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最后的天子门生

——晚清末代进士的命运沉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 次 更新时间:2018-03-11 20: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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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 (进入专栏)  

进士馆的创设及其旨归

  

   张之洞序《劝学篇》,谓“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中国素有“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之讲求,帝制后期以科目取士,士人实际上兼系“政”与“学”两者之兴衰。尤其是历经多年寒窗、一路过关斩将而最终金榜题名的“天子门生”,既是高级文官的主要来源,又是传统学术标杆所在,其殊荣与前景举世称羡。至于进士群体中又能优选入翰林院者,则更负清望,明清两代列宰辅、膺疆寄者,多出翰苑。

   问题在于,晚清中国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于政于学,都出现从未面对过的局面与元素。既然为政在人,育人由学,教育改革遂为晚清新政要项,因此而有革废科举、拟定学制、兴办学堂、派遣游学等举措渐次展开。

   对于科举改制,其初步底线可概括为:八股当废不当留,科举可改不可罢,经史宜补不宜弃。实际运作中,改制主线为力图将学校育才功能与科举抡才功能结合,在内部调整的框架下应变。

   1901 年改制措施发布,时论盛称此后“有学校以造就于先,有选举以拔擢于后,使人才咸出于学堂,而后为士者无无用之学,为官者无不习之事”。然而,制度运作的现实则不尽人意。由八股而策论、由经史而西学的科举改制,仍然难脱“新酒旧瓶”的困境。而新政展开,事务纷繁,需才孔亟,传统对科举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批评,此时尤见其实。

   尽管如此,晚清政府无论从笼络人心,还是稳定时局,抑或重拾权威的角度考量,都不能将进士这一拥有正途最高出身的精英群体弃之不用,但也不可依样照旧全收。因此,特于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附设进士馆,详定章程,延聘名师,且新科进士免费入馆、厚以廪饩,俾其以速成路径,掌握近代法律、政治、经济、外交知识,以佐新政。

   因此,进士馆课程的整体设计思路,是在《论语》所谓“果、达、艺”三项从政素质框架内,分别开设相应学科,希望将新科进士既往接受的经史辞章教育革新为西学法政教育。

   在具体操作上,则力图将传统翰林院的“学馆”与新建大学堂的“学馆”衔接,将传统的人才“分科”具体化为近代的课程“分科”,并将传统资政的“经邦济世”之学与近代西学中“法政经济”学科相糅合。同时,也希望通过切实管课,整顿嘉道以降翰林院庶常馆学业涣散、有名无实的弊病,令新科进士勉力学问,要在“讲求实用之学”,兼求速成和切用。

   从选士史的角度而言,进士馆之设,乃废科兴学之际人才选拔和培养体制的改革和过渡举措,乃以学堂速成教育训练科举已成之才的具体尝试。进士馆的设立,标志着天子门生教育的重要转型——从研习经史辞章的翰林院庶常馆系统,过渡到接受法政经济教育的大学堂进士馆系统。

   从法制史角度而言,以“开官智”为目标的进士速成教育,也拉开了近代中国系统法政教育的帷幕。而后科举立停,进士馆亦因之停办。进士群体负笈东渡,又成中国选官史及留学史上空前盛举——中央政府竟将已获最高功名的文化精英、官员群体的继续教育委诸日本,冀望邻邦成为改革强国之津梁。因此,在制度意义上进士馆的存续时间虽短,但在中国近代政治史、考试史、留学史及法政史上又有其特殊位置。

   从科举改制,到设立进士馆,再到派遣游学,以及癸卯、甲辰进士晚清的授职升转,种种制度变革与运作之中,均可得见官僚群体与官僚体制之间微妙的共存与互博。进士群体的出身为旧制所授,其自身亦属于庞大的官僚体制,故而维系旧有体制乃其共通的基本立场。

