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晓慧 郭巍青:人口政策议题转换:从养育看生育

——“全面二孩”下中产家庭的隔代抚养与儿童照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 次 更新时间:2018-03-11 01: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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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晓慧   郭巍青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以及过去几年的人口出生数量不符合预期,引起了诸多关注和讨论。近期的很多调查发现,许多育龄夫妇表示,儿童照顾的压力很大,是他们在考虑生育二孩时候的主要担忧之一。这意味着,相比于生育,养育问题越来越成为更重要的社会问题。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说,养育问题就是儿童照顾问题。本文将结合宏观调查数据与微观家庭调查,分析家庭在儿童照顾问题上所面对的压力和应对策略。从家庭内部关系来看,由于“隔代抚养”的存在,儿童照顾牵涉到代际关系,其中既包括合作与协商,也包括矛盾与冲突。而代际关系的状况,对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从家庭外部关系来看,儿童照顾的压力,促使家庭非常关注相应的制度资源和政策资源。因此,讨论中国人口问题,不应仅仅停留于生育限制的放宽,而应当从以“生育”为中心的单纯的人口政策,转型升级为以“养育”为中心的复合型的家庭支持政策。

  

数量思维主导窄化了人口政策的新视野

  

   近年来,我国的人口与生育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国务院于2011年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又于2016年1月1日启动“全面二孩”政策。这项重大的政策变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和讨论。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全面二孩”政策能否提高人们生育意愿、政策调整后出生人数的变动,以及未来短、中、长期带来的总人口数量的变化,能否使人口数量止跌回升等。

   这些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其反映的仍是数量思维主导的人口政策。中国的人口政策是针对庞大的人口基数而提出来的,其目标是解决沉重的人口负担与快速的现代化发展的矛盾。上个世纪50年代,围绕着马寅初人口研究而引发激烈争论,焦点在于应该把“人口”单纯理解为“问题”,还是优先理解为“资源”。前者把人口看作张嘴吃饭、消耗资源的负担,后者把人口视作出力干活、创造财富的劳动力。这场争论于1970年代末终结于“人口”太多,这是一个“问题”。对“问题”的定性,则进一步被理解为“数量”,解决方案是对数量实施严格控制。

   生育政策在人口数量控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当这项政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条件之后,它窄化了我们继续讨论人口问题的视野。随着人口出生率降低到一定程度,老龄化问题和劳动力供给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原来关于“问题”与“资源”之争,现在舆论的天平倾斜于重视“资源”。但是,相关讨论仍然聚焦于从“双独”到“单独”、从“一孩”到“二孩”的放宽,这就是视野的窄化。因为焦点仍然是“数量”,只是讨论的方向反过来,从控制到放松。

   在这种数量思维下,人口学的数量模型与预测天然被赋予重要性。至少过去几年里,生育数量放宽与人口变动的前景,成为热门讨论话题。在这个方面,人口学研究领域中出现了较乐观、较审慎、较悲观三种意见的分歧。较乐观的看法包括令人鼓舞的生育意愿以及新增出生人口。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13年在全国29个省市地区对20~44岁育龄妇女开展二孩生育意愿调查,6万户样本数据显示,20~24岁妇女的二胎生育意愿达到80%,25~29岁达到70% ,30~34岁在60%左右。对出生人口的预测是,“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在政策变动后急剧增加,出生人口峰值达到4995万,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4.5左右”。较为审慎的预测则认为,“全面二孩”实施后,每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在300~800万之间,估计中值为500万,并可能在2017年出现生育高峰,人口峰值在2500万左右,并且很快就会下降。与前面两种预测相比,较为悲观的意见认为,每年新增出生人口在230万~430万,人口峰值在1900万以内。但是,全面二孩实施一年以后,实际新增的出生人口只有131万,低于国家卫计委及不少学者的预测。与单独二孩政策一样,全面二孩政策后补偿性的生育增长没有导致大幅度的人口出生。

