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日常生活中的“国家”以及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意识——《小邦大治》书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4 次 更新时间:2018-03-13 23:53:55

进入专题: 第三世界   去殖民运动  

殷之光  

   帝国本身的衰退使得帝国史从原先对人类整体历史的叙述,退居为对人类一种“中介物”(intermediate)形式的学理性阐述。随着帝国的政治消亡,帝国的普遍性意义及其世界观也随之消亡。在菲尔德豪斯对帝国的叙述中,新一代的帝国史研究者不得不将帝国这一概念本身对象化,将其缩小为人类历史上一种曾经存在过的政治组织模式。在菲尔德豪斯看来,研究帝国与研究“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是我们尝试理解世界多样性一种组成部分的方式。此时的帝国史研究者们再也无法想象一个宏大的整体史叙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碎片化的经验性整理。换句话说,此时的帝国史研究者们似乎变成了希里笔下那些研究“荷兰与瑞典”的历史学家。他们对世界的兴趣,是局限的,是“纯学术性”的。也正是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菲尔德豪斯会对霍布森(John A. Hobson)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提出强烈批评。在他看来,列宁与霍布森对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秩序形成过程中扮演的决定性作用是毫无历史根据的,是凭空揣测出来的。殊不知,在霍布森与列宁时代的帝国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那时的帝国是一种普遍的全球秩序霸权。而到了菲尔德豪斯的时代,曾经作为“山巅之城”存在的世界帝国则蜕变成了由官僚与治理术组成的破旧机器。

   既然帝国史的衰亡无可避免,菲尔德豪斯则为当代的帝国史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替代性方案。在他看来,今天的帝国史研究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去考察“互动地区”(area of interaction)的历史。当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便是今天所谓“区域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大量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冷战背景下诞生的区域研究几乎延续了最初19世纪欧洲殖民地研究与帝国史研究的精神传统。它不仅仅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治理提供重要的知识基础,也承担了培养帝国官僚的责任。而19世纪帝国史中所承担的塑造帝国道德与合法性普遍意义的任务,则交给了诸如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凯南(George F. Kennan)、基辛格、亨廷顿等一系列外交智囊与政治学者。在此我便不再赘述了。

   我们发现,帝国霸业的政治现实从根本上支撑了“传统”地区研究与帝国史的普遍主义理想与宏大叙事。那么,今天中国所讨论的区域国别研究是否能继承这种有着明确中心主义情节的问题意识呢?毫无疑问,今天中国对区域问题的大规模关心与中国本身的历史性崛起密切相关。倘若这种崛起仅仅是重复了西方近代历史中霸权更迭的故事的话,那么我们势必会看到今天中国的地区研究会走上19世纪欧洲殖民史与帝国史研究的道路。所幸,在《小邦大治》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关怀。

   在《小邦大治》中,作者不断重申去殖民这一历史与政治主题。与一般意义上的去殖民研究不同,《小邦大治》所关心的是前殖民地如何通过自力更生、政治与行政实践而进一步完成对国家精英与公共行政部门的“去殖改造”。这种在行政过程中结合新加坡社会历史与实际情况,对殖民时代遗留的威斯敏斯特体制进行的改造,在作者看来是“让新加坡政治长期保持活力”、令其“政治体系本土化”的重要因素。作者强调,作为殖民地的新加坡,在英帝国的政治秩序中,其社会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回帝国中心。因此,在这种秩序下建设起的行政效率与官僚体制体现的是英帝国而非殖民地本身的国家能力。而在独立之后的新加坡,通过巩固“行政主导的发展型政府”,则将社会资源转向本国的公共建设和社会服务。我们发现,在作者对行政效率的分析中,行政效率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抽离语境讨论的一般性概念。更重要的是要将其作为国家能力建设组成部分,讨论发展行政效率的目的及其与人民福祉之间的关系。同时,这种行政效率的发展还与政党合法性与执政能力挂钩。这便体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讨论中,仅仅以普选作为合法性唯一源泉的陈词滥调。

   《小邦大治》体现的一个核心关怀是要以新加坡的国家建设为例,寻找在去殖民过程中新加坡获得政治主体性的根本动力。作者不断提醒我们,殖民帝国秩序衰亡的重要标志是其在殖民地“人心尽失”。随着帝国文化领导权的消失,帝国蜕变为“狡黠的权谋”。这个表述实际上揭示了前文讨论的20世纪80年代英国帝国史研究者们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与那些帝国史研究者们所看到的世界不同,在《小邦大治》中,这一旧殖民帝国神圣性的丧失恰恰标志了新世界的崛起。与旧的世界秩序不同,在去殖民进程中崛起的世界新秩序是以具有主体性意识的人民与具有政治主体性的被压迫国家为核心的。因此,对于这种新秩序的描述则必须深入分析这一政治觉醒的过程,以及这种觉醒对普通民众的真正意义。

   与一般的去殖民研究不同,《小邦大治》关心的是具体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问题。本书对抽象的国家进行了具象化、历史化以及制度化的分析。《小邦大治》所处理的去殖民是一个具体的国家建设、政党建设、社会建设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本书处理了一系列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诸如住房、养老、就业、城市交通等。国家不仅仅存在于遥远的外交与国际政治层面,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通过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讨论,《小邦大治》将去殖民这一宏大历史潮流变成了普通人的现实体验。因此,在本书中,去殖民便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追求,也不是一个混乱的历史时刻。去殖民从一个反抗的故事,变成了一个细致的国家建设的故事。在这一叙述基础上,《小邦大治》向我们有力地证明了社会的稳定、繁荣与发展是政党正当性与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也是衡量去殖民浪潮历史性价值的普遍性准则。

