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奇:金融科技的“破坏性创新”本质与监管科技新思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6 次 更新时间:2018-03-17 21: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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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奇  
在争取稳定金融市场和促进金融创新双赢方面也颇具特色。“创新中心”模式的核心内容为:支持和引导金融机构(含被监管机构和不受监管的机构)理解金融监管框架,识别创新中的监管政策和法律事项。这一模式已在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以色列和中国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得以实施。其中,既有一对一的辅导支持,也有面向更广泛受众的支持引导。但这一模式一般不涉及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或虚拟测试。这一模式因其可操作性更强,预计未来会有较多国家和地区推出类似的制度安排。“创新加速器”模式,即监管部门或政府部门与业界建立合作机制,通过提供资金扶持或政策扶持等方式,加快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和运用。一些国家的“孵化器”安排也属于这一模式。鉴于监管部门的职责所在,预计这一模式将更多地为政府部门而非监管部门所采用。

   总之,监管沙盒、创新指导窗口和创新加速器等模式,主要目的是加强监管当局与金融科技企业的沟通交流,提早介入并全流程了解金融科技的信息并进行政策辅导。在监管部门和被监管机构之间,建立起可信赖、可持续、可执行的监管协议与合规性的评估机制,力避因强势或过度监管从而压制金融创新的结果,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管效率,降低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

  

三、创建与发展我国科技监管的新思路


   中国人民银行已正式向外界公布,于2017年5月成立金融科技(FinTech)委员会,以加强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规划和统筹协调,同时央行强调要通过金融科技委员会强化监管科技(RegTech)的应用实践,“监管科技”首次出现在金融监管部门的正式对外表述中。可以预计,央行金融科技委员会的成立,对于未来数据共享机制的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以及产学研用全方位携手都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据德勤的研究报告,目前全球掌握监管技术的企业还主要分布在欧美等国,我国现有监管制度的自逻辑,极难冲破“破坏式创新”带来的两难境地,必须尽快弥补这一短板。为此,笔者建议有必要遵循以下新思路:

   (一)转变与创新监管理念

   当今各国乃至世界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具有复杂性,金融与高科技的结合,使得监管层的监管理念出现落伍、僵化,不适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等问题。转变监管思维,让监管理念与金融创新同步演进,成为未来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发展的不二选择。[33]展望未来,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的监管理念面临着根本性的困境与挑战:一是在监管方式方面,传统的栅栏方式和运动式监管是否仍然适用?事实证明,过去以栅栏方式可以隔离商业银行和网络借贷之间的风险传播途径,然而,金融科技跨市场跨行业发展迅猛,再加上金融服务供给侧的日益多元化,目前已难以简单使用隔离的方式来防范风险了,跨行业的金融模式与我国“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发生了尖锐冲突,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二是在监管路径方面,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几乎完全针对现有金融机构的自上而下的监管路径,且当前金融体系中的加杠杆、规模和关联性、以及垄断租金等深层特征还在不断强化着当前体系,这一固有格局已经阻碍了金融体系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效率提升,有必要增加新的监管路径,关心、支持科技金融企业,更好地发挥市场和技术的创新动力,实现激励金融创新与保持金融稳定的双赢监管目标。三是在监管能力方面,金融监管部门面临掌握现代科技,提升监管能力的任务,做到能够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很好地感知金融风险态势,提升监管数据收集、整合、共享的实时性,有效发现违规操作,高风险交易等潜在问题,提升风险识别的准确性和风险防范的有效性。

   (二)培育科技监管的新模式

   我国的金融科技业务(主要是互联网业务)发端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如1999年的“首信易支付”(第三方支付)、2007年的“拍拍贷”(P2P网贷)和“格上理财”(互联网理财)以及2011年的“点名时间”(众筹融资)。这些新模式问世之后,有效地克服了金融领域中的信息不对称和融资歧视,改变了传统金融业对中高端市场的过渡偏好,打破了金融垄断,转向聚合碎片化的大众需求并形成“长尾”效应,给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活力,其内生的普惠、分享、平等、便捷等特质,以及资金获得上的快速、高效和低成本优势,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政府监管部门对这一金融创新采取“宽容性”监管,即宽容和鼓励金融科技健康发展的监管方式。这种“宽容性”监管主要表现为市场准入的宽容和监管政策的松动。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具有显著的金融抑制特征,金融业的市场准入以严格而著称。而在世纪之交,金融科技业务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几乎是没有门槛的,不需要主管部门发放拍照,有些业务甚至无须注册,只要求备案。这种“宽容性”监管,对于推动金融科技新业态的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金融科技的主要模式都较快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以P2P网络借贷为例,自2007年我国第一家网络借贷平台企业诞生以来,在企业数量、参与人数和交易金额方面,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到2014年底,网络借贷平台企业达1575家,通过P2P网络借贷完成交易金额高达近2829亿元,其中单是2014年的累计成交量就达到2528亿元,是2013年的2.39倍。[34]

