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罗小虎:我为了被历史湮没的人群而著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7 次 更新时间:2018-03-11 22: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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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虎   许倬云 (进入专栏)  

   “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

   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山万松丛中,一盏油灯旁,父亲爱给少年时的许倬云读名臣奏议,如这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

   此时,许倬云一家流亡在路上。不到十岁的许倬云经历了一次次轰炸、绞射,看到了一幕幕百姓逃亡的残酷景象。在万县大轰炸后,从防空洞回家的路上,许倬云看到了电线上半具尸首、树干下一条大腿,一具无头女尸还有婴儿在哺奶……多年后,已成为一代历史学家的许倬云,依然无法忘怀少年时所看到的景象。

   “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和幻想。” 他说。

   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许倬云关注历史的时候,更感兴趣的是与老百姓相关的事情,比如一般老百姓的思想、生活,而不是传统史书中通常记录的有关政府、国家、战争等事情。在退休之后,许倬云更是致力于大众史学的著述,成为国内最为知名的大众史学家之一。

   1930年,许倬云出生于福建厦门。许家是士大夫世家,乾隆年间从福建搬到无锡,代代都有读书人。许倬云的父亲许伯翔毕业于曾国藩在南京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十八岁一毕业便做了炮艇副长。许倬云出生时因手脚未发育完整无法行走,因此也无法上学,父亲的书房成了他的课堂,直到抗战结束回到无锡老家,许倬云才直接读了高中。

   1949年,许倬云考取台湾大学,报的是外文系,不过他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老师的注意,便拿去给当时的校长傅斯年看,傅斯年说:“应该去读历史系。”一年后,许倬云转入历史系,从此一生以历史为志业。台湾大学毕业后,在胡适先生的帮助下,许倬云拿到一个奖学金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顾立雅。顾立雅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研究古代金文。

   1962年,32岁的许倬云回到台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和台湾大学任职。1970年,许倬云又回到美国,在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之后就留在匹兹堡大学,致力于历史研究。

   许倬云自道:“我的学术思考的框架是一个四面四角的立体型,四种三角关系。这种关系的结构说白了,就是一种系统分析,四个小系统: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每个系统本身又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所有这些小系统都是动态的。我的历史理念关键在动态,历史永远在变。人间不变的事情就是变。”因此,许倬云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比喻成“做时间线上的切面”,“一段切面在这里,下一段切面在这里,上一个切面分分合合的图像,和下个切面分分合合的图像对比,你就晓得变化发生在哪里。”

   1999年,许倬云在匹兹堡大学退休。此后,他便开始全力写大众史学。“我觉得既然我们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交代。”这便是他写《万古江河》的初衷:从文化的角度讲“中国”的形成,也是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一系列“说中国”、“说历史”图书的初衷——为老百姓写史。

   近日,许倬云先生在匹兹堡家中接受了笔者的电话采访。文字整理经过许倬云先生审定。


“中国”是个文化共同体


   问=经济观察报

   答=许倬云

   问: 2012年,您的外甥孙、歌手王力宏登上央视春晚演唱《龙的传人》,其中歌词改成:“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野火呀烧不尽在心间,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别人土地上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王力宏不是在中国出生,也没有中国成长经历,您是如何理解海外华人的这种中国认同或是民族认同呢?这种认同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有什么特点?

   许:王力宏的这首歌是从《龙的传人》改过来的。《龙的传人》这首歌是当时台湾的校园歌曲。那时候,台湾在在国际上形勢孤立,于是有些本地人想独立,口号越来越大,但同时也有很多人不愿意独立,愿意做中国人,于是就就出現了这首歌。唱紅这首歌的歌手其实是我二姐的儿子,也就是王力宏的表叔李健复。因为是亲戚关系,王力宏就自己改编了。王力宏本身没有在台湾居住,但海外华人的异乡情绪是很难躲开的。你来美国可能不太久,黑匣子的经验很痛苦,也许很难理解。

   问: 这些年,您出版的书,比如《说中国》《万古江河》,都在讲“中国”这个问题。“中国”是如何形成的?在《万古江河》中,您提到钱宾四先生的中国观对您的启发,能否说一说?

   许:我写这几本书与民族主义没什么关系,是我的专业让我一步步走到这个方向的。我早期做的是专题论文,研究中国上古史,逐渐开展了全盘思考的通史方向,这是一步步走下来。后来,我发现我们传统的教科书和我们传统的史学讲的几乎都是 国家政府、皇帝的事迹,罕见老百姓的情形。近代最有影响力的通史,就是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主要也是国家、政治制度等上层思想史,我常常问,究竟什么是中国?于是,我才逐渐走到这个大题目的。

   《说中国》《万古江河》和《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这三本书,都是我退休之后写的,退休之前,我也是写专论论文,没有写过通论。

   问: 在您看来,什么构成了“中国”?是什么让普通老百姓认同“中国”这个共同体?在强调“世界公民”的今天,您为何突出强调“中国”?

