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晨 杨君:创新“治理术”:网络政治视角下的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 次 更新时间:2018-03-20 14: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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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晨   杨君  
”[11]高旺认为(2014):“当地乡村治理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第一,尽管税费改革以后,转移支付增加,乡镇总收入较以前增加,但乡镇政府财政收入却有所减少;第二,乡镇体制、权力与责任不相适应;第三,乡、村关系有待调适。”[12]所以,从不同的学者对基层治理的困境认知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如何保障村民权益是关键。

  

   不难发现,这些学者并没有注意到网络时代还存在一个新的问题在影响着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即“农民的网络政治问题”[4]。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原因是乡村干部的贪污腐败和对老百姓利益、尊严地伤害,导致农民不得不采取网络抗争与线上维权。[5]

  

   当农民采取网络抗争时,社会建设所蕴含的“社会团结”与“社会有序”就意味着会遭到破坏,因为“抗争”本就意味着冲突性政治。进而,冲突性政治势必会带来一系列对社会秩序与团结的破坏。更值得注意的一个困境是:农民采取网络举报村干部腐败会让诸多网友看到,从而让受众失去对基层干部的基本信任,权威性与合法性也会随之流失。如此,“治理术”背后的“权力主体”就会失去权威和公信力,社会建设就会更加困难。

  

   进一步说,笔者曾在《村庄政治问题真的“无解”吗?》一文中还谈到:“村庄政治的‘无解’本身并非是农民没有选举训练所造成,也不是农民的‘愚昧’所造成,而是乡村干部伙同乡村混混治村,乡村干部对于百姓疾苦加以敷衍,并且利用在‘上面有人’的政治优势,成为地方社会的‘土皇帝’。”[13]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农民采取网络举报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村干部的作恶,从而引发了农民的网络抗争。否则,村干部与村民就会“相安无事”。如此看来,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的困境就在于如何防止权力作恶。

  

   如今,农民的网络举报并非只是一种网络“吐槽”,其本质是一种对权力的监督,且监督这种权力的并不是法律而是舆论。当舆论旋起后,基层政府碍于政治的合法性与政府的形象不得不对作恶的干部进行查处(部分是这样)。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网络代替了法律在进行乡村治理。如此,政府为何不直接借助网络来进行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呢?

  

   对于某些基层政府而言,之所以还未注重这种方法进行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在本文看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所了解,但对网络技术并不是很熟悉;第三,不太愿意采取此种方法来解决问题,认为传统治理的方式更为“保险”,有一种路径依赖。第三,观念上认为,网络都是在“惹是生非”,而没有将其看作是一种“正能量”,没有将其转化为为自己所用的一种工具。

  

   四、对策:依靠网络进行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

  

   自2000年开始,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的“网络社会”在中国发展的相当迅猛[6]。据《农民用网问题调查分析报告》显示:“经统计,有93%的农村家庭拥有电脑,在家中使用电脑上网占到31.6%,手机上网的占到33.7%,基本不上网的占到31.3%,只有3.4%的人去网吧上网。不上网的人中有45%的人是因为不懂上网知识,32.9%的人认为没时间上网,只有5%的人觉得上网没帮助。多数上网的人的网络知识来源于自己摸索,占到48%。”[14]这也就说明了网络在农民之中已经有了“群众基础”,与他们的生活可谓是紧密联系。

  

   在这个基础之上,基层政府和农民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首先,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在网络上能作为的是建立公共服务信息网,并利用这个平台为农民提供便捷的服务,打造城乡廉政监督体系。正是因为政府能够在网络上建立公共服务信息平台,让民众有民生方面的问题能及时汇报,从而掌握民众之所需,尽政府为民服务之所能。同时,我们调研发现,很多时候农民的抗议都是因为乡村干部的“乱作为”导致民众怨声载道,更因为基层政府的“不作为”,导致他们逼近绝望。故而,建立廉政的信息平台,有利于民众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权力监督。具体来说:

  

   第一,可以在相关的网站上真正地进行财务公开和村级事务公开。《村组法》(1988)第十五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且“其中涉及财务的事项至少每6个月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监督。”这也就意味着,农民对乡镇、村的财务状况有一个了解和监督,且可以通过网络而不再去村委会、镇委去查阅。这更加利于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同时也方便了村民办事和监督。

  

   第二,通过设置网络平台,及时回复村民地质疑。及时回复是政府作为服务型职能转变的体现,尤其意味着政府对农民诉求的关心之诚意。其实农民要求的,首要问题就是政府对农民要诚心。换句话说,就是把农民是否放在心上,和农民开诚布公,而不是欺骗或者拖延。为此,及时在网上回答农民的诉求和质疑是防止他们进行信访和网络举报的前提。反之,农民就会认为,基层政府不想替他们办事,把他们和他们的问题不当回事,那么农民就会怨恨和不信任基层政府。如此,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误解和矛盾就会加大。

  

   第三,如遇到群体性事件和其它公共危机事件,应该第一时间公布事实和真相,以缓解民众的愤怒。网络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利用好了,就会让谣言不攻自破,也可以让民众第一时间掌握事实和真相而不信谣言,如果利用不好,则会导致底层民众被谣言左右。如此,用事实切断传播路径,让公共危机事件得以解决。当事实公布以后,再进行及时的查处,如真的是乡镇干部乱作为或不作为导致,应该按照相关的法律、政策处罚当事人,以安抚民众。否则政府权威就会遭到挑战。这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是不希望看到的。