   金融科技在“其兴也勃焉”的同时,它所具有的法律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也在不断叠加和集聚。自2013年底以来,金融科技领域内的风险逐渐显露,违约事件频发,大规模的倒闭、跑路及资金周转困难和欺诈问题也随之出现。监管部门认识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和改善监管,以实现金融科技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大有必要。于是从2013年起,陆续出台了一些原则性、指导性的政策文件。其中,以2015年7月,一行三会等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最具代表性。这是一种有别于规则性监管的原则性监管方式。

   2016年起我国监管层加快了对互联网金融行业(金融科技在我国的主要形式)的清理整顿步伐,2016年10月13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随后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工商总局等部委相继跟进发布各自主管领域的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互联网金融的“整治风暴”。这种“运动式”的监管方式有力地打击了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违法违规经营现象,清肃了一大批不合格乃至涉及违法犯罪经营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引导互联网金融行业步入规范创新的正确轨道。在充分肯定专项整治行动成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业界和学界人士的担忧或争议:专项整治行动是否会给互联网金融发展设置人为阻碍,导致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全面萎缩?这种急风暴雨式的应急性的“运动式”监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综上,我国金融科技(主要是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达到的目标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推动金融创新两级摇摆,没有实现双赢。因此,有必要认真总结经验,借鉴英国“监管沙盒”等模式的优点,紧密结合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实际,充分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监管科技新模式。

   (三)在学习型社会中将监管科技应用于金融科技合规的全过程

   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各国纷纷进入学习型社会(a learning society)。[35]金融服务产业越来越多的使用科技,监管部门也必须借助科技的力量才能获得评价之前无法测量的金融风险的机会,并使得风险管理全局化、全体系化成为可能。的确,如果说金融服务业大规模的使用科技是“道高一尺”,那么,监管部门也必须充分运用监管科技才能实现“魔高一丈”。事实上,全球的金融监管部门都已达成这种共识并且在行动。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监管部门提出了监管科技的构想,监管部门的技术系统直连每个金融机构的后台系统,实时获取监管数据,并且运用风险数据聚合(risk dataaggregation)、数据模型类型化分析与预测(modeling, scenarioanalysis and forecasting)、监控支付交易(monitoring paymentstransactions)、识别客户与法人(identification ofclients and legal persons)、监控金融机构内部文化和行为(Monitoring a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ternal culture and behavior)等[36]技术手段完成监管的报告(reporting)、建模与合规(model andcompliance)等工作。中国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委员会(SFC of Hong Kong)已经成为香港政府金融科技领导小组(FinTech SteeringGroup);[37]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推出了与初创型科技金融公司联合办公的“创新中心”计划;[38]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计划投资2.25亿新元用于金融科技研究。[39]中国也召开了数字货币座谈会,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小组。

   我国的监管机构要能做到在监管活动中充分运用技术手段,自身必须坚持不断学习的科学态度:一是学习技术。“测试和学习”(test-and-learn)是一种现代金融监管者应有的态度,只有不断学习技术,监管者才能在试验的基础上,决定是否给予创新者许可,使其在整个市场推行创新。监管科技涉及的技术,无论是监管资料的数字化和预测编码,还是模式分析与机器智能以及大数据分析,对于我国的大多数监管者来说,都是陌生的。因此,监管者学习技术需要知难而进、坚持不懈。二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相互学习,即政府、监管部门、传统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科技业等相关主体的沟通合作。在监管科技条件下,对于实质从事金融中介业务的金融科技公司,特别是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可不强制对其施行牌照监管,但要求该公司接入监管部门的技术系统,满足实时合规(Real-timecompliance)的技术要求,这实质上就是创建了监管部门与被监管主体(监管专家、技术和软件开发者以及愿意投资的经理人知识共享机制)的非现场“联合办公”机制,也就保证了金融科技“易合规”的基本特征。三是动态学习。金融科技带来了金融活动、组织、业态的持续多变,其内在的风险分布也可能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必须对这些新金融加以持续关注,不断完善现有的监管机制和模式,尤其是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本身就在不断变化之中,其金融应用也是多种多样,更需要监管者在动态发展中不断学习。

   可见,在动态交互型学习的过程中,监管部门的技术系统通过直连到每个金融机构的后台系统,将被监管对象的一系列非正常行动转化为数字化标记,用它辅助判断是否需要对被监管企业进行实时监控,还能运用模式识别与智能化的研究成果,帮助形成金融科技企业监管的方案、步骤等。这样,通过监管科技和金融科技这一对孪生姐妹如影随形地共同运作,实现鱼和熊掌必须兼得的监管目标:既有效规制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又不至于对有利于市场的“破坏性创新”发展形成制肘。

  

四、余论

  

在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环境使得监管目标逐步从不同方向走向同一性,以此回应西方国家建立在狭义市场效率等市场目标基础上的放松监管和最小监管带来的严重治理鸿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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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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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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