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平:网络诽谤案件中“通知—移除”规则的合宪性调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1 次 更新时间:2018-03-20 15:47:06

进入专题: 网络诽谤   言论自由   监督权  

郑海平  
要求被告立即删除前述诽谤评论。被告在收到通知后,虽然不能认定上述用户评论属于诽谤,但还是“出于谨慎的态度”删除了该评论。[29]可以说,该案被告的这种“谨慎的态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这种态度则使得平台服务者倾向于对用户的言论进行过度审查。

  

   (三)“意思自治”不应成为回避宪法问题的借口

  

   可能有人会认为,平台提供者移除网络用户所发布的特定内容的行为,只是两个私主体之间的普通民事关系,应该依照强调“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民法来处理,没有必要讨论是否限制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和监督权这一问题。[30]基于至少两个方面的理由,本文认为这种主张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平台提供者的移除行为,并非单纯的私人行为,而是一种在法律授权(甚至要求)之下的私人审查。从表面上来看,由于大部分网络平台都是由私人网络公司运营的,所以它们的移除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由私主体施加的“私人审查”。但是,平台提供者移除用户所发布的信息的主要理由,并不是“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而是作为国家法律之一部分的“通知-移除”规则。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该规则,平台提供者应该不会轻易移除网络用户发布的内容,因为这样做不仅会招致用户的不满(而这可能使平台提供者失去一部分“顾客”),而且需要动用专门的人员和设备等(进而会导致运营成本的增加)。所以,平台提供者的移除行为,并不完全是私主体的意志的体现,而更多地体现了国家公权力的意志。

  

   第二,虽然平台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来看只是民事法律关系,这种关系也会受到宪法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和监督权)的影响。固然,基本权利主要用来防范公权力的,但依据 “第三人效力”理论,它们也会对私人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产生影响。[31]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的移除行为,哪怕只是公权力所默许的私人审查,其对于用户基本权利的限制,也不应该在“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幌子下躲开合宪性检视。这并不是对民法自主性的干涉,而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需求。

  

   四、限制的合宪性分析

  

   鉴于“通知-移除”规则在网络诽谤案件中的适用牵涉到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和监督权,这里就有必要讨论此种限制是否符合宪法。当然,这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许多具体的因素,因而也很难从抽象层面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特别是,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机制,对于宪法问题的分析基本上只能是一种理论层面的讨论。尽管如此,这样的探讨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它能够引起人们对宪法问题的关注。

  

   依据一般的宪法理论,在判断国家公权力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否符合宪法时,需要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展开:在形式层面,主要是审查限制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明确性原则;在实质层面,则要审查限制是不是为了实现正当目的,以及限制的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比例原则)。[32]本部分的分析将会围绕这一理论框架展开。

  

   (一)法律保留与法的明确性

  

   所谓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而非低层级规范性文件)做出规定。[33] 言论自由和监督权作为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从理论上来说,对它的限制自然也应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就本文讨论的话题而言,平台服务者移除用户言论做法总体上来看是有法律依据的,即《侵权责任法》第36条,所以也能满足法律保留原则的要求。考虑到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议并不是很大,这里不再详细展开。

  

   在形式审查的层面,还包括法律明确性原则,也就是要求法律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在内容上必须明确,能够对人们的行为做出确定性的指引。[34] 在审查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是否合宪时,这一原则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不明确的规则可能对言论自由产生“萎缩性效果”。[35] 也就是说,由于限制性规范内容模糊,公民难以知道某一言论究竟是否合法,从而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造成对言论自由的自我限制。

  

   作为“通知-移除”规则之基础的第36条是否符合明确性原则,是值得怀疑的。如前所述,“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这样的表述,其含义并不是很清楚。特别是,要判断网络用户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的特定内容是否“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以及平台提供者是否“知道”此种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6]在这种情况下,平台提供者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必然倾向于过度审查。而这种“萎缩性效果”,正是法的明确性原则所欲防范的。因此,仅仅从形式层面来看,作为移除行为之法律依据的第36条恐怕就难以满足宪法的要求。

  

   (二)限制目的的正当性

  

   假设对于基本权利的某一种限制能够通过形式层面的审查,接下来就需要进入实质层面的审查,而其中第一个问题便是:此种限制是不是为了实现正当的目的?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话题,这里需要追问的便是:网络诽谤案件中“通知-移除”规则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究竟是为了实现何种目的?此种目的是否正当?