   事实上,本书最令人感到激动的部分来自从第五章开始的后半部分。连接这些章节的一个核心关怀是希望理解在国家新生与国家治理过程中,如何处理政府、政党与人民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今天在绝大多数推行议会民主制的西方国家里,政党常常以竞选为核心目标与追求。在这种竞选目标驱动下,人民在政党政治话语里便从一个具有主体性地位的能动角色,蜕变为选民这一单一的使动角色。相应地,本应当作为国家公器的行政资源很容易被政党作为交换选票的私产。在这一利益交换的过程中丧失的不仅仅是议会政党的代表性,更使得国家本身的神圣性逐渐消失。

   而《小邦大治》则向我们提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人民行动党的统领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在《小邦大治》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在国家去殖民社会建设中寻找施政方案,以推动改善人民福祉为目标的实践理性,恰恰成为人民行动党得以建立社会各阶层共识,获取政治权利正当性的基础。这就使得本书对政党政治正当性的讨论超出了一般的西方政治学框架,避免了采用自上而下的教条规则,硬要将非西方世界政党政治套进西方民主政治话语的错误。而从自下而上的实践论角度,去推导出人民行动党的合法性来源。透过《小邦大治》对新加坡的分析,我们看到政府的正义性一方面表现在政府自上而下地设定良好议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政府本身行政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责任感。

   《小邦大治》深刻地向读者指出,一个脱离群众的党更加符合殖民者的利益。而人民行动党本身的去殖民化体现在其对“群众路线”的坚持上。在作者看来,这种实践论的精神造就了人民行动党“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社会主义相结合,政治民主与经济社会民主并重”的混合式政治理念。这也使得新加坡的独立虽然没有经历腥风血雨的暴力反抗,但是却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政治独立意味。相比在去殖民运动中获得形式上独立,但却在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上持续受制于人的国家,新加坡在“独立自主”精神指导下进行的国家建设运动,则是更深刻地体现了20世纪后半叶“第三世界独立运动”的真正理想。

   实际上,从《小邦大治》对新加坡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政治观念。作者向我们表明,一个国家的政治持久性建立在政治精英与普通群众之间“上通下达”的“双轨形式”。在这种走“群众路线”的政治前提下,知识精英对实际政治生活的参与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自我再教育的过程,有利于知识精英为政府施政提供建设性批评,同时也有利于生产有建设性意义的社会舆论氛围。作者认为,新加坡的经验表明,群众路线还保证了社会“建设性批评的理性讨论环境”,这也反过来为政策制定过程中让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了前提保证。而有了这种互动,则更容易形成和平环境下,以社会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共识。而这种良好互动的基本前提则是一个稳定的国家,以及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这一点则必须由作为国家统治者的政党与政府提供。《小邦大治》用“公共部门政治化”这一表述向我们表明,政党与政府不分家,在这一机制中是重要前提。

   本书最后一章的讨论将这一具体的对新加坡的案例分析推向了一个对普遍问题的探索。作者回答了一个何为新加坡“模式”的问题。通过本书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谓新加坡模式,并非停留在对新加坡发展模式的教条性总结,也不是对新加坡“民主”性质的经验性讨论。这种新加坡成功的“模式”恰恰来源于实践为先的精神。这一精神被总结为“先发展后民主”的“模式”。实际上,与其将这一精神视为新加坡的“模式”,不如将其视为对“模式”的教条性迷信的批判。这一态度也不禁令人想起毛泽东在接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屡次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运动不可能复制中国道路,而从中国革命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唯一一条普遍性原则便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在今天对国家治理的一般性叙述中,充满着对康德理性主义原则的简单化理解。在这一逻辑里,个体作为一个绝对的理性人,其自由建立在绝对的自主与免于约束的无政府原则之上。《小邦大治》在最后一章中,借用王庚武先生的讨论阐述了对这种迷思的批判。用作者的话,即是用一种乌托邦取代另一种乌托邦的行为。脱离了国家去想象一个理想社会,想象一种绝对的个人解放无疑是镜花水月。除此之外,在本文的讨论语境下,《小邦大治》里体现的这种对国家治理能力重要性的讨论还体现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论价值。在帝国史的框架下,国家仅有一个。因此,通过对普遍主义观念的教条式声张,帝国史叙事消解了帝国之外非西方国家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冷战时期站在意识形态二分法基础上形成的对世界国家的分类模式,则也是这种霸权的体现。事实上,就像新加坡一样,绝大多数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都不愿意将自己置身于“资本主义阵营”或“社会主义阵营”的简单二分之中。而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选择国家发展的前进道路。重新发现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实践历史,发现他们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国家政治主体性,则无疑是对教条主义叙事中体现的帝国文化霸权的建设性反动。这也是《小邦大治》所体现的理论价值,更是在去殖民语境下展开的新的区域研究的意义。

   本文原载《比较政治研究》第13辑(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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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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