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平:网络诽谤案件中“通知—移除”规则的合宪性调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1 次 更新时间:2018-03-20 15: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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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海平  
导致诽谤案件中的投诉人可以比较容易地发出通知。这是很不合理的。与网络传播权案件相比,网络诽谤案件更多地牵涉到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监督权,更有必要对通知的内容提出严格的要求,以防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不必要的限制。

  

   就通知的形式而言,2014年《规定》要求被侵权人使用“书面形式或者平台提供者公示的方式”。本文认为,至少在那些涉及公共利益的网络诽谤案件中,为了充分地保护言论自由和监督权,原则上应该要求投诉者以书面形式发送通知,并附上投诉人的签名及身份证明。书面形式的优点,是比较正式,可信度高,且有利于形成证据,因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通知-移除”规则被滥用。[63]

  

   在前两年比较著名的“中石化非洲牛郎门”案中,则涉及一个更为具体的争议:原告通过电子邮件向客服邮箱发了删贴通知,但被告(华网汇通公司)则否认收到上述电子邮件,并主张原告应选择“内容举报”渠道发送删帖通知。法院认为,“客户服务邮箱及‘内容举报’渠道均是华网汇通公司对外公布的,且能够与华网汇通公司取得联系的渠道,作为普通网络用户,有理由选择其一”。[64]

  

   本文认为,在已经有专门的“内容举报”渠道的情况下,向客服邮箱发送的电子邮件,不应被视为有效的通知。这是因为,如果只是通过电子邮件向客服邮箱发送删贴申请,至少有两大弊端:第一,客服邮箱可能每天收到大量邮件,难以及时处理,而且可能被归为垃圾邮件。第二,发送邮件者的真实身份难以验证。相反,如果是专门的“内容举报”渠道,则平台提供者可能要求投诉者提供特定的信息,因而也有利于防止“通知-移除”规则被滥用。

  

   (三)限缩“知道”责任,免除平台提供者的审查义务

  

   第36条第3款规定:“平台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一般认为,这是对第36条第2款的补充:有些案件中,虽然没有通知,但由于特殊的情况,平台提供者“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所以也有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解释“知道”一词。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至少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对“知道”做狭义解释,将其限定为“明知”或“实际知道”;另一种则是对“知道”做广义解释,不仅包括“明知”和“实际知道”,而且包括“应知”和“有理由知道”。[65]

  

   在不少案件中,法院对“知道”做了广义解释,将其解释成了“应知”、“有理由知道”。例如,在前述黄宇翔案中,法院之所以认定河池日报“知道”相关诽谤信息的存在,主要理由就是网站管理员跟贴回复了发帖的网民。然而,从判决书中公布的事实来看,网站管理员并不一定实际知道前述帖子所反映的情况失实。实际上,法院在判决书中也承认,“河池论坛管理员在无法确认网友贴子所反映事实是否真实性的情况下,未对贴文涉及的当事人照片和文字及时处理,仍然将贴子挂在网页上”。[66]既然网站论坛管理员“无法确认”相关帖子的内容是否属实,则他(她)也就不是明知或实际知道相关网络内容构成诽谤。

  

   本文认为,从合宪性解释的角度出发,至少在诽谤案件中,应该对“知道”做狭义解释。也就是说,只有在平台提供者“明知”或“实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互联网对他人进行诽谤的情况下,平台提供者才有义务移除相关诽谤内容。[67]如果对“知道”进行广义解释,则非常不利于言论自由,因为这样的解释实际上是要求平台提供者对网络用户的言论进行全面的审查。对于所有涉嫌诽谤的内容,平台提供者都可能“应该知道”其性质,也有可能为此而承担法律责任。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平台提供者总是倾向于过度审查,因而可能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监督权构成侵害。

  

   (四)拓宽“必要措施”的范围,同时坚守“必要性”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36条只是要求平台提供者在收到通知之后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但并未指明在具体案件中究竟采取何种措施,因而也需要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解释。有学者指出,“究竟采取哪种措施需要根据在具体的事件中是否能够制止侵权行为而定。能够制止侵权,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的,即为必要的措施。”[68]

  

   本文认为,为了避免对言论自由造成过度的侵害,在选择具体措施时,不仅要考虑某种措施在制止侵权行为方面的有效性,而且要考虑其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程度。在具体做法上,至少可以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应该拓宽“必要措施”的范围,将除了第36条所列举的那些措施之外的其他措施也吸纳进来;另一方面,要坚守必要措施的“必要性”,避免采取不必要的措施。

  

