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老师的《余墨集》，问世于2004年8月。次年2月，在该书第二次印刷前，陆老师添加了一篇“自序”，将书中所收录的所谓“余墨”定位为“非学术类文章”，将之分为“读后感、时评、见闻和序跋类几种”；除此之外，他又说到书中也包括了“演讲、通信、日记类文字若干”以及“短小英文两篇”。《余墨二集》于2009年2月付梓时，陆老师在前一年12月所撰写的“自序”中，说到《二集》的篇幅“膨胀不少”，对收录文字的范围有所扩张，似乎不再以“余墨”为限，他自己提出的理由是：“……老之已至，敝帚自珍，巴不得把写过的文字，包括与正业有关而并非余墨的，及早盘点搜辑……”随后，陆老师又加了一段非常感性的话：“我觉得人越上年纪，对文字越有一种亲切的依恋和专注的痴迷，在天远月孤的伶俜时分尤其如此。”
陆老师的这两部书，我都有幸得到他亲笔签名题赠的原书。2005年6月我返回申江时，应陆老师之召去外文学院作了题作“电影与文学”的英文讲演，由陆老师亲自主持，我手边的《余墨集》，在扉页中题写着“扬兄闲读哂正”，就是那次见面时陆老师亲手赠送的。2009年3月我再度返沪，与陆老师两度餐聚，并且回外文学院作了题为“蒙田和英国散文”的英文讲演。陆老师于2月题写签名的《余墨二集》，晚了一个月，在见面时也到了我的手中。时至今日，我还记得他当时将新作递到我手上时，脸上所流露出的自然的喜悦。我当时就这两部书的内容，跟他有过许多当面或是通过电邮的隔空交流，时至今日，我还常常翻阅，聊当故人晤对。
晚明的徐青藤（徐渭）曾经自诩：“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青藤的自知之明似乎有些问题，因为几百年之后来看，他的诗文实在没有多少出众之处，书法也只能说平平而已，唯独他自己置诸自己造诣最末的画作，倒是造就了他的不朽声名。钱默存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谈到林琴南对于自己的文相当自负，认为自己的诗与文相比，只是“狗吠驴鸣”，至于他传世的译作的地位，也许就更不值得他自己一提了。陆老师向来不怎么喜欢晚明名士的风尚，他不会像青藤和琴南那样，作类似的自我评判。不过，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近日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陆老师的美国友人克里默（Thomas Creamer）在会上说起，如果有人问陆老师自己他的职业为何，他的第一个回答绝对不会是“词典编纂者”（lexicographer），而很可能是“第一，老师；第二，作家；也许第三才会是词典编纂者”。克里默先生不愧是陆老师的老友，他这个说法，我是完全同意的。不过，这只是就职业而言，根据我对陆老师的了解，他一定会把做人这一条放在他的职业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他首先是我国优秀传统中所弘扬的那样一位“弘毅”之士，也是萨义德笔下所描述的、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知识人”（intellectual），随后才依次是教师、作家和词典编纂家。
大约十年以前，陆老师从外文学院首任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之后，我在见面交谈时隐隐感觉到，他常有时日无多的紧迫感。陆灏老弟编辑的《人间世》一书于2008年4月出版，其中收入了陆老师在前一年10月写成的《我的父亲》一文（后收入《余墨二集》），文末有这样一段：“父亲只活了六十二岁，我今年已经六十八岁了。活得比父亲长，至今沐浴着他的遗泽。我深感自己不称不配，只是个德里达所称的‘逾期的苟活者’罢了。”在这些年来的许多聚会中，陆老师好几次流露出同样的想法，我当时觉得他这种说法未免太过消沉，几次以开玩笑的方式向他表示反对。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数年，他几乎将全副精力，投入《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好像在和时间作一场殊死的竞赛。最后，他就像盘马弯弓、战死沙场的将军一样，中夜伏案之际，飘然而去。《余墨三集》以“谈文论字”作为第一部分置诸卷首，我觉得好比紧锣密鼓的开场好戏。作为一代词典编纂家的陆老师，在这些文章里显示了他在数十年教学研究的过程中，对于中英两种语言之间各种异同的敏锐感觉，以及建筑在大量的实践经验上对于词典编纂的取径和见解。
“如果能够再次选择，我还是会做老师，因为我喜欢教书，喜欢学生。”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主要追求，陆老师自己说得再明白也没有了。他还多次跟我说过，当教师的人，应该要有一点“表现欲”，甚至应该想要show off（“炫耀，卖弄”），“每堂课至少要让学生笑三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进复旦外文系念本科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陆老师当时尚未能回校任教，我无缘亲炙。三十年后，我于2008年应邀回外文学院客座任课时，总算一偿夙愿，在他驰名的“英美散文”的课堂上，一睹他的丰采。记得陆老师每次总是很早就来到5209大教室里，静静地站在讲坛前面，等着那一百多个学生纷至沓来。