   许:我说的“中国”是指一个共同体,而不是指一个主权国家。这个共同体是一个文化体。这个文化体可以大于中国的边界,是一个理念,这么一群人生活在同一个理念之下,同一个取舍标准下。世界上,基本上就这么几个大的共同体:基督教的共同体是分国族的,伊斯兰的共同体也是分国族的,印度的共同体是分阶级的:就只有基督、回教、印度和中国这么四个大共同体。日本是从中国这个共同体脱离后,完全拥抱西方,不过日本人文化分为两截,白天上班是西方式的,六点钟回来变成日本人,他们的精神和心态是分裂的。

   我说的“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一百多年来,在传统继承与学习西方做抉择的时候,经历过困难,导致几次革命。我们必须检讨这个共同体的传统:哪些是可以永续留存的?哪些是不能的?这个共同体本身是多元复合的,内部多元互动,对外则曾经多次敞开门接受外来因素,加以整合。中国共同体的吸纳能力,比那些独神宗教,如基督教、回教信仰,更为开阔----独神信仰是排他的。如像美国现在,逐渐失去上帝,精神生活就不免空虚。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中国”,这一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文化共同体内涵和结构,什么样的传统,如何经历其发展过程。《万古江河》,论述的是内部各个区域的汇合,汇成“天下”,这么一个宏大的观念。《说中国》,论述的是汇合的过程。即将由广西师范出版社出版的第三本书《中国文化的精神》,则陈述这一文化的内涵。中国文化,由中国的中原,汇集众流,走向东亚,走向亚洲,最后就汇成大海,走向世界的大海。天下,全世界人类的大海,一直是中国人向往的目标。孔子所说的安人、安百姓:  是这个共同体的最后的目标,不是指国界之内,而是走向全世界。西周的时候形成的“天下”观念,表示文明是全世界共有的,没有国界的。所以,这个文化传统,中国人认同的文化体本身,应是符合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一个大同之世的境界,虽然难以实现,却永远是一个值得向往的目标:尤其全球化的今天,应当是切合有用的理念。

   问: 近些年,中国在大力提倡民族主义、传统文化,如何才能避免对传统文化“假古董”式的再造?如何避免“文化认同”变成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您如何看当下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已经从起初的中原(宅兹中国,王畿地区)发展到世界体系的一员。您认为当下中国人应该对“中国”、对本民族持有什么样的心态?

   答:他们用民族意识来代替过去的阶级斗争意识。民族意识走到极端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像川普这样,强调民族意识和文化优秀论,并不是好事。以前,希特勒的日耳曼族优秀论,日本大和民族优秀论,都导致灾害。我不认同「中国民族优秀」的观念。不幸,很多中国人已经持有这种狂妄的想法。我希望中国不要走这条路。我希望人类社会终于走向大同。

   问:1994年,三联书店就出版了您的《从历史看领导》,后又再版,20多年来畅销不衰。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对“大众史学”作出的阐释是“以浅持薄”——用浅近的语言,把深奥而复杂的学术语言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的通俗语言。这些年,大陆也出版了一系列《许倬云说历史》等大众史学,请问您如何理解“大众史学”,作为历史学家,您为何热衷于为大众写史书?

   答:中国大学课程设计是从西方学来,分科系教学。中国过去的太学,并不分科目,而是着重整体的人文修养。今天的大学训练是分科专业,所以大学里学到的历史都是分科专业;史学专业是学做史学研究工作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于是,历史论文是给历史学家阅读,不是给一般人看的。我不赞成这一方式的教学观念。我认为,历史是人文学科里,与人最有关联的部分:文学、艺术和音乐,激发促进内心的感受,而历史是认识自己,加强对自我的认知。人,必须知道过去,才能知道今天,才能知道未来。所以,史学应该为一般人提供“知道自己”的基础知识。这么多年来,尤其是退休以后,我没有专业学科的职业压力,才能努力用心写大众史学。在没有退休之前,我也曾经做过面对大众的工作,为报刊撰写社论。台湾“改革开放”那段时期,我曾经努力投入新闻界的工作,也就是希望将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提供一般人,了解社会大势。

  

“天下”与“中国”

  

   问: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您的《西周史》对他们影响甚大。西周与它取代的殷商,在政治体制上有何不同?禹改禅让为世袭,您在书中强调了这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不过,从禅让传统转向王朝世袭,是不是也是走向专制的开始呢?

   答:我的古代历史研究,有一个顺序。第一部写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研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提出许多想法,为当时启蒙,讨论重要的课题。我注意到几个特殊现象:社会阶级崩溃,平民与贵族之间,出现流通与混同。同样重要的,则是列国之间的战争以及经济交流。总的说来,这个时候的中国就好像我们炒一个菜,各个材料都往锅里搅动,社会阶级炒掉了,地方界限也炒掉了。这是封建的秩序过渡成为主权国家,又由主权国家转向“天下”观念,那一大共同体概念的时代。这一共同体形成以后,才有秦汉的统一。在中国统一后,出现了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一致,全国的政治体制划一,全面沟通管道从此打通:这些都不仅仅是为了统治而已,而是为这个共同体的文化基础、经济基础建立底子。

后来为什么写《汉代农业》?也是碰巧。美国华盛顿大学有一个大型集体研究的计划,打算编辑一套研究中国的丛书,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讲汉代的农业,认为汉代的发展,使“中国”这个共同体得以坚实化。这个专题当时请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写,但杨教授忽然身体违和,于是华大将这一任务,转交给我。从春秋战国到汉代,时代过渡,顺理成章,我也就接受了。这部书中,我认为中国原本相当发达的城市手工业,在汉代却转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这是以市场取向的农业,并不是农村自给自足的农业:在世界历史上,可说是相当独特的发展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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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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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7年2月《经济观察报社·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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