现某些特殊要求的德性社会存在,否则,权利就不能被现实化和成为一个极富内涵的概念。

   (2)当前权利对话中被弄得混乱不堪的一个概念——义务——应被审慎地分成两种类型:与权利相对应的法律义务或道德义务(指法律权利或道德权利);与权利不存在对应关系的德性义务。相应地,也存在两种类型的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权利;与义务不存在对应关系的权利(即德性权利)。部分是由于霍布斯理论的支配性优势,现代权利话语己不再理会德性权利和义务。而且,它也疏于为全球层面的人权之现实化和概念化提供一个理论的框架。

(3)正象同样的权利观念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具有不同的理解一样,基于人性的权利之正当性也不能仅由西方的自然权利理论来作论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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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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