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文:戊戌政变后至庚子事变前袁世凯的政治境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6 次 更新时间:2018-03-11 22: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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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文  

   以往研究戊戌政变到庚子期间袁世凯的活动,多注重于“告密”疑案、练兵及其在山东的“剿拳保教”政策;对这个时期朝局中袁氏政治境遇的关注还不够。在应对山东危局问题上,袁世凯与毓贤的分歧与纠葛,除政见差异外,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机大臣荣禄与刚毅之间的权力斗争。新出版的《徐世昌日记》及未刊荣禄信札,为揭示这段历史的复杂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学界有关戊戌、庚子间袁世凯(字慰廷)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变中的“告密”疑案,编练武卫军,及山东巡抚任上的“剿拳保教”政策等问题上。比较而言,这个时期他的活动踪迹,尤其是他在政变后派系斗争中的处境,学界的关注明显不够。实际情况是,戊戌政变后荣禄与刚毅两位满洲权贵在军机处明争暗斗,时有摩擦,身为荣禄麾下爱将,袁氏自然也难脱干系。当他率武卫右军进入山东后,与山东巡抚毓贤屡有冲突,除应对民教冲突的决策相左的因素外,其中即有荣、刚较量的影子。

   本文旨在考察戊戌、庚子之际袁世凯在派系纠葛中的政治境遇,并根据所见荣禄致袁氏的未刊书信,对这个时期荣、袁的交往略作考订,藉以观察戊戌政变后朝局演变的一个侧面。

  

一、从护理直隶总督到武卫右军总统

  

   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六日,慈禧宣布训政,光绪帝的戊戌新政被中止。初十日,直隶总督荣禄奉旨入京,直督与北洋大臣交由候补侍郎袁世凯护理。十三日,荣禄奉旨入直军机处,军机大臣裕禄改任直督。二十日,裕禄抵津接篆。在动荡的氛围中,袁世凯完成了10天护理总督的使命。

   他在护理直督期间十分谨慎。据称,八月二十日为袁四旬寿辰,“十九日下午同城司道以下均往迎寿,脚靴手版,济济跄跄,闻慰帅当即饬门丁一一挡驾云。”国事艰危,他自然不敢因为寿诞而招致非议。据徐世昌日记,二十三日午后,“慰廷回营”。次日,徐氏记:“晨起,各统领来同见慰廷,久坐。午后……慰廷亦来,谈良久。”此后逐日都有二人晤面交谈的记载。袁、徐谈话的具体内容,日记中不载,以情理推之,除练兵之事,似乎还有对袁“告密”传言的讨论和应对。二十五日,袁世凯写了《自书〈戊戌纪略〉后》,称自己“只知以道事君”,“该党(康党)无理于君,予为鹰鹯之逐,亦人臣之大义,皎皎此心,可质天日,且以正所谓保全皇上。……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这段自我辩解,应该得到过徐世昌的支持。袁氏告诉人们,揭发康党密谋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自己“心安理得”,是为了“保全皇上”,所以,不在乎外界如何评价此事。更何况,当时列强窥伺,袁部奉命保卫京畿,慈禧对他更是信任有加。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外患,八月二十六日,慈禧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宋庆所部毅军、董福祥所部甘军、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及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一事权,统率督练各军。十月二十四日,荣禄奏请练兵筹饷,将毅军、甘军、武毅军、新建陆军练成一气,分前、后、左、右四军,各驻防地,荣禄自募一支中军,驻南苑安营操练,确保京畿安危。

   与宋庆、聂士成、董福祥这些战功赫赫的将领相比,袁世凯非但没有军功,连实际的统兵作战经验也谈不上有多少。因此,他奏调原毅军将领、甲午战争中被革职的前云南临元镇总兵姜桂题,分统左翼各营,兼全营翼长,襄助练兵。新一轮练兵计划开始后,十一月十五日,袁世凯奉旨陛见,他将营务交给姜桂题“妥慎照料”,于二十日抵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二十四、二十五日两次召见,这是他在八月初五日陛辞后,再次见到光绪皇帝。这时“六君子”死难已经两个多月,局外人无法知道二人见面时皇帝内心的真实想法,是悔恨还是怨恨?二十五日,光绪帝奉懿旨,宋庆、袁世凯赏给“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的恩典。宋庆是久战沙场、年届八旬的老将,而袁世凯刚年逾四十,对比之中袁氏获得的恩宠更引人注目。十一月三十日,两宫又赏赐袁世凯福字、荷包、银钱等。十二月初一日,袁氏应太后之命,递上条陈一件,就如何应对内外交困的危局提出建议。他缕述列强环伺的严峻形势:“种种欺陵,薄海切齿,断非口舌笔墨所能争,尤非忍让迁就可息事。惟有亟图自强,始可杜绝窥伺,湔雪仇耻。”这番言论,几乎与逃亡海外的康有为如出一辙。此外,还就筹饷、造械提出了具体意见。不过,慈禧暂时没有接受袁的建议,该折被“留中”。初四日,袁世凯陛辞出京,初五日抵达营次。