   就拓宽“必要措施”的范围而言,至少可以考虑将“反通知”措施吸纳进来。所谓“反通知”,是指平台提供者根据被侵权人的通知采取了必要措施后,如果最初发布信息的网络用户认为其发布的信息未侵犯被侵权人的权利,或者其他网络用户认为平台提供者采取的必要措施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则可以向平台提供者提出要求恢复删除、取消屏蔽或者恢复链接等恢复措施的权利。[69] 此种反通知制度的设立,有助于平衡网络诽谤案件中以平台提供者为中心的信息发布者、被侵权人、以及其它用户之间的利益。在具体规定上,也可以参考前文已经提到的英国《诽谤法》的相关规定。

  

   就坚守必要措施的“必要性”而言,则主要是对法院的要求:在删除、屏蔽、等多种可能的措施中,应该选择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监督权构成较小限制的措施。不妨以前文提到的两个具体案件为例。在于长水案中,法院判决天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清除关于于长水负面内容的文章”。[70]这样的措施,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可能过于严重了,可以说是没有必要的。相比之下,在王甫刚案中,法院对于“必要措施”的理解,就更为恰当一些:在那个案件中,原告认为平台提供者在知道涉嫌诽谤的帖子之后应该采取封号、屏蔽等措施防止网络用户再次发出相同内容的帖子,但法院认为封号和屏蔽并不是必要的。法院指出,如果仅仅因为网络用户发布了一些涉嫌诽谤的内容就对其采取中止服务(即“封号”)的措施,属于过于严厉的措施,“与其侵权行为、侵害后果之间不成比例,将影响其正当的使用网络空间的自由和网络监督自由”。[71] 这样一种解释,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是对第36条所规定的“必要措施”的一种合宪性解释。

  

   结语

  

   通过对现实司法案例的梳理,本文证实了“通知-移除”规则在适用于网络诽谤案件时容易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监督权的限制,并指出这种限制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存在严重的违宪嫌疑。如果承认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最高性以及言论自由和监督权在民主社会中的重要性,就必须正视这一问题。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机制,但法院应该尝试对该规则进行合宪性解释,而立法机关也应该及时修改或补充该规则,使之与宪法的要求相符合。本文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有操作性的主张,可以为立法和司法机关提供参考。

  

   当然,本文并不否认公民名誉权的重要性。实际上,名誉权作为公民人格尊严的一部分,同样受到我国宪法的保护。只是,在我国现行的“通知-移除”规则之下,公民的名誉权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但言论自由和监督权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甚至可以说是被严重忽视了。本文的核心目的,并不是要降低对名誉权的保护,而是要唤起立法和司法机关对公民言论自由和监督权的重视,最终使这三种权利都能得到适当的保护。

  

   注释: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11号。

   [2] 在学术讨论中,这一规则有若干不同的名称,比如通知删除制度、通知取下规则、避风港规则、通知规则、提示规则等。参见徐伟:《平台提供者侵权责任理论基础研究》,吉林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第23页。

   [3] 参加王利明:《论网络侵权中的通知规则》,载《北方法学》2014年第2期。

   [4] 我国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分别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公民对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对于这两项权利,后文有进一步的介绍。

   [5] 蔡唱:《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规则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2期。

   [6] 梅夏英、刘明:《网络侵权归责的现实制约及价值考量——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为切入点》,《法律科学》,2013年第2期。

   [7] 参见喻磊、谢绍浬:《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归责原则新论》,载《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8] 参见杨立新:《网络平台提供者的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与部分连带责任》,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1期。

   [9] 由于《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使用了“被侵权人”的概念,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一律使用这一概念,无论事实上是否真正存在侵权行为。

   [10] 需要注意的是,在被侵权人向平台提供者发了通知的情况下,如果平台提供者及时移除了相关内容,则被侵权人可能根本不起诉,也不能形成诉讼案件并成为本文研究的对象。 所以,本文样本中能看到的,只是被侵权人没有向平台提供者发通知(而直接起诉),或者被侵权人虽然发了通知但平台提供者未能及时移除或未能彻底移除的情况。

   [11] 平台提供者承担责任主要方式包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失)、赔礼道歉等,这里不再细分。

   [12] 唐昭霖诉北京华网汇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2014)延民初字第982号。

   [13] 于长水诉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2015)沂南民初字第2455号。

   [14] 黄宇翔诉河池日报社,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桂1226民初191号。

   [15] 孙海婷诉陶菲、合肥肥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1民终381号。

   [16] 鲁俊强诉刘善森、管贻国、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2015)高法民初字第1386号。

   [17] 王甫刚诉南京西祠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徐民终字第3676号。

   [18] 参见杜强强:《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和保护程度——对我国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的规范比较》,《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

[19] 秦前红、陈道英:《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初探——美国相关经验之述评》,《信息网络安全》2006年第4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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