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钦:制度研究的表与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9 次 更新时间:2018-03-17 22:25:31

进入专题: 韦森  

方钦  

  

   先生的个人文集陆续出版,是时候该写点什么了。

   作为学生,给老师的书作评难免有枪手之嫌。不过对我来说则可稍稍狡辩一番,因为粗粗算来已有十五年没给先生的著作或是文章公开发表评论了。原因很简单,当年最后一次写的那篇书评,先生过目后淡淡地回复了一句:“书评应当写出自己知识的边际增量来。”

   时至今日这句话仍让我记忆犹新,这也成为日后我书评写作的唯一准则。因此现在重新翻开先生的著作敲着键盘,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对自己这十余年来积累的知识增量作一次自省。

   几位授业恩师中,塑就我学术思想体系的,唯有先生。先生李维森,更为人熟知的是他的笔名“韦森”。此次商务印书馆将先生的旧著新作结集出版,定名为“韦森作品集”。也算是先生归国二十年来学术思想的一次总结。

   不过如果有人要问先生这套文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或者说,先生的研究领域究竟是什么?即便是于我而言,一下子也似乎感到无从回答。因为不客气地讲,先生的治学特色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杂、晦、僻。

   “杂”,即研究内容跨界极广,甚至连先生的公开介绍中也自称“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晦”,是指他特有的思辨风格,先生曾自嘲地借用凯恩斯赞(chao)誉(feng)哈耶克的词语“woolly-minded”(头脑糊涂)来形容自己作品中的论证修辞,音译为“呜哩吗唧”。“僻”,则是因为其研究理路往往独辟蹊径,不走寻常路,从治伦理学开始,到文化研究,再到语言哲学,皆为主流经济学界绝少触碰的领域。

   似乎已经够复杂了,但我还得再啰嗦一句:“杂晦僻”只能形容2007年之前的先生,如果再比照先生2008年之后所写的东西,那只能用“断舍离”来描述了。

   为何?因为2007年之前的先生似乎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钻在象牙塔里,因为理解了康德的一句话就能够激动得一夜无眠的学究;而2008年以后的先生,却好像完全舍弃了形而上的思辨,离开象牙塔,和之前的学术人生做了了断,转型为“入世经济学家”,投入到宏观经济、财税改革、货币金融等等接地气的研究中去了。

   看上去有点“精分”,是不是?没错,对于不熟悉先生思想体系的外人来说确实如此。然而在我眼中,这种治学上的“前后不一”只是表象而已。这二十年来,先生在具体学术观点上肯定存在这样那样的变化,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天职”,那就是做一名纯粹的学者。没错,先生的学术理念、研究旨趣、问题意识始终如一:先生关心的,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先生研究的,是中国社会制度;先生要做的,是通过制度分析,来解释我们这个社会,进而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尽一份力。

   所以,用两个字来回答:这套文集的主要内容就是“制度”(Institution);先生的研究对象,用他自己的译名来说,就是“制序”。

  

  

   “制度”绝对是当下经济研究的核心词汇,甚至已经出现一种神化制度的趋势:凡是没想明白的内容,就先说一句“应当考虑制度问题”;凡是缺乏理论解释的现象,就归结为“制度因素”;凡是与实证检验不相符的结果,就说数据中未包含“制度变量”。似乎这样一来,无论研究成果如何,都是“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经济学家是什么时候才开始研究制度的?对于制度的认识到了怎样的程度?制度研究在目前的经济学界究竟有多重要?通过分析制度经济理论获得了哪些发展?这些都是相当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太有趣,所以我就不揣浅陋,离题千字绕个大圈子来叙(tu)述(cao)一番。

   前不久一位圈内大佬做了一次回顾制度经济学历史及其重要性的演讲,整理成文后广为流传。开篇第一句就是:“自从亚当·斯密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以来,其研究主体就是制度。从政治经济学一产生,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制度和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产生的新古典经济学,其最重要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把制度固定住(或称为没有制度)……”

   稍微回味一下这句话我就觉得脑子有点乱。因为如果认为制度研究很重要,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相较于古典经济学来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倒退,经济学是越发展越走回头路?反过来如果说经济学科还是有进步的,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制度研究其实是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被淘汰掉的东西?

   我想肯定是由于我书读得少,不知道经济学名家说的斯密时期的经济学“研究主体就是制度”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最熟知的斯密论及制度的内容不过就是有关中国的描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65、87-88页)。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

   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

   这样的论断难道就是所谓的“研究主体是制度”?

