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逊:新见楼适夷致施蛰存信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 次 更新时间:2018-03-19 22: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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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逊  

   自2005年起,楼适夷致施蛰存信札不定期现身拍场。两人是旧相识,1931年,楼适夷从日本回来不久,就发表了《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自此施氏被划入“新感觉派”。紧接着阿英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里助拳,杜衡以《“第三种人”的出路》反击,直到1933年,施先生才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中郑重声明:“因了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

   这批信自施家流出,写于1981-1983年之间。恩怨已过去半个世纪,信中谈的大多是现今的事,这封也不例外。

   蛰存同志:

   您在春节写的信,一直搁在社里,我到前几天才收到,同时也收到了承蒙寄赠的《燕子龛诗》,非常感谢又不及及时作复,为歉。从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寄来《外国独幕剧选》,早已收到,我不知是您寄赠的,亦未及复谢,甚罪。

   曼殊诗自幼爱读,但现在已几十年未接触了,您编这套文库,介绍古今中外艺文精品,很有意义。关于曼殊身世,这里收录的柳亚子《新传》,是1928年之作,后来是有订正的,即关于曼殊为日本人之说,是误信曼殊自撰而故作玄虚的《潮音跋》及《断红另简记》故事所作错误结论,后经调查核实,作了重大更正,确定曼殊是苏杰生与日女若子所生之子,是中国人。另作《苏曼殊传略》及《重订苏曼殊年表》推翻前说。这是我最近偶然翻阅81年6期《人物》杂志,见到柳无忌《关于苏曼殊》一文才知道的,请参阅。曼殊的小说《断鸿另简记》、译诗《海潮音》,如有可能收入《文库》也好。

   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是1932年(33?)为左联筹款,由我编辑的,各篇都是名家专写的,收日人一篇是鲁迅先生指出叫我译出的,我早已见不到此书,您看看是否值得重印,由您决定好了。

   您一直在勤恳地写作、翻译与编书,非常钦羡,身体一定很好吧!我在一个冬天,只能闭门笼火,偶有小的活动,工作也只是一天打渔,两天晒网,没什么成绩,连仅有的余年也在蹉跎,很惭愧,只望春暖后好好振作一下了。专覆 即颂

   健寿

   楼适夷

   二,二三

   信落款没有年份,依据正文提到的两本书,考证不难。《燕子龛诗》,苏曼殊著,施蛰存辑录,为“百花洲文库”一种,1981年9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发行;《外国独幕剧选》第一集,施蛰存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可知写信为1982年2月。

   施苏交往,除曹旭先生《施蛰存、苏曼殊和我》以外,成文不多,依据沈建中先生编撰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可辑录相关事迹。说是交往,并不确切,1918年2月,苏曼殊于上海逝世时,施蛰存时年十四岁,就读于松江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两人从未谋面或书信往来。尽管天人永隔,从施氏的用功用心而言,神交倒也不为过。

   《燕子龛诗》引言里说,大概十岁时,施蛰存在《南社集》中读过苏曼殊的诗后,立即成为苏氏的崇拜者,在他眼里,苏氏“每一篇都有高度的情韵”而自己“几乎每一首都能背诵”。不过,随着年龄渐长,浪漫渐退,认同也有了微妙变化。

   1925年,施蛰存就读于大同大学三年级,当年他的投稿重地《世界小报》,刊登了《金君珏致施眉子书》,提及“兄诗瓣香定公,可谓探骊”。“定公”是龚定庵,此乃褒奖,施蛰存却不认同,四天后回复《奉金君珏书,眉子拜上》, 开篇就是“足下谓弟诗似定公,果何所据。不觉其似定公于万一也”;意犹未尽,顺手扫了一下诗界前辈,“上至苏曼殊,下至朱鸳雏,莫非学定公者,然而皆但得似其格调,而不得其境界也”,“陈小蝶亦步定公,然而败矣”,字里行间可知当时态度。

   步入老年,且历经多次运动后,施蛰存心态又有改变。如1962年,见到哈依纳曼书店的当年书目,外文出版的新资料获得不易,“阅之竟夕,亦过屠门而大嚼也”。自我满足的同时,也念及故人,尤其是逝者。如读到Verlaine的诗作又有出版,而中译自田寿昌、戴望舒后,久无人继起,于是想起苏曼殊旧句“震旦事事不如人”,不由得不合时宜的感慨:“艺文之衰落,于今尤甚。”

