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生 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6 次 更新时间:2006-08-31 20: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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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生   刘亚秋  

  

  摘 要:任何个体化的叙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文本”的痕迹,知青集体记忆正是通过知青个体化的充满张力的叙事而展开其逻辑的。通过叙事,知青“自我”意义和“群体”意义生成,在此基础上,知青通过对“代”的认同,使得自己与国家历史相联,以确定自我形象并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定位。知青对意义的定位和追寻反映了这一代人持续的和深刻的认同危机。“劫后辉煌”是知青对自己青春创伤的救赎。尽管知青集体记忆存在着复杂的分层,但是,意义已经在叙述和回忆中完成。知青文学作为一种传播广泛的刻写方式,知青聚会作为一种普遍参与的操演方式,它们对知青集体记忆的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上山下乡”历史事件的特点为知青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我们希望有关知青社会记忆研究能够在研究实践层面推进社会记忆研究这个领域。

  关键词:集体记忆 叙事 记忆建构 历史事件

  

  生活要向前看,但对生活的理解只能向后看(注1)。——基克加德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社会记忆,它关涉的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还包括极强的现实问题,如犹太人对二战的记忆、中国人对抗日战争的记忆、慰安妇对日本侵略军的记忆以及中国农民对地主的社会记忆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因为它们不仅在暗示着人们对历史的看法,而且也影响着人们当下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态度。记忆可以成为不同集团演绎权力的方式,如强者可以通过塑造记忆来控制弱者;记忆也可以成为民众的弱者武器。

  以社会记忆的理论视角去关注重大历史事件是本文的初衷和立论点。1949 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意味深长的转折性事件:土改、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文革、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等。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离我们或近或远,其发生之时总是“包裹”着一群人。如今,这些事件亲历者的社会记忆显得尤为珍贵,一些当事人或以撰写散文或以书写杂文记述“当时”,而从社会学的视野梳理口述记忆可以说完全是一种独特的视角,因为它力求从学理上深度理解那些历史事件。关于1949 年以来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社会记忆研究,目前较有影响的还比较少。(注2)我们希望,在中国社会研究领域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并不仅仅被作为一个“偶尔提及”(景军,1995) 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有关知青社会记忆的研究能够真正在研究实践的层面上推进社会记忆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以社会记忆的理论视角去关注重大历史事件,它提供的可能不仅是一种新观点或者新叙事,还可能对现有理论范式的方法论进行创新。

  那么,在社会学中社会记忆是如何被演绎的呢? 它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核心是什么? 这是本文文献部分所要回答的问题。另外,关于社会记忆研究,我们发现,个案研究是深化记忆研究的基本手段。本文以上山下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参与者知青的口述记忆为研究对象,展开论述了这样一代人的记忆特征和逻辑结构问题。

  “上山下乡”作为中国特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知青生命历程中最黄金的岁月里穿插行走,是这一代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心理情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过知青经历的那一代人出生于建国前后,因此其个体生命轨迹与1949 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历史过程更是如影随形。这些都成为我们关注知青群体经历与记忆的重要理由。如今,时光已过近四十年,但这一段历史和这一人群,并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尽管,返城后的知青散落在茫茫的城市人流中,并正在或将要退出历史的主流,但逝去之往日无法如烟散去。从1980 年代起,知青集体返乡探访、大型知青聚会、普通知青书写回忆录等活动成为一时的文化热点,知青文化(如知青文学) 也成为上世纪一道特别的文化景观。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知青对自己的那段经历仍然无法忘怀? 在往事已经远去的时候,是什么沉淀在了知青们的记忆深处? 他们的不断诉说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 作为一代人,知青的群体形象如何建构,而历史又是如何型塑其“特殊性”的? 这些问题充满了挑战性。本文旨在以社会记忆理论为观照,通过对知青深入访谈资料3(注3)的分析,探讨事件经历者(知青) 对重大历史事件(上山下乡运动) 的记忆特征、内在逻辑及建构方式等。换言之,我们关注的不是上山下乡这一运动本身,而是这一运动是如何被社会记忆的,以及为什么恰恰是以这样的方式而不是其它方式被记忆的等问题。

  

  二、社会记忆:一个理论视角与叙述逻辑

  

  (一) 社会记忆的研究取向

  自哈布瓦赫之后,社会记忆研究大致有三种取向(孙秀林,2003) 。第一种是:哪些因素决定了特定的社会事件在集体记忆中被选择或是被“遗忘”? 为何是这些事件而不是另外一些事件被记住? 第二种是:过去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 第三种则主要关注集体记忆建构过程的机制问题,即集体记忆是如何被传承的?

  事实上,这三种取向本身乃是关于社会记忆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即:记忆事件本身的特点问题;社会记忆研究中的社会动力学问题;社会记忆的机制问题。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在许多研究中还是一些相互缠绕的问题。事件自身特点以及情境因素是决定该事件能否成为鲜明社会记忆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如何面对其中的社会机制也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 社会记忆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我们看来,社会记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记忆的再现。社会记忆尽管是以集体的形象出现的,但却是通过个人来传达的。哈布瓦赫( [ 1952 ]2002) 认为,只有作为集体成员的个体才能进行记忆。但是,这些根植于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而类似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这样的行为,往往成为记忆传承的重要手段(康纳顿,[ 1989 ]2000) 。

  第二, “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现在”对记忆的保持或者消失具有重要影响: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并且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构,他试图揭示现在的情势如何影响了人们对过去的历史感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过分强调“现在”,可能会导致研究者忽略集体记忆所具有的确保文化连续性的功能。施瓦茨(B. Schwartz ,1990) 指出,集体记忆既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的建构,也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穿插式的建构。

