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平:网络诽谤案件中“通知—移除”规则的合宪性调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1 次 更新时间:2018-03-20 15: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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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海平  

   [20] 王涛:《网络公共言论的法治内涵和合理规制》,《法学》2014年第9期。

   [21] 这是笔者在与一些民法学者交流时听到的一种观点。笔者虽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还是向提出这一意见的学者表示感谢。

   [22] 当然,限制的严重程度会影响到其是否合宪的判断,对此后文有进一步的说明。

   [23] 参见Corey Omer, Intermediary Liability for Harmful Speech: Lessons from Abroad, 28 Harv. J. Law & Tec 289 (2014);另可参见前注5,蔡唱文。

   [24] 陈道英:《ICP对用户言论的法律责任——以表达自由为视角》,《交大法学》2015年第1期。

   [25] 参见前注6,梅夏英、刘明文。

   [26] 参见前注3,王利明文。

   [27] 初钢兴诉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一终字第01845号。

   [28] 孙海婷诉陶菲、合肥肥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1民终381号。

   [29] 黄岛区某某珠江路店诉北京某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5)黄民初字第8770号。

   [30] 这也是笔者在与一些民法学者交流时听到的一种观点。

   [31] 参见陈道英、秦前红:《对宪法权利规范对第三人效力的再认识:以对宪法性质的分析为视角》,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2 期。

   [32] 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8-67页。

   [33] 同前注32,张翔书,第59页。

   [34] 同前注32,张翔书,第67页。

   [35] [日]芦布信喜:《宪法》(第三版),林来梵、凌维慈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

   [36] 事实上,有民法学者明确指出第36条“用词模糊,无法理解”。邓社民:《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限制问题探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37] 代表性观点,可参见尹田:《论法人人格权》,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钟瑞栋:《“法人人格权”之否认》,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7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页。

   [38] 参见徐中缘、颜克云:《论法人名誉权、法人人格权与我国民法典》,《法学杂志》2016年第4期。

   [39] 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所以,如果限制基本权利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则可以视为正当目的。

   [40] 贝尔好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诉广州盛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04050号。

   [41]同前注32,张翔书,第65页。

   [42] 在实质层面判断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否合宪的时候,常用的方法除了比例分析之外,还有“利益衡量”(balancing),以及类型化规则(categorical rules)。关于这三种方法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可参见[美]马克•图什内特:《比较宪法:高阶导论》,郑海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2-110页。

   [43] 林来梵主编:《宪法审查的原理和技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

   [44] 同上注,林来梵书,第237页。

   [45] 参见张新宝、任鸿雁:《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期;以及徐伟:《平台提供者侵权责任理论基础研究》,吉林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第35-37页。

   [46] 实际上,在我国起草《侵权责任法》时,已经有美国专家指出《数字千年版权法》不能适用于人格权侵权纠纷,也不建议中国在规定网络侵权责任的规则中全面采用这样的规则。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侵权责任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52-353页。

   [47] 参见David S. Ardia, Free Speech Savior or Shield for Scoundrels: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termediary Immunity Under 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45 Loy L.A. L. Rev. 373, 452 (2010)。

   [48] 参见Zeran v. America Online, Inc., I29 F.3d 327 (4th Cir. 1997)。

   [49] 参见Defamation Act, 2013, § 5(3)(a)。 available at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3/26/section/5/enacted.

   [50] 同前注32,张翔书,第65页

   [51] 同前注43,林来梵书,第237页。

   [52] 参见郑刚:《公职人员的人格尊严权克减之衡量——人权语境中的名誉和隐私》,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53] 参见胡弘弘:《论公职人员的名誉权救济》,载《法学》2009年第2期。

   [54] 当然,在网络诽谤案件中,发布言论的用户许多时候是匿名的,因而加大了被侵权人追究诽谤责任的难度。但被侵权人可以要求平台提供者提供涉案网络用户的信息。这与被侵权人要求平台提供者直接移除相关内容还是不同的。

   [55] 孙旭培:《舆论监督的回顾与探讨》,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56] [德]卡尔•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7页。

   [57] 关于合宪性解释在我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已有不少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包括: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

   [58] 王利明教授在《论网络侵权中的通知规则》一文中提出,“对于较为明显侵权的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通知之后,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但是对于何为“明显侵权的信息”,王教授并未提出明确标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本文刻意没有使用“明显侵权的信息”这一概念。不过,这里所说的“与公共利益无关且有损个人名誉”的言论,大致也可以说是一种“明显侵权的信息”。参见前注3,王利明文。

   [59] 参见前注6,梅夏英、刘明文。

   [60] 参见前注5,蔡唱文。

   [61] 参见前注45,张新宝、任鸿雁文。

   [62]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条、第24条。

   [63] 王利明、张新宝等学者支持这种主张。前注3,王利明文;前注45,张新宝、任鸿雁文;。

   [64] 张琴诉北京华网汇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39819号民事判决书。

   [65] 在第36条第3款的“知道”是否包括“应知”的问题上,民法学界存在严重的分歧意见。相关争议可参见徐伟:《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认定新诠——兼驳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论》,载《法律科学》2014年第2期。

   [66] 黄宇翔诉河池日报社,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桂1226民初191号。

   [67] 有不少民法学者也支持将第36条第3款中的“知道”解释为“明知”和“实际知道”,不包括“应知”。代表性观点,可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59页;前注45,张新宝、任鸿雁文;前注65,徐伟文。

   [68] 同前注45,张新宝、任鸿雁文。

   [69] 杨立新、李佳伦:《论网络侵权中的反通知及其效果》,《法律科学》2012年第2期。

   [70] 于长水诉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2015)沂南民初字第2455号。

   [71] 王甫刚诉南京西祠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徐民终字第3676号。

  

   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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