   然而,每当制度设计与个体利益抵触之时,官僚个体便会启动抵制推诿之法,以个体理性谋求自己处境最优及利益最大。无论是科举考试由经史八股改为政艺策论,还是令新科进士入进士馆修业,抑或集体遣派留学,都是朝廷对末代天子门生进行教育提升的实际举措。

   但晚清中央政府与官员群体之间,对“开官智”问题仍然不无分歧。清廷所关注者,主要在于政治的稳定、新政的展开、国祚的延续,因此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多方创造条件以开其官员群体之智。但官员群体摇曳于“学”与“仕”之间,多数所在意者不在自身知识水平及行政能力对整体政局的影响,其个体理性所关心的主要还是仕途前景问题,此亦人情之常。

   当然,由于晚清局势复杂多变,加之决策所依赖信息的不全以及个体认识和判断的局限,这种“理性选择”未必能导向最优方案和效果。纵观进士馆创办全程,作为最高政治权威所在的清廷、承担制度规划的中枢官员、负责实际执行的馆中教员职员,以及作为改制对象和受教者的进士群体各方之间,虽然有相互依赖的共通利益,但是实际也各怀其志,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开办进士馆的预期成效被削弱。

   对于末代进士群体而言,需要直面的问题也很现实和迫切:学问与仕途如何兼顾,新旧知识结构怎么衔接,朝廷/ 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能否调和。晚清中国在这些分歧中展开改革,使得许多看似设计较好的制度措诸实践时,遭遇不少困境。比如,科举改制中,最终采用的是“旧瓶装新酒”的套路;进士馆官立、官办、官读“三位一体”的现实,使其未能避免所谓“科举时代的劣根性”及“老爷式学生”的弊病;而留学教育的展开,也因求之太速以致良莠不齐,程度参差。

  

末代天子门生的际遇与浮沉


   癸甲进士可谓同时代读书人之幸运者,赶上科举“末班车”而成为末代天子门生。然而,他们也赶上一个仕途壅滞的晚清时代,更是一个前所未遇的变革时代。朝考授职后,他们或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签分各部为学习主事,或分发各省为即用知县,其实大多并无实缺。其后或入进士馆修业,或在阁部学习历练,或在地方办学理政,或派遣出洋游学,辗转于各职位之间,辛苦候缺。

   癸甲进士在清末阶段的任职,呈现出“整体严峻”、“比较优势”与“内部分化”并存的事实;清末官制改革,加之两科进士多有新学经历,对其补缺晋升有利。不过,其中仍约有半数尚未轮得实缺,清朝已被推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仕途就此终结。

   从帝制到共和的政体转换中,连接该进士群体仕途的阶梯并未被完全阻断。尽管旧朝已没,政体已新,但他们毕竟拥有进士出身这一关键“象征资本”,加上前清政界的任职资历,以及新旧皆备的教育经历,让其中善于因应者成功过渡,华丽转身,从天子门生变为民国精英。

   进士群体在传统中国的“成功阶梯”上,已近登顶;进士馆教育和留学经历,又有助接上新的“成功阶梯”。部分进士成功连接前后阶梯,进入民国后不仅能保持原有地位,甚至在社会纵向流动中继续上升。当然,此途之外,亦有部分进士选择继续忠于清室,不仕民国,乃至为“复辟”南北奔走;或有进士投身新闻、法律、教育、金融、实业等,发挥其所长;又或乡居著述,教学育人,募化劝善。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乃至直到1949 年新政权建立,仍有部分健在进士继续出仕,或以其他方式发挥影响。

   癸甲进士政治立场与政治认同之转向与分化,亦颇微妙而曲折。作为科举正途遴选的“天子门生”,他们理应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作为帝国庞大官僚体制内的成员,他们整体也倾向维系既有体制的存续。当然,其间时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进士馆派出留学人员兼有官僚和留学生双重身份,其外出留洋,不免接触革命思想,可能影响其政治取向。不过,他们此时也还是尽量维护现有秩序,因为他们本是旧有体制的受益者。