   对这个时期清廷的新一轮练兵活动,赫德看的很清楚。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99年1月8日)写给金登干的信中说:“慈禧太后正在竭尽一切努力,调集军队,以保卫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她手下将有训练有素的军队五万名,另有一般军队五万名。”他应该知道,作为北洋新军各部的统帅,荣禄才是实施防卫计划的核心人物。

   十二月中旬,荣禄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天津检阅各军。这次检阅距丙申年(1896)荣禄出京阅兵,已有两年之隔,似乎是对因政变发生而取消的天津阅兵的补救措施。为此,先派兵部司员陈夔龙、恩良前往小站安排,袁世凯腾出寓所作为荣禄的行辕。十九日午后,荣禄抵达小站,袁世凯、徐世昌等到营谒晤。二十一日,荣禄前往芦台等处。二十四日返京时,又在天津停留,袁世凯专程从小站赶往送行。此次检阅后,清廷启动了新的治军方案。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二月二十日,荣禄在北洋新军基础上创立武卫军。同时,奏请奖励各军。新建陆军训练三年,著有成效,经荣禄奏保,袁世凯因“勤明果毅,办事认真”,奉上谕“著交部从优议叙”。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三月十四日换用关防。从交卸护理直隶总督,到进京陛见,再到总统武卫右军,受到奖叙,袁世凯在荣禄的支持下,越来越受到清廷重用。

  

二、与刚毅、毓贤的矛盾纠葛


   不过,考察政变后袁世凯的活动,并不能离开清廷派系斗争的背景。事实上,政变后的满汉矛盾、新旧矛盾、朝廷与地方督抚的矛盾,彼此交织,异常突出;满洲权贵荣禄与刚毅在军机处的明争暗斗,对时局影响甚大,紧密追随荣禄的袁世凯也不免受到波及。

   光绪二十五年春,山东巡抚张汝梅遭到参劾。围绕此事,荣、刚两派针锋相对,几乎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这年正月十八日,翰林院侍讲学士陈秉和率先发难,参劾张汝梅奉职无状,并含沙射影,攻击荣禄。折中自称“内而见忌于廷臣,外而见憎于使臣”,暗示他对张汝梅的参劾可能会开罪于当朝有权势者。在奉旨回奏时,陈秉和更是明白指出所谓“廷臣”系指军机大臣荣禄及户部左侍郎立山,并称张汝梅与荣禄“相交甚密,至其往来交通,事情暧昧,外人焉能甚知?然籍籍传闻,实有难掩众口者。”参劾疆臣,却辞连枢臣,显然不是偶然的,此事幕后应有刚毅的支持。对此,荣禄进行了反击,陈秉和随后遭到上谕严厉责斥:“荣禄由西安将军于光绪二十年八月来京,张汝梅于二十一年正月由陕西臬司简放陕西藩司,其护理巡抚则在是年四月,斯时荣禄早已在京供职。所称往来交通情密,更可不辨自明。即使近在同城,亦安见即有密交暧昧之事?”因“信口捏造”,陈秉和被传旨“申饬”。

   这场风波也牵连到袁世凯。陈秉和在奏折中批评张汝梅派差时任用子侄之亲戚,如“袁保纯之委铜山盐务,袁世敦之委带营务”等,指责他们“朋比为奸”。保纯系世凯叔父,世敦则是其胞弟。后来户部右侍郎溥良在查办张汝梅参案时奏称:

   据张汝梅咨覆,袁保纯系长子书兰之堂叔岳……在东省有年,所委差缺均由司局分委,有案可稽,且前任抚臣李秉衡任内曾以子侄之儿女姻亲奏明,奉旨毋庸回避;袁世敦系长子书兰之从堂外兄,亦例不回避,前因整顿营务应照西法训练,当经函商其胞弟袁世凯,派伊亲带教习来东练军,是以派充营官。