   三年后,读报知西湖秋瑾、徐锡麟、苏曼殊墓均已移至龙井,“谓风景区不当有坟墓也”。少年时偶像的遗迹不得保存,无处凭吊,只能收点私货以纪念。友人曾馈赠四张曼殊画作的照片,是高天梅的遗物,原画作于1903-1909年间,早已无存。1972年,施蛰存六十八岁,“在很孤寂无聊的时候,忽然得到一本柳亚子印的苏曼殊诗集《燕子龛遗诗》。重读一遍,好像遇到了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竟使得我恢复了青春”。于是搜觅并抄录集外诗,又汇抄了当年诸家投赠、题咏、哀悼之作,各编为一卷,“放在书架上,随时吟咏,借以解闷销愁”。第二年又有跋语,“乃今之少年,几不知有苏曼殊,则世运转移,人情亦变,今之少年,无曼殊之情致矣。诗人之于时代,其得失皆在于此,甚可唱也”。

   终于,荒唐的时代过去,《燕子龛诗》付印,印数六千五百册,颇受欢迎,当时的文学青年万君超,特地请施先生题签。不过书的质量一般,万君超说,“老人叹息此书错字颇多,真无可奈何”。而且编辑方面的指责声渐起,1983年《文学遗产》第一期刊登林辰《评新编两种苏曼殊诗集》,提及施编不够规范,如“辑者没有一一注明它们的来源”;依据的本子也有问题,如最值得研究的《本事诗十首》,“这个辑本里却面目大变,无论在内容上、在编排上,都与历来的传本相差很大”,而且“没有作一字说明”;“校勘断句上,也有一些错误”。 文中特地指出的《曼殊新传》失察,全与楼适夷信中相同。口气也不留情面,“施蛰存同志在《引言》中自述青年时代是曼殊的‘崇拜者’,现在又辑录曼殊的诗,而他竟未见这些重要本子,反而求诸坊间俗本,这倒真是令人觉得‘可异’的”。

   从出版而言,林说都是硬伤,但回到非常时代,倒也情有可原。《燕子龛诗》引言提到,这书印行的因缘,是“秘本”被一位青年朋友发现,他坚执把抄本借去,施蛰存回答:“不必了,抄一遍也费事,还是找个机会把它印出来罢”,可知此书是沿用文革时的辑录,后来未再修订,书后两跋,时间还停留在1973、74年。人事屡更,复罹兵燹,施蛰存旧藏苏诗诸本尽皆亡俟,这个辑本以新得王德钟辑《燕子龛遗诗》为主,用《沈尹默书曼殊上人诗稿》增补,后又得中央书店刊本《苏曼殊诗文集》(林口中的“坊间俗本”)。楼适夷信中提到柳亚子改正前说的《苏曼殊传略》,发表于1932年上海《文艺茶话》,后又收入1933年开华书局版《苏曼殊文集》,如前文所述,施蛰存此时对苏著兴趣索然,估计均未读过。此外,此书辑录时是为了自用,最多给朋友看看,并没有想到出版,所以随见随抄,没有诠次,都是遗留问题。

   实际上,施蛰存对苏诗的再度兴趣,更多只是停留在特殊时期。读了林文后,他曾对朋友说,林辰写得很好;大概也觉得,这样的事情,有能力做的人也还有。楼适夷提议“百花洲文库”收入《断鸿零雁记》(信中误为《断鸿另简记》),施蛰存也没有采纳。1983年,远在香港的学生古剑,要把关于苏曼殊的文章寄来,施先生回复说不必寄了,“我现在已看不完许多需要我看的文章了”。

   施蛰存与楼适夷的交往,相关文章也未查到,此信恰好处于节点,不妨就此回顾。有记载的两人通信,早在1932年1月。《文艺新闻》刊登了《施蛰存谈一生之希望》,这个题目太大,不像是施先生感兴趣题材,果然,这只是一封回信,题目应是楼适夷后拟。通读全信,大概是这么回事,《文艺新闻》寄来一封信,列重大问题数十个,请施先生回答。先生说了两个意思:第一,国事、世界事不敢过问,也无学力过问;第二,自身之事,无可回答,“弟一生希望,只是每年能够写几篇惬心的创作,译几本看得过去的书而已”。推辞之际,又提到视楼适夷为“有为者”,而近来自己“异常消沉”,精气神不在一个层面;至于自己的希望,“去年如是,今年亦如是,至明年后年亦将如是”,你们如要列入文艺年鉴,“每年刊载一遍可也”。这近乎戏谑的回复,楼适夷不会读不出来,他也不含糊,干脆来个全信刊登,交给读者评判。