  

   第四,把网络政治看成是权利监督而不是“找麻烦”。习近平总书记曾说(2016):“把权力关进笼子里”[7],这也就是说对权力要进行监督。而乡村干部的腐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权力太大,恰好网络的出现填补了监督的不力。且基于网络政治来说,现在对乡村干部的监督模式已经形成了“四维一体”的反腐体系,即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网络反腐(刘晨,2016)。这也就意味着,加强网络上的回应和建设是当务之急,是杜绝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必要前提。

  

   其次,对于农民而言,据我们在网络上参与式观察,他们在网络上反映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第一,农村的土地问题;第二,农村的干部问题。[15]所以,作为网民的农民可以把这些问题反映给相关的网站或微博社区中进行举报,否则权力只会更加“任性”。具体而言:

  

   第一,要学会珍惜自己的网络监督权力。网络的产生对于底层群众而言是一种赋予性的权力,作为网民可以在“网格化的世界”(Grid world)[16]里利用端口作为节点的可能性,引起事件和问题的传播,从而引发舆论。但是我们通过网络田野调查发现,有时候网络世界里的一些言论存在扭曲和造谣的嫌疑,这无疑会伤害网民对于作为网民的农民的同情心,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如“狼来了”的谎言一般,如下次再遇到问题,其他网民到底是关心还是不关心?是围观还是放任?所以,珍惜手中的权力是监督权力的第一步。

  

   第二,学会利用网络技术来抗争。从“理”的角度和“法”的角度出发,权力不能作恶,尤其是不能伤害百姓的利益。否则,就会引发不公和威胁社会稳定。这对于社会建设而言毫无益处,对于基层治理而言,是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显然,农民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就会去反抗。当“线下”行不通的时候就会利用线上来进行发帖举报等。所以,如何把问题放在网络当中,如何在网络当中更有效的进行举报是农民要学会的。

  

   第三,集中程度地反映问题。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谈到的那样,农民进行网络举报的两个主要的方面是“土地”和“腐败”,这都是由于权力的任性造成的,否则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根本不可能是“吃饱了没事干”,跑去到处上访和举报。问题是,要学会集中在农民自身所受利益损害的问题上做文章,只有“集中”才可能有力量,才可能让问题得到重视,从而得到解决。

  

   第四,学会用“法”来解决问题。如果说权力的任性是不讲理和不讲法,那么农民的抗争不能“以暴制暴”,这对于问题的解决毫无益处,并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存在巨大的威胁。要知道,之前国家已经将网络举报纳入到了“正规军”当中,如果因为层层下压导致问题依旧解决不了,农民可以聘请律师等走司法程序。所以,用“法”去“反抗”比用暴力要更为合理[17]。

  

   第五,理解网络传播的逻辑。我们常常看到,农民在网络上进行发帖监督和举报时,无人问津,即便是采取“每日一呼”也没有人来关注。自认为这是没有掌握传播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我们可以从传统媒体人的反腐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例如“字眼”、“时间上的掌握”等,这会引起更大的传播效应,从而让监督成为可能。再次需要强调的是,不能采取非法的手段来引起关注,而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来进行发帖和举报。如土地到底是如何被侵占的?村干部腐败的证据是什么?怎么腐败了?如何伤害到利益了?等等。讲究事实,掌握传播逻辑,会引起更好的监督效果。

  

   无论对于基层政府而言,还是对于农民而言,都有需要注意和改进的地方,让官民的对立消失,让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成为可能。同时,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如果基层社会治理与建设不纳入网络来进行,那么监督可能就更加困难,而权力的作恶导致的底层利益受害,剥削感增强,不公感增加,会更加影响社会稳定和扰乱社会团结与社会秩序。这或许是基层治理和社会建设最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基层政府在网络上进行监督干部的平台设置和夯实纪律监督的执行力是当前回应农民网络诉求的一个关键。但也要注意的是,“基层干部不能过分依赖信息化技术,认为有了网络平台万事大吉,不必深入基层和人民群众中去。”[18]这也就意味着,作为权力的主体和网络治理乡村的引导者,既要注意网络的诉求,也要去实地中去考察,结合“群众路线”来真正的做到“为人民服务”。否则,“走过场”的治理会导致冲突的升级,因为不了解群众需要和呼声,必然治理的方式上就会出问题,网络上的政治博弈也会升级。

  

   当网络成为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的一个新“治理术”时,我们不难发现,如何降低网络政治的博弈,关键在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而解决的根本并非是在网络上,而是在线下。却,离开网络又不能进行更好的治理,如网民如此之庞大,我们需要掌握的就是“变废为宝”、“转不利为利”,将网络作为一个阵地来进行治理创新,或许更加能够加强官民之间的沟通,取得农民更多的信任,那么问题解决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否则,当农民不信任时,就很难有谈判的可能。

  

总而言之,对于政府和农民而言,都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恰好是这些注意的事项导致基层治理和社会建设需要把网络注重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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