   溥良查核后认为,张氏所说“尚无不合”,“惟该员等究系该抚子侄之亲戚,虽例无应行回避明文,该抚当援照李秉衡成案奏明请旨遵行,似不应遽委差缺致招嫌怨。言外之意,张汝梅还是有任用私人之嫌。

   陈秉和参奏张汝梅一案,是政变后刚、荣之间第一次正面冲突。参案牵涉荣、袁甚至李鸿章,清廷内部开明与守旧阵营的对立不言而喻。奉旨前往山东查案的溥良也属刚毅一派。二月初三日,清廷命长期在山东做地方官的署理江宁将军毓贤调任山东巡抚,张汝梅开缺听候查办。后经溥良复奏,称张在鲁抚任内,于捕务、赈务、河务办理未能尽善,虽无废弛、欺饰情形,但用人不当。上谕将张汝梅降二级,另候简任;同时命新任巡抚毓贤对袁保纯、袁世敦等人“才具是否称职”,著随时“察看”。这样的结局,更多反映了刚毅等人的态度。

   此外,袁世凯留用徐世昌的计划也未能如愿。三月十四日,袁以营务繁重,佐理需才,上奏请求丁忧服满的翰林院编修徐世昌继续留在营中效力,并请求“免扣资俸”。他例举翰林院检讨宋育仁奉旨回籍办理商务、在籍编修范仲垚奏调充豫省中学堂总教习,均获特旨准其“原资原俸,免其截扣”,希望可以援例恩准。但是,上谕只同意继续留营效力,“不扣资俸”的要求却被拒绝。三月二十七日,与刚毅关系密切的山西监察御史彭述上折呼应,对此举大为称赞,并请饬部将奏调奏留在外当差之京员与候选人员一并明定章程,不准免扣资俸,避免那些官员“假公济私”,以为“巧宦之阶”。这是针对袁、徐的嘲讽,幕后也有刚毅的影子。

   就在清廷内部纷争不断的时候,列强侵华活动也日甚一日。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意大利效仿英、德、俄等国,乘火打劫,要求租借浙江三门湾,并派军舰游弋杭州湾一带。二月初六日,清廷命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浙江巡抚刘树堂全力布置防范。在山东,二月二十日,德兵也借故从青岛出发,滋扰日照、兰山等地,清廷急命张汝梅、毓贤饬总兵夏辛酉兼程前往,相机因应。三月二十二日,以山东德人情形叵测,清廷急命新任山东巡抚毓贤拣派将领,严密布置,预占先著,甚至不惜以陆上应战,来阻止德军内犯。同时,命袁世凯率兵前往德州,以操演行军的名义,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其实主要是防范德军。就在上谕颁发的前一天,武卫军统帅荣禄致函袁世凯密授机宜:

   蔚廷仁弟大人阁下:十九日差弁来,接奉手书,备悉一是。电报亦阅悉。近日如有探电仍望速示,缘上时常问询盼念也。洋员巴森斯所述各节,昨已另缮节略,恭呈御览,当奉慈谕一切云云,此早遵即将致吾弟之函又复呈览,奉谕即行达知。兹特将原稿二件抄呈,希即遵旨办理,望即答复以便复奏。是为至要。

   吾弟于接奉后应带队伍若干,约于何日起行,均随时示知,以备垂询。在上意似不动声色,以免德夷知之,藉为口实,故不由枢府、总署传知耳。尚望秘密为妥,倘将来该夷设有蠢动,亦须飞电达知,以便请旨遵办,切勿造次。转恐外人有所藉口,则不妙也。至于该夷一切举动、情形,务望多发侦探,随时电兄知之。或专书亦可,万一有战事,兄必即来为吾弟接应耳。总之,时势如此艰窘,原不敢轻于言战,然设时逼处,此亦不得不较量短长也。老弟明珠在抱,自然措置裕如,不致操切也……荣禄顿首廿一日亥正三刻灯下。

   这封信是袁世凯率部赴山东前与荣禄交流对策的确证,透露出荣禄随时将从袁处所获探报直接禀报慈禧,并绕过军机处、总署直接传达旨意的内情。“原不敢轻于言战,然设时逼处,此亦不得不较量短长也”———看来,慈禧和荣禄都对列强的肆意欺凌已经到了无可忍耐的程度。

三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袁军分三批开拔。二十八日,徐世昌日记云:“晨起,送慰廷起节,奉旨赴德州一带操演行军,弹压地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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