   类似的事情,第二年又来了。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约稿《创作的经验》,组稿者又是楼适夷。当时的后记说,此书的目的只是“使那些专门找作法入门的人,可以有机会认识一些创作的实践的途径”。直到1982年重印,楼适夷在新的题记中,才正式道出实情:“当时编这本书是当作‘左联’的一项任务来做的。我们约请了‘左联’的作家,也约请了几位不属于‘左联’的作家为此书写作专稿。他们虽没有参加组织,但对‘左联’的事一向都是积极支持的”。

   这次施蛰存没有推辞,大概是提前得知了稿费将全部捐赠左联。约稿的成功,让楼适夷很兴奋,半个世纪后还津津乐道,他说:“这件事象征地说明了三十年代‘左联’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不但是‘左联’本身,其中实在也有周围许多朋友的力量。”由此信可知,此书1982年12月的再版,正是楼适夷向施蛰存建议。此书收入“百花洲文库”第二辑,其实题材有撞车,上海书店于1982年4月也影印了此书,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不过当时正是出版业的春天,此书作者大牌云集,有鲁迅、郁达夫、丁玲、张天翼、叶圣陶等,何况一影印一排印,倒也不为过。

   而后两人交往不多,偶有谋面,也是公务。如1954年中国作协召开“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全国应邀出席的翻译家有一百零二人。这是文学翻译界的顶尖会议,上海去的代表有伍蠡甫、李青崖、施蛰存、包文棣、草婴和任溶溶, 楼适夷作为北京的代表也有出席。

   之后运动频频,熟人尚且互相避之唯恐不及,更别说是泛泛之交。可以查到两人恢复联系是1977年,8月20日,楼适夷有信给施蛰存。这也是一份回信,从内容看,施蛰存曾去信询问社里的存稿,并商谈今后译事的设想。楼适夷当时尚未平反,但人文社都是故旧,举手之劳而已,他转告外文编辑部去函联系。信尾他还有些唏嘘:“十年辛苦不寻常,大家总算过来了一条艰危的长道,追怀不少中途逝去的友人,心里是悲郁的。”施蛰存谈到会北京一游,楼适夷的热情似乎有些过,“吾兄京游,希能早日成行,一抒积悃,亲朋日稀,良深同慨也”,不过也可感触到他朴实的性子。

   两人的交往,楼适夷在北京的朋友圈中也有提及,比如冯亦代。他比施楼二人小一辈,却也是旧相识。1940年在香港时,施冯就有交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了一个暑期讲习班,戴望舒、冯亦代等人都没有这种经验,正好施蛰存一月前抵港,被戴拉来筹备,还担任了教课。不过后来断了音讯,1979年冯写信过来,谈到自己现在《读书》编辑部,想请先生写关于《现代》和《文饭小品》的文章,还需特地提及是从楼适夷处得知先生近况的。此信还讲到施蛰存必定感兴趣的一件事:“望舒明年逝世30周年,京中友人总希望能做些什么纪念他。”

   1980年7月, 施蛰存七十六岁时,继去年参加文代会后,文革后第二次来京。这次也是公干,主要任务是带领研究生们去北图查阅毕业论文所需古籍文献。上次以听取报告,分组讨论为主,这次时间自己做主,安排可以公私兼顾。一行人住在北师大招待所,每天上午八时至下午二 时,先生带五名研究生去柏林寺分馆阅书;下午2 时至3 时半在妹妹施灿衢家吃午饭,以后即外出访友;周六、日不去图书馆,前往各处名胜游览。

北京的故旧太多,“四窗”皆备,拜访的人包括茅盾、张天翼、卞之琳、钟敬文、端木蕻良、闻宥、黄君坦、黄药眠、夏承焘,孙源、叶祖孚、张伯驹。也访问了人文社,见了不少编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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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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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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