   今日研究似不宜为了符合后定之论,过早、过分拔高部分进士的“政治觉悟”;当然也不宜因此而苛责于人,谓该群体“革命性”不足、不肯与旧体制彻底决裂云云。以他们的经历和身份而言,此种艰难而缓慢的转型才是他们在那个时代中的真实境遇。实情如此,必至渐见立宪无望,革命蜂起,其政治立场才随之逐渐转变。

   其间,从天子门生、钦命职官到民选议员、国民代表等,癸甲进士的政治身份和认同开始发生微妙转变。少数进士开始将其“忠爱之诚”做出忠于一家一姓、一朝一人与忠于一国一群、职事大政的区分。传统意义上君即国、朝廷即国的观念,逐渐遭遇到来自内部的严峻挑战。

   新知阶层逐渐“判国家与君主为两途”,成为清廷不愿接受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最终,部分影响甚大的“天子门生”也站到天子对面,转而倾向同情革命,乃至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助成清朝灭亡。此种“种瓜得豆”的结局,确非改革之所乐见。

   当然,如果跨越新政十年及清廷成败的论域,则可发现晚清改革对近代中国转向与国家建构的重要意涵。民国肇建后,统合该群体的旧有体制已不复存在,他们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分化。其中有总体支持民国而内部再分派系者;有企图复辟帝制而视民国为“敌国”者,乃至有投敌附伪而身败名裂者;其间,又有在国共两党及中间各派选择与斡旋、辗转进退者。其群体内部的复杂分化远甚前清时代。时代世局之迁移大势,诚有为个体及群体难以逆料和逆转者。

   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再次给在世的癸甲进士带来新的升沉机缘。他们部分继续在新政府内任职,且不乏身居高位者;多数进入中央及地方文史馆系统,继续本行,发挥余热;亦有部分不复出,或僻居乡里,行迹难考;或客于他乡,流寓海外,度过晚年岁月。其出处与动向,总体延续其民国时期的政治立场,亦有重新选择者,均受到新政权建立前后的时势与政策影响。

   由于该群体特殊的进士乃至翰林、鼎甲身份,加之其中部分人物在1949年后的活动与名望,在当时的官方宣传中,他们也常被当作新政权优待旧式知识分子,以及旧知识分子政治选择、接受改造、发挥余热、拥护政策的深具象征意义的例证与型范。

   历经登科后数十年的风雨沧桑,癸甲进士在世者日渐凋零故去,最后的“天子门生”群体也逐渐走入历史。经过后世的历史记忆和书写选择,在国族、革命、现代化这类“宏大叙事”的话语中,他们的经历有些被重构和诠释,其形象再次渐趋清晰,但或样貌已非;有些则被有意或无意地尘封遗忘,以致其自金榜题名后,具体形迹已斑驳难考。行之未远的末代“精英”尚且如此,历史书写中“民众”的失真、失语与湮没,更可推见。

  

转型时代的转型群体

  

   帝制的终结与民国的肇建,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作为末代天子门生的癸甲进士,可谓“转型时代的转型群体”。他们既背负着旧时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对新时代的各种挑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英的代表,他们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过渡阶段的变化和动态,亦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同时也对社会变迁产生深刻影响。

   科举的废除,导致联系国家与知识精英的大动脉被切断,“一方面使得吟哦四书五经、牢守功令、恪遵伦理纲常的旧精英顿时失去凭借,同时也逼使这些漂浮流动的人才面向许许多多可能的事物”。

清末以降,由于传统四民社会逐渐解体,新的社会职业、分层出现,进士群体亦参与其中,其横向流动范围不断扩大。癸甲进士或因游学,或因教学,或因仕宦,或因营商,或因流亡,足迹远届港台、南洋、日本、欧美等地;在职业分化及地域流动方面,已迥异于独守入仕一途、主要依托故土的传统型士大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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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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