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从山上之城到分裂之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4 次 更新时间:2018-03-16 00: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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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基督徒特别是福音派的政治态度从有距离的介入转化为动员式的参与,这根本上是因为他们卷入了一场文化战争(culture war)。他们提倡宗教道德和传统家庭的主张曾是美国的文化规范,却逐渐在日趋世俗化和个体主义化的自由主义的挑战中风雨飘摇。一九八〇年里根当选标志着福音派基督徒的政治力量在美国登堂入室,从那时到特朗普执政过去了将近四十年,这一战争愈演愈烈,造成了美国社会和政治的撕裂和对立。十七世纪,清教徒梦想在北美的荒野锻造光照世界的山上之城,而今天的美国几近成为分裂之家。基督教与自由主义在美国历史中曾经达成的微妙平衡正在破裂,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在美国实现的综合也趋于解体。在这一破裂和解体的背后,一种把自由理解为不受约束的、绝对的个体权利的观念正逐步占领美国的政治和公共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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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文化战争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民权运动并行的文化革命的产物。在六十年代之前,美国文化基本上被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价值和道德主导。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这一主导是绝对的,或者说基督教内部是统一的。十八世纪以来,启蒙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就一直在挑战基督教。二十世纪上半期这一挑战达到了一个高潮,最著名的事件就是二十年代打击了基要派的斯科普斯案或者猴子审判案。此外,一直到二十世纪,宗教改革所造成的天主教和新教的对抗、新教内部不同派别的冲突一直在美国此起彼伏。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竞选,即一八〇〇年亚当斯和杰斐逊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新教内部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政治角逐。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有大批天主教移民从欧洲进入美国,由此引发了美国新教徒的反天主教情绪。在美国的宪政民主体制特别是对宗教自由的保护中,这些宗教冲突得以消弭,美国人也接受了包括天主教、犹太教和其他宗教在内的宗教多元,天主教身份的肯尼迪在一九六〇年当选美国总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美国,在启蒙运动塑造的自由民主政制中,特别是由于宪法所保证的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宗教改革后在西方世界产生的宗教和政治分裂转化为宗教的多元共存。可以说,这是美国民主为西方文明做出的卓越贡献。

   另一方面,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中期,启蒙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对基督教的挑战主要在认知层面展开,尚未动摇基督教的道德基础,更没有威胁到基督教伦理对家庭、教育、婚姻的主导。因此,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固然进化论等种种科学主义思潮对基督教世界观造成了重大冲击,甚至让狭隘的基要派名誉扫地,但基督教作为美国的主流价值这一点并未在根本上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基督教塑造了美国的民情和政治文化,约束了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个体主义和世俗主义。无论在美国人的历史、记忆还是信仰中,基督教都是美国人的民族认同和公民宗教的基本资源。

   清教徒在新英格兰的政治实践当中贯穿的是一种圣约观念。他们把离开欧洲进入北美殖民的行动理解为一次新的出埃及,是在上帝的指引下进入和上帝的盟约,目的是建立荣耀上帝的”山上之城”。美国例外论由此发端。作为新以色列的选民意识奠定了美国人公民宗教的基调。更为重要的是,正如美国神学家理查德 ·尼布尔所指出的,圣约的政治形式是上帝统治之下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政体。依据圣约观念,政治社会并非完全是自然性也不仅仅是契约性的。圣约意味着在上帝面前,人们通过彼此承诺来承担对他人和法律的责任,以此来凝结构成共同体,由此带来所有立约者对于约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体的责任和参与。圣约观念不仅塑造了民主共和的政体形式和政治文化,而且为美国的联邦制奠定了基础,“联邦”的词源即为拉丁文的”盟约”。在清教徒的圣约神学里,社会是《圣经》里上帝及其选民的圣约的延展。清教徒通过约在新英格兰建立各个层面的自治共同体,从地方乡镇延展到州,而这一圣约文化继而越出新英格兰而推展到联邦层面。这是为什么托克维尔一再指出要从新英格兰的乡镇自治理解美国政治,把乡镇精神作为美国政治精神的基石。美国宪法学者多纳德 ·卢兹(Donald Lutz)指出,一七八七年宪法并不是国父们的创新,而是之前一个半世纪盟约政治的最终成就。正是因为这一盟约政治文化,美国人能够发动革命、召开大陆会议、制定从州到联邦的宪法。

   盟约的神圣性和社会性也塑造了清教徒和美国人的自由观。在清教徒看来,自由需要以共同体及其权威为前提。温斯罗普在一六四五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区分了自然的自由和盟约的或公民的自由(federal or civil liberty)。他表达了一种加尔文主义的立场,认为自然或者说本性被罪败坏,因此所谓自然的自由是一种败坏的、为所欲为的放纵,对权威构成了挑战。与仅仅以人为参照的自然自由不同,盟约自由或公民自由则以人和上帝的圣约、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盟约为参照,其目标是良善、正义和诚实,而它既是权威的目的,也以权威为基础。这两种自由可以视作伯林区分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前身。清教徒的盟约自由确实表现出伯林所批判的积极自由的专断性乃至专制性,试图通过把清教信仰和伦理强加给个体来”强制自由”。托克维尔严厉批判了清教徒的道德狭隘和专制。但另一方面,清教伦理塑造了一种结合个体独立和社群责任的社区主义。清教的圣约共同体的立足点是每个与上帝立约的个体,他在与上帝的约中自立自制,并在教会、家庭、社区中承担宗教、道德、公共责任。这一社区主义对美国文化中的主流个体主义构成了限制。

