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健康中国战略”落地生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5 次 更新时间:2018-03-13 23: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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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 (进入专栏)  

一、 引言

  

   健康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投资于健康”业已成为国际发展政策的一个优先关注领域,也成为愈来愈多国家的一个优先战略选择。这在中国也不例外。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新目标,并将它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基于以人民为中心,此次大会还鲜明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新理念。这五个互为关联的核心理念,是深刻洞悉并总结国内国际数十年发展经验的结晶,既汲取了国际发展理念的精髓,也植根并回应了中国过往几十年的发展实践。

   五大发展理念提出后助推了“健康中国战略”迈上新台阶。2016年下半年,我们很快见证了中国健康事业发展的三个里程碑。2016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要求“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他首次明确提出了“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38字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紧接着,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中长期健康战略规划。其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人人享有全方位、全生命周服务。它还重申了38字的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2016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卫计委在上海联合组织召开了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我们迎来了健康政策的一个“黄金期”。各种利好的重磅政策不断密集出台。基于此前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报告,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第八部分,雄心勃勃地对“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做了进一步的全面部署。它敏感地捕捉住了当下中国最为紧迫的一些人口健康与发展问题。可以说是近期各种核心健康战略的一个集大成者。

   十九大报告再一次将健康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它为健康的基石性作用定了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它富有政治洞见地将互为关联的关键性健康维度囊括在内。这样一种大健康观的核心就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该报告的表述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顺应并符合人民群众对健康与保健的期盼和诉求,也表明了最高决策层续写健康事业新篇章的决心。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健康中国战略”要落地生根,需要正确理念和理论的引领。五大发展新理念是新时代发展思想的升级换代,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它们理应成为我们观察和思考“健康中国战略”并应对各种健康问题与挑战的理论武器。

  

二、“健康中国战略”提出的现实基础

  

   “健康中国战略”是在转型期中国面临严峻人口健康挑战与风险的情形下提出的。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人口流动等快速社会经济发展,引发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又改写了城乡居民的健康和医疗保健图景。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全球化时代,影响健康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变得愈发错综繁杂了。贫困、就业和收入不平等之类的经济因素,性别不平等、人权、教育等社会因素以及气候变化和污染等环境因素,几乎都与健康休戚与共。

   在逐渐融入世界体系之后,各种旧的与新的、公开的与隐蔽的健康问题都糅杂在一起。一些人口健康问题并没有伴随经济增长而消亡,反倒因生活的富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平添了一些新疾病。吸烟、酗酒、高盐高糖高脂饮食、缺乏身体锻炼等非传染性疾病的行为危险因素普遍存在。与少子化和老龄化等人口转变紧密相连的,是流行病学转变,即疾病负担逐渐由婴幼儿、孕产妇及传染性疾病变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换言之,中国消灭传染性疾病的“第一次卫生革命”尚未完成,战胜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第二次卫生革命”也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

   当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正呈“井喷”态势,业已取代传染病成为“头号杀手”。疾病谱与死因谱随之发生了变化。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非传染性疾病致死人数估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87%,其中心脑血管疾病(45%)、恶性肿瘤(23%)、慢性呼吸道疾病(11%)、糖尿病(2%)及其他慢性病(6%);相比而言,传染病占疾病总负担的比例已大为降低,它与孕产妇、围产儿及营养问题引起的死亡加起来才占5%,剩下的8%是伤害。[1]国家卫计委2015年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年)》也佐证了这个触目惊人的事实。

   中国的多重疾病负担还会因工业化、城镇化、人口流动、人口老龄化及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结构性和体制性的深层次矛盾而日趋严重。医疗服务的高昂价格常使缺乏负担能力的贫弱者望而却步。卫生服务体系的碎片化,医疗技术崇拜甚嚣尘上等求医问药上的一些“瓶颈”亦未突破。医患冲突常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经过了几轮医疗体系改革,普通百姓有切肤之痛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一直被诟病的现象也未绝迹。这些“痛点”和“难点”的交织叠加,足以说明提出并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五大发展理念的基石作用

  

   面对上述错综复杂的卫生与健康态势,传统的思维定势和理念显然已变得力不从心。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无疑可以为“健康中国战略”的落实提供崭新的思路。

  

   (一)创新永无止境

   五大发展理念中居于首位的是创新。李克强在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开幕式上将科技创新喻为“打开健康之门的金钥匙。”“健康中国战略”本身就极具创新性,创新理念也理应成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引擎。