   事实上不仅是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所有这些古典经济学大师谈及制度时都是这么一副“德行”:在古典经济学中,“制度”(通常还和风俗、习惯、法律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一般是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对于经济现象的补充性解释而存在的词汇。

   倒是被誉为法国的亚当·斯密的萨伊(Jean-Baptiste Say),稍稍有点与众不同。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有专门的一章,“旨在影响生产的官方规定的效果”,和整本书的体系显得有些脱节,却涉及许多后世新制度经济学关心的论题,包括第一次有关“寻租”(rent-seeking)现象的描述和分析。

   萨伊对制度现象的特别关注与法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萨伊自身的从商经历有关。然而对于英伦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也不是不关心制度问题,只是因为古典经济学体系内已经暗含了一个关键性前提假设,即经济运行规律是发生在特定社会制度情景下的。唯有如此,经济规律才能与自然规律相区分(在古典经济学出现之前的法国重农学派正是将二者混同了)。所以斯密在《国富论》中详尽探讨的经济发展机制仅仅是他的“自然自由制度”(th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已。后来的德国学者由于搞不清楚这点,才提出了“利他”和“自利”相冲突,即所谓“斯密悖论”这么个奇怪的命题(当然,这其中还牵涉欧陆和英伦思想对经济学科性质的不同理解)。

   将制度作为前提假设,就致使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话语内进行制度分析无比困难。这就好比一个人坐在凳子上要将自己和凳子同时举起来一般。只有跳出古典经济学框架才能论述制度,斯密本人就是在《法理学讲义》等著作中详细讨论制度问题的。这一点马克思看得比谁都明白,他只需将古典经济学的制度性前提替换掉,那么原本是为资本辩护的李嘉图学派经济学就摇身一变,成为了预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冲突不可避免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了。

   所以说来惭愧,尽管在社会科学理论中制度分析出现得很早——可以追朔到维柯的《新科学》(1744),但相较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这些学科来说,经济学制度分析起步很晚,而且恰恰是在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出现的时候。

   通常认为,第一部真正算得上“制度研究”的经济学著作,是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Leisure Class),出版于1899年,该书副标题是“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无论是以当时还是现在的学术标准,《有闲阶级论》都算是本奇书了。全书论据没有一个出处——既没有注释也没有参考文献,甚至连修辞风格也更接近于散文而非“研究”。

   因此这本书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最初评价一般,但是挡不住它在社会上的流行。因为书中那种对现实社会无情批判的精神恰好迎合了上个世纪00后青年对清教资本主义的厌恶。“有闲阶级”,连同凡勃伦这位油腻大叔(据说他个人卫生习惯极差)本身,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青年流行文化的象征:不仅有凡勃伦书籍、凡勃伦小册子,还有一群称为“凡勃伦女人”的迷妹。

   如此的社会影响力自然让学者们的态度开始改观,一些学者——主要是接受德国历史学派教育的学者——开始认真“钻研”凡勃伦的著作,于是乎“制度学派”(又被称为“旧制度经济学”)作为美国原创的经济学思潮登上了历史舞台。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凡勃伦留下的最重要思想遗产之一,就是有关“制度”的定义:“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商务印书馆,1964年,139页)

   正所谓经典永流传,一句顶万句。凡勃伦这句晦涩难懂的制度定义引发了众多学者前赴后继的无数解释。而且正因为可以不断阐发新含义,所以才能与时俱进,和不同新理论相结合,譬如时下经济学界的网红——行为与实验经济学,也能引用凡勃伦的定义为自己正名。

   严格来说凡勃伦的制度定义并不费解,只是没写明出处。他有关制度的解释和十九世纪法国古典社会学的理解如出一辙,“一切由集体所确定的信仰和行为方式称为‘制度’”,该论断写于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 1895)。简言之,凡勃伦传统的制度理论,突出强调了社会制度中蕴含的文化因素,即制度是文化。

   但是对经济学家来说,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简单,因为“文化”太复杂了。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经济学界也没有太多合适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来处理文化问题。倒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文化”也具有价值,因此可以和商品一样使用价格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被怒斥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名不见经传、忙着找份好工作的美国新移民、英国好绅士科斯(Ronald Coase),扭转了经济学的潮流。科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一篇经典文献——《企业的性质》(1937),可是没人看,要等五十多年后才能重见天日。而1959年时他又写了一篇怪文《联邦通讯委员会》,大意是说像无线电频道这类有极强外部性的物品为什么需要政府管制呢,应该通过界定权利然后经由市场交易才会得到最有效率的使用。

   这篇文章实际上挑战了当时已经霸占经济学界近半个世纪的权威传统,由马歇尔的学生和继任者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创建的“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externality)是最早由英国伦理学大家西季威克提出,后经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得到充分阐发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个人、企业的行为不仅对自身有影响,还会对社会上的其他人造成影响。但是个人和企业通常只会考虑自身的影响,即私人成本和收益,不考虑社会影响,即社会成本和收益,如此一来就会导致通过市场交易配置资源的模式达不到最优水平,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工厂生产造成环境污染。因此庇古提出“庇古税”方案,对造成负外部性的企业征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韦森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8863.html
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