  

   立法机关制定第36条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在互联网环境下有效地保护公民和法人在人格、财产等方面的正当利益;而法院在网络诽谤案件中适用此规则时,通常也是为了保护投诉者的名誉。那么,保护个人的名誉,是不是一种正当目的呢?答案是肯定的。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名誉乃是每个人的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提供保护,无疑是正当的。

  

   在有些案件中,涉及的并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法人的商誉。虽然学界对于法人是否享有人格权(包括名誉权)存在争议,[37]但法人对于其商号、名称、口碑等,显然具有正当的利益。[38] 所以,对这种利益提供保护,应该也是正当的。[39]

  

   不过,在有些网络诽谤案件中,法院对于“通知-移除”规则的适用,却不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名誉或法人的商誉。例如,在2014年的一起案件中,有网络用户在网上评价某家公司的服务时使用了“黑心的商家”、“害人的家伙”、“骗钱”、“上当”等话语。虽然法院认定网络用户的这些评论并不构成诽谤,但依然判定平台提供者应该删除相关言论,而理由则主要是相关语言未能“尊重网上道德”,属于“非文明性语言”。[40]本文认为,该案中法院对于“通知-移除”规则的适用并不是为了保护原告在名誉、财产等方面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所谓的“网上道德”。此种目的是否正当,是值得怀疑的。

  

   (三)比例原则

  

   假设限制是为了实现正当的目的,下一个问题便是: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所谓比例原则,就是指立法机关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必须与限制的目的相适应,不得不择手段地限制基本权利。这一原则又包括三个分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比例原则。[41] 虽然比例原则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而难于把握,但恰恰也是这种抽象性使得它具有了广泛的适用性。[42]这里将尝试从比例原则的角度对“通知-移除”规则在诽谤案件中的适用是否合宪的问题加以讨论。

  

   1、限制措施是否具备“适当性”和“必要性”?

  

   该原则要求限制的手段必须能够达到其所欲追求的目的——也就是说,不能选择无法达成目的的措施。[43] 就本文讨论的问题而言,这里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便是:要求平台提供者移除特定内容,能否实现保护当事人的名誉这一目的?倘若涉案帖子确实有损某人的名誉,那么,及时移除该帖子当然能够起到保护当事人名誉的作用。鉴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体的事实情境,而且判断难度也不大,这里不再赘述。

  

   假设平台提供者采取的移除措施具备适当性,依然需要考虑其必要性。所谓必要性原则,也被称为最小侵害原则,是指在所有能够达成特定目标的手段中,必须选择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公权力机关证明已无其他限制更小的措施能够同样有效地实现特定目标。[44]具体而言,这里需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是:为了实现保护公民或法人的名誉权这一目的,是否有必要适用我国目前的这样一种“通知-移除”规则?本文认为,基于至少三个方面的理由,可以对这一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

  

   第一,在网络诽谤案件中是否有必要适用 “通知-移除”规则,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我国学者在讨论我国的“通知-移除”规则的来源时,基本都认为该规则是借鉴了美国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DMCA)中的相关规定。[45]但遗憾的是,这一规则的借鉴,至少在适用于网络诽谤案件时,基本可以说是一种忽略了具体制度背景的“误用”,因为《数字千年版权法》在美国只适用于涉及版权的侵权案件,根本不可能在诽谤领域适用![46]在美国,网络诽谤案件中适用的是国会在1996年制定的《通讯风化法》(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 ,CDA)的规定。根据该法,平台提供者不需要为其他主体利用其网络服务而发布的诽谤言论承担责任,即便其在收到被侵权人的通知后未能移除涉嫌侵权的内容,也是如此。[47] 美国之所以不在网络诽谤案件中适用“通知-移除”规则,并不是因为不重视名誉权的保护,而是因为此种规则适用于诽谤案件时很容易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是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不允许的。[48]当然,在美国,个人名誉权同样是受保护的,只是被侵权人不能直接要求平台提供者删除涉嫌诽谤的信息而已。美国的例子说明,即使没有“通知-移除”规则,公民的名誉权依然能够得到保护。换言之,此种规则并不是保护名誉权所必需的。

  

第二,退一步说,即使有必要在网络诽谤案件中适用“通知-移除”规则,也不一定有必要采用我国目前的这种规则。要理解这一点,不妨考虑一下英国在2013年修改之后的《诽谤法》中所确立的“通知-移除”规则。依据该法,在收到投诉通知后,平台提供者必须在48小时内将该通知的内容转发给被认为是涉嫌诽谤的信息的发布者。在收到转发的通知后,信息的发布者必须在五天之内做出如下选择:要么同意被指控为诽谤的内容从网站上删除,要么向平台提供者提供其真实姓名和地址。如果发布者同意将相关内容从网络上删除,或者平台提供者不能联系到信息的发布者,或者发布者在五天内没有回复,则平台提供者必须在五天期限到期之后的48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如果信息的发布者在规定的期限内做出了回复并拒绝删除相关内容,则平台提供者必须在收到回复之后的48小时内将相关情况通知投诉者。发布者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平台提供者在未获得法院许可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姓名等信息透露给投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网络诽谤   言论自由   监督权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民商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890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