   在医疗卫生领域,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是有先例可循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形下,曾建构了城乡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培养模式等颇具中国特色的初级卫生保健制度。曾几何时,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和“一根银针救百病”,以低廉而简便的适宜技术为支撑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1978年,在阿拉木图召集的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树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2015年,屠呦呦研究员荣膺诺贝尔医学奖,也彰显了我国中医药科技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遗产。

   医疗卫生领域具有广阔的创新空间,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制度创新。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要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全覆盖,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做出各种创新是必不可少。当前,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维持了三大板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三种医保并存,除了保障水平比较低,运行效率不高之外,它们的待遇比较悬殊,而且按城乡和就业身份来划分。这种碎片化的三大支柱“既有失公平,也有损效率。” [2]

   2.医疗服务模式创新。最近几年,医疗体、家庭医生、“三医联动”、医养结合、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康复、护理的连续医疗服务等新概念,不断推陈出新。如上所述,中国卫生事业亟待从治疗转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从短期管理转为长期照护,从治病转为改变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凡此种种,唯有不断创新,才有可能增强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指数。

   3.技术创新。科技创新是当下各行各业疾呼的“最强音”,卫生与健康领域更应当仁不让。原创性的前沿医疗科学技术的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会带来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医药科技创新还包括促进健康与养老、旅游、互联网、食品等产业融合发展等等。

  

   (二)协调不可或缺

   跨部门合作、协调和联动,以整合性方式形成合力,是解决很多健康问题的不二法门。众所周知,很多健康问题的根源都是卫生部门是无法掌控的。抽烟、酗酒、吃快餐食品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因素,连同交通事故、暴力问题、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非疾病类的公共卫生风险因素等,不但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政治意愿,还需动员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关注和参与。

   以吸烟为例,烟草依赖已成为威胁中国人口健康的一个最大人为因素。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2015年,中国约有3.15亿“烟民”。更堪忧虑的是,多达三分之二的男青年从年少时就开始吸烟。中国每年有100多万中国人因烟草相关疾病而死亡,多半是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群。这一趋势若不加以遏制,与吸烟相关的疾病将在本世纪夺走2亿多中国人的生命。吸烟造成的健康危害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损失将是中国无法承受的代价。有效的控烟行动显然需要政府及其各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3]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不仅关涉医疗卫生这个行业和部门,而且涉及10多个非卫生部门。国家卫计委是全面负责卫生和健康工作的一个政府部门,可发挥主导、统领协调、牵头的作用,但不能指望这一个部门单打独斗。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地区的合作机制必不可少。最近几年,多个政府部门在烟草控制、健身体育、营养改善、环境整治、健康老龄化及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都迈出了协同努力的可喜一步。

   “健康中国战略”的落地,会涉及方方面面的协调,需要加强政策对话,搭建合作平台:

   1.城乡协调发展。目前,城乡之间在医疗卫生设施、人才配备、医疗保障水平及医疗服务利用的可及性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边远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无疑是一块“真短板”。没有健康农村,就不可能有“健康中国”,“人人享有健康”也将无从谈起。最大的挑战恐怕还在于地方政府能否将健康真正地融入所有政策中。

   2.区域与省份之间的协调。医疗服务可及性和一些健康指标的省际差距也十分明显。例如,1990年,预期寿命最高的省份是上海,为74.9岁,最低的西藏仅59.6岁,两者之间差距比值为15.3岁。到2000年,最高和最低的省份仍然未变,上海提升为78.1岁,而西藏仅有64.4岁,两者仍相差几乎14岁。[4]

   3.防与治的协调发展。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疾病预防就被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但改革以来长期都在原地踏步。当前,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各自为政”,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总被边缘化甚或漠视。重治疗、轻预防的势头尚未根本扭转。

   4.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非典)警示我们,忽视含医疗在内的社会建设必然会遭到报复。

5.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内部的整合。诚如李玲所述:“医改的核心是改革治理体系,要落实政府办医责任,协调好领导、保障、管理、监督等各方面的责任,整合医疗卫生各个子系统,把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这包括对医药卫生制度的整体设计、区域医疗资源的规划、医保资金的有效使用、对公立医院的合理投入,对医务人员的正确激励以及对公立医院运行的监管和药品人才保障,等等。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治理权限分割过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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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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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口与发展》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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