   罗伯特 ?贝拉区分了两种流行于美国的个体主义:富兰克林式的功利主义的个体主义和梭罗、惠特曼代表的表现主义个体主义。前者是鼓吹个体通过个人奋斗竞逐财富功名的”美国梦”,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浪漫主义反动,鄙视功利主义的自我成就,挑战社会和习俗,注重个体内在的和独特性的情感和精神表达。这两种个体主义分别兴起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日后经过文学作品和好莱坞电影的演绎,塑造了美国的个体主义形象。然而,这种个体主义形象更多的是当下美国的某种写照。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前,多数美国人可能一直生活在这种新教社区主义中,或者至少受到了它的熏染。

   它构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底色。对这一点加以辨析有助于澄清对美国的历史和民族认同的认识,因为今天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冲突中的各方往往追本溯源,通过阐释美国革命和立宪的政治、道德和法律原旨来辩护自己的立场。在近期关于十八世纪美国革命和立国的历史学和政治学辩论中,学者通常持两种往往针锋相对的立场。一种认为美国革命和立宪是洛克思想的产物,美国是自然权利共和国;另一种则宣称真正锻造美国的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公民共和主义。在《美国个体主义的神话》一书中,美国学者谢恩(Barry Alan Shain)对这两种解释均提出了质疑。他爬梳了大量革命和建国时期的出版物,包括很多牧师和神职人员的讲道和文字,发现在这一时期,也许某些精英持有个体主义或共和主义的看法,但美国民众的政治文化的主体并非追求个体权利和自主的自由个体主义,也不是在政治对话和行动中寻求人生意义和塑造德性的共和主义,而是前述被新教塑造的社区主义。在其影响下,美国人远不是把自我的利益和解放作为人生的目的,相反往往为了家庭和社区而进行自我约束甚至自我否定。

  

02


   在托克维尔看来,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结合是民主在美国能够和自由与道德结合而没有滑落专制的原因。然而在今天,经过半个世纪的文化战争,这一结合已经走向破裂。

   虽然一七八七年宪法确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在二十世纪之前的美国历史上主要体现为,国家,尤其在联邦层面,并不支持任何特定宗教组织和教会。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把宗教实践从公共领域和生活中排斥出去,或者说在宗教价值和道德问题上保持中立乃至予以忽视。也就是说政教分离并非国家的世俗化。相反,我们看到无论在政治仪式、政治话语、公共空间、文化教育等领域,国家都表达基督教价值并支持相关宗教实践。然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特别在高等法院的一系列关键性判决的影响下,美国的公共领域不断压缩基督教的影响。在一九六二年标志性的“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Engel v. Vitale)的判决中,公立学校的祷告被认为是违背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此后集体性的祷告在公共学校中被禁止。在一九六三年”阿宾顿校区诉谢默普案”(District of Abington Township v.  Schempp)审判中,必修性的《圣经》阅读课被判违宪。这两个判决均违背了当时大多数美国父母的愿望,他们希望孩子在学校里祷告和学习《圣经》。六十年代以来公立学校逐步展开的有相对主义倾向的文化和道德教育以及较为开放的性教育也进一步对传统基督教道德造成冲击。谢恩指出,虽然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历史,但今天美国的中学历史教育里对此鲜有涉及。非宗教的世俗主义的冲击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教育,而是扩展到媒体、学术、家庭等方方面面。在家庭领域,传统基督教伦理可谓节节败退。随着色情业、离婚、流产、同性恋及婚姻的合法化和扩张,基督教主张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已经风雨飘摇,一定程度上美国和西方已经进入了后家庭时代。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高等法院判决同性婚姻合法。当晚,白宫打出彩虹灯高调庆祝。这可能是捍卫传统婚姻的福音派基督徒遭到的致命一击。二〇一六年五月,奥巴马政府颁布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公立学校允许变性人按照自己认为的性别如厕——也就是说自认为是女性的男生可以使用女性厕所和更衣室,反之亦然——否则将削减对公立学校的资助。福音派基督徒感到,如果高等法院的自由派色彩继续强化,那么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就沦落为陌生人了。二〇一六年,很多福音派之所以投特朗普的票,根本上是为了对抗高等法院的自由化。

   文化战争根本上是一场文化和社会革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打破了种族隔离,伸张了黑人的公民权利,无疑是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巨大进步。平等主义的民权唤醒和激发了黑人的身份意识,这一点很快被左翼文化政治吸纳,由此促成了迄今仍在美国如火如荼的身份政治或认同政治。黑人为了争取独立而锻造自身的文化认同,希望通过荣耀非洲和黑人文化来赋予黑人自信和力量,以打破长期的白人优越和种族歧视所形成的文化规范给黑人造成的压迫。很快,这一构建身份、挑战主流文化的运动从族裔扩展到性别、性取向等领域。提出”反文化”这一概念的左翼学者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在一九六八年指出,反文化致力于在权力政治、资产者家庭和新教工作伦理之外,寻求新的家庭模式、性风尚、审美方式、个人认同。美国政治哲学学者威廉·盖尔斯通(William Galston)谈到,在美国人的文化共识的破裂过程中,民权运动扮演了关键角色,因为它为其他受压抑的人群提供了灵感;此后,女性对男性、年轻人对年长者、非正统的性关系对传统家庭、非信徒对信徒的传统主次关系在自由、平等、承认差异的话语中遭到了质疑和挑战。

这一挑战无疑对于少数族裔和群体的解放和自由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在此过程中强调个体权利的权利话语持续膨胀。美国学者玛丽·安·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指出,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宪法法律的核心还是州和联邦政府的权力划分以及中央政府各分支之间的权力分配,而不是个体自由。而随着六七十年代的权利革命,高等法院的宪政工作逐渐围绕个体权利展开。权利语言成为美国公共领域的主要表达方式。格伦顿强调,问题并非出在权利本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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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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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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