一旦他开口，那风趣诙谐的语言、抑扬顿挫的语音语调、丰富的表情和肢体动作，立刻就把学生带进了课文内外的另一个世界。在此集中“三尺讲坛”这个第二部分里，陆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教学生涯中的许多酸甜苦辣。我们都知道，陆老师是静得下来、坐得住冷板凳的，但是我觉得好静只是他的一面而已。作为一位优秀的教师，其实他还是喜欢热闹的。他大概不会在乎我在这里插上一句笑话：“人来疯”是我们这班教书匠的“书生本色”。集中的“附录”部分，收录了六年前陆老师就其译作《一江流过水悠悠》在上海曲阳文化馆参加与读者互动活动的录音整理稿，就是一个精彩的例子。从前面的讲话一直到后面的答问部分，他旁征博引，从英美文学的经典到当代的畅销作品，都有所涉猎；他妙语如珠，可以让人想见他当时逸兴遄飞的神态。
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布丰的名言“风格即人本身”（Le style c’est l’homme même），当然也适用于陆老师的文字。读着这个集子，尤其是那些出自他一度亲笔经营的博客的“博文”，常常使我想起多年来每次相聚时，他言笑晏晏、咳珠唾玉的情景来。在布封之后，下一个世纪的法国作家福楼拜别出心裁，在给一位友人的书信中说：“风格就是生活！她正是思想的生命线！”（Le style c’est la vie! c’est le sang m?me de la pensée!）我以为福楼拜的这个说法，特别适用于陆老师的作品，因为他虽然好静，却从来不是离群索居于象牙塔中的隐士，而是一位紧接地气的“性情中人”。《三集》中的“故人旧事”“世间百态”这两个压轴的部分，字里行间，反映了他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坦荡心地和博大胸怀，也充分表现了他那个写得端端正正的斗大的“人”字。
陆老师的弟子朱绩崧在应召为《余墨二集》撰写的序言里，曾经说起前面两个集子内容的时间跨度，《余墨集》为二十二年有余，《二集》则为九年有余。如今《三集》的跨度，则广达五十四年，当为其最。此集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跨度，主要是因为收录了陆老师的英文小品“Sunset, Mother and Home”（《日落、母亲和家》）。这篇文章的收录跟我有些关系，应该在这里跟读者交代一下。
苏东坡曾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而这篇文章正是陆老师青年时代的“采色绚烂”之作。我们从《我的父亲》一文中知道，陆老师虚岁八岁那一年初夏，母亲因病不治，他从学校被家人传叫，飞奔回家，与母亲已经阴阳永隔。除了这简略的数行文字之外，他的作品中提到母亲的，好像现在只有这一篇绝无仅有的英文作品了。根据陆老师自己回忆，此文当作于1961年 （“二十二岁”）。陆老师那时是英文专业大四的本科生，与系里的青年教师任治稷老师相交甚笃，任老师当时也刚过而立之年，据说两人都喜欢以英文写作，而且都有争强好胜的个性，两人往往定下一题，埋头执笔，各显神通。这篇文章，大概就是这样一场以文字比试的成果，写成之后，很快在同学当中流传开来。次年9月，我的四姐叶逢进入英文专业，这篇文章就是某个周末她从学校带回来的，我读后非常喜欢，自己手抄一过。多年之后，侄儿叶尊在翻检家中旧物时，找到了这个劫余幸存的手抄本，重新打字，三姐叶令也从电邮将之分别发给了陆老师和我。当时关于他的这篇“少作”，我跟他还有一通电邮的交流。这一次，关于是否将此文收入《三集》，我先征询了智玲的看法，智玲回答说：“谷孙很幼小时母亲就去世了，他对母亲的记忆既有限，也遥远。发表这篇文章也是让他显示对母亲的怀念，我没有意见。”既然智玲开了绿灯，我就将文稿发给了编辑，这样读者就有了阅读这位大教授、大学者的学生时代的习作的机会。希望大家掩卷之后，会跟我同样喜爱这篇真情流露、抒情色彩极为浓厚的文章。
如今《余墨三集》即将刊行，按照陆老师自己的说法，她的篇幅比诸《余墨二集》又“膨胀不少”，不过就内容而言，则可以说是沿袭了前面两部，尤其是《二集》的旧例，附录中还收入了陆老师的旧体诗作和访谈，也可以说是终于完成了陆老师在《二集》自序里所表达的“及早盘点搜辑”的心愿了。
然而，此书的出版问世，毕竟是晚了，晚了，太晚了。在上文提及的陆老师参加“电影读书活动”的访谈录里，在讲话之后的提问环节，有读者问起，《余墨集》会不会出第三集，陆老师回答说：“《余墨三集》会出的，现在合同已经订了，但是好像没见下文，即便出不了，总有一天会有一本迟到的《余墨三集》吧。”如今回想起来，他当时随随便便的回答，真是“一语成谶”，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余墨三集》确实是“迟到”了。迟到了——此书刊行之后，我已经不可能再收到作者亲笔的签名题识；迟到了——作者已经无从再一次闻到自己新书的油墨的芳香；迟到了——我们已经无法请作者自己决定文章的取舍，向他请教文字上最后的修订。唯一可以告慰陆老师在天之灵的，就是英语里那句成语，better late than never（《英汉大词典》译作“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想来陆老师也应该会感到欣喜： 他所“依恋”“痴迷”的这些文字，虽然迟到了，毕竟最后还是跟读者见面了。
2017年11月27日稿竟于美国加州华山市猿影斋
（此文载于即将问世的陆谷孙著《余墨三集》，465-4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