  保罗·康纳顿( [ 1989 ]2000) 进一步解释了文化连续性的功能。他一方面承认现在对塑造过去的不可忽略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强调过去对现在的“阴影”。他指出,我们对于现在的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务有因果关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不仅“现在”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或是歪曲) 我们对“过去”的回忆,而且“过去”的因素也可能会影响(或歪曲) 我们对“现在”的体验。英国心理学家Frederic Bartlett 提出的“心理构图”概念也是针对记忆文化的连续性功能的,这个概念指个人“过去”的经验与印象集结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倾向,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回忆或重述一个故事时,事实上,我们是在自身之文化“心理构图”上重新建构这个故事(王明珂,2001) 。

  第三,记忆再现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现有的研究者基本上都认定社会记忆有建构的意涵,当社会记忆被赋予“建构”的意涵,那么对权力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做出解释是必要的。在一些学者看来,权力在本质上操纵了记忆。福柯( [ 1976 ]2000) 说:“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络……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

  而遗忘作为权力运作的一个结果,成为很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遗忘有时被称为是“记忆的黑洞现象”(纳日碧力戈,2000) ,而在寻求因果关系的时候我们无形中要去掉一些东西。在这些学者看来,“被抹去的”就成了记忆中的“黑洞”。在强调记忆遗忘的学者看来,记忆本身存在于传统记忆的辩证法中,即记忆本身就包含了遗忘。他们指出,人们总是玩弄一种记忆来反对另一种记忆(德里达, [ 1988 ]1999) 。从过去到现在的运动过程,是过去“重获光明和重新开始生命运动”(波德莱尔语,转引自德里达,[1988 ]1999) 的过程,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

  不过,在一些学者看来,在这个权力运作过程中,作为个体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他还可以作为主动出击者。“反遗忘技术”概念将记忆与遗忘个体化,当国家机器被系统地用来剥夺其公民的记忆时,市民反对国家权力的斗争,就是他们的记忆反抗强迫性忘记的斗争(康纳顿,[1989 ]2000) 。如果说,这种反抗是群体化的、比较抽象层次上的话,那么,作为另一类反遗忘技术,诸如“忏悔”和“诉苦”则是非常个人化的。李猛(1997) 指出,反遗忘技术并不是“恢复过去”,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重构”过去。“技术”意味着某种牵扯到学习、使用、变形的复杂过程。也许我们应该把“过去”的出现看作一个生产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记忆不仅受制于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同时,各种主观感受以及偏见也会影响人们对“过去事实”的选择和组织。社会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个体化和具体化的。

  (三) 记忆的观看方式

  记忆的个体化和具体化关涉到记忆建构过程中的观看方式问题。在探讨大屠杀的历史影响时,舒衡哲(1995) 反对抽象的历史记忆,她认为:“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吴晓东(2001) 指出大屠杀纪念馆保留的只是公共记忆,而人类记忆有一个更晦暗的空间,那就是无法进入公共记忆的个体记忆,它们往往被放逐于宏大历史叙事之外,却真正提供着苦难历史的忠实见证。它们的生存方式正是一种个体性和具体性,并以这种个体性和具体性抗争遗忘与抽象。那种把灾难数字化、抽象化的简约方式的背后,必然是对苦难历史的一种超然姿态。

  在这个意义上, “记忆的暗杀者”不仅仅存在于国家政治中,也存在于诸如教科书的冷漠的历史叙述中,存在于学者的“客观公正”的学术研讨中,存在于抽象的概括和归纳中。这是社会记忆研究的陷阱,也应该成为每个社会记忆研究者必须反思的内容,包括本篇。

  (四) 知青的集体记忆研究

  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严肃的学术(指非知青文学或者知青个体传记式的叙事,亦非道德道义方面的反省) 探讨,仍然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现有的关于知青研究的学术文献相当缺乏,而关于知青社会记忆的学术研究更是少之甚少。已有的研究如刘亚秋(2003) 的论文立足于“青春无悔”这样一个知青主流记忆模式的建构过程。作者在“无悔”的取向上对知青的“苦难记忆”展开分析。但是这样一个讨论,并没有展开讨论知青社会记忆的其他特征,特别是没有关照到知青社会记忆的分层特征,对于知青文学和知青聚会这样一种记忆的建构机制也没有详用笔墨。关于知青的记忆分层,黄玉琴(2003) 的文章进行了观照,但是其对知青记忆分层的论断是有待商榷的。孙秀林(2003) 的文章对“知青记忆如何形成”进行了解释,他指出,上山下乡是一个历史意义不明确的事件,因此知青“青春无悔”的意义讲述是指向个体的。我们认为还不仅如此,这些都成为本文能够继续讨论知青集体记忆的空间。

  知青的集体记忆是复杂的,甚至我们采取的任何一种“观看”方式都会存在使知青集体记忆简单化的危险。而研究方法和研究论域的限定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误途,希望本文不至于成为一个“藩篱”,而是将知青的集体记忆研究引向深处。

  

  三、知青:充满张力的叙事/ 记忆逻辑

  

  从某种意义上说,“记忆”是无法直接认知的,但我们可以借助于“叙述”了解和解读记忆。从“当事人对过去经历的叙述,不仅可以获得先前的经历,同时也可以获得他们对那段经历的理解”(卡拉奇,[ 1999 ]2001) ,虽然这种叙述是相当个人化的,但任何个体的叙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文本”的痕迹(哈布瓦赫,[ 1952 ]2002) ,即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某种一致的“框架”。换言之,知青的集体记忆,就存在于他们讲述的千差万别的“上山下乡故事”之中。

  在知青们关于“上山下乡”的叙述中,“生活之苦”始终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无论是在知青本人的讲述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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