   这种偏差说明,人口数量与生育政策控制之间不是线性简单因果关系。即使放宽了生育数量的政策限制,也不一定能够带来生育数量的增长。以一胎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形成了低生育文化,中国部分地区已经陷入内生性、意愿性、文化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郭志刚等对局部地区及全国的生育意愿调查都表明,育龄夫妇的二孩生育意愿非常低。石智雷等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儿童养育问题与育龄夫妇再生育的意愿有明显关联。全国调查数据显示,53.3%的一孩家庭不打算生育二孩,70%的家庭将“无人照料幼儿”列为不愿意生育的首要原因。北京、上海等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人口与生育政策最关注的育龄夫妇群体中,很多人表示“儿童照顾有压力”。相比于生育,养育(即儿童照顾)越来越成为更重要的社会问题。

   这些研究和调查说明:第一,政策限制固然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但是不能单纯依靠宏观人口模型和统计数据,还要从家庭环境中具体考察生育意愿是怎样形成的。家庭决策是容易忽略的领域。第二,现代都市家庭中,生育决策具有反思性。人们不是生育之后考虑养育,而是先考虑能不能养、谁来养、怎么养,再决定生不生。关于养育的考虑中,必然会综合权衡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资源及限制,也反映父母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与规划。因此,从不生,生一个或两个,到生多个,什么时候生,都是可能的选择。


隔代抚养模式:应对养育压力的家庭策略

  

   因此,生育政策的讨论需要以家庭为单位,深入考察生育与养育的关系,特别要考察在儿童照顾问题上家庭面对的压力和挑战,以及对生育决策形成的影响。关于儿童照顾带来的家庭压力,可以从职场压力和资源压力两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儿童照顾问题与父母职业生涯规划之间有很多张力,使家庭特别是母亲面对压力。从历史发展来看,教育普及和女性就业提高,使得劳动市场的需求与家庭职责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从现实来看,职业竞争、流动性不断加大,更加剧了两者的矛盾。中国城镇家庭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已经形成父母双就业(双职工)的模式,工作与家庭职责的矛盾和冲突是日常生活的常态。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中的机关和企业为职工提供托婴、托幼等福利,但是在整体人群中覆盖面比较小。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保障领域经历了剧烈震荡和重建的过程,由于缺失公共资源,儿童照顾更多依赖家庭层面的私人努力。父母双方都承担职场压力,但是女性(母亲)承担的压力更重。因为结婚、怀孕、生育、抚养和孩子的教育,女性在职场竞争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作出了更多的个人妥协。这种矛盾贯穿各个阶层,但具体表现形态不一样。对进城务工群体来说,留守儿童、失养遗弃、教育耽误、在恶劣工作环境下兼顾照看儿童等现象非常普遍。在普通白领家庭中,忙乱、疲劳和焦虑是常态,女性暂时退出工作领域或转为灵活就业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在富裕家庭里,很多女性从职场退出回到家庭做全职母亲,出现“主妇化”趋势。

   其次,儿童照顾对家庭的照顾能力提出密集性的要求,使家庭面对资源压力。长期以来,儿童照顾方面,制度性的公共福利资源比较稀薄,市场化供给则发育不完善、不均衡,使得很多家庭备感压力。以学前教育为例,截至2010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投入非常低,仅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1.2%~1.3%。而育儿日益精细化和一孩政策,又不断推高儿童照顾方面的竞争水平,使很多家庭在金钱上的投入不断加码。此外,时间、人力、居住空间乃至知识等方面的要求,与家庭的客观条件之间确实存在矛盾。

   面对个人职业和资源压力,中国家庭发展出一种应对策略,通过代际合作与分工,将育儿压力部分或全部向上转移给祖辈,形成隔代抚养模式。隔代抚养无论在农村还是城镇都非常普遍。根据中国老龄中心2014年调查数据,在全国0~2岁儿童中,主要由祖辈照顾的比例高达60%~70%,其中30%的儿童完全交由祖辈照顾。从历史发展来看,完全由祖辈照顾儿童的二代家庭户占全部家庭户的比重,从1982年0.7%上升到2010年2.26%。这种情况表明,家庭自身有能动性,会寻求积极策略来应对儿童照顾方面的现实压力。

   尽管隔代抚养在中国“十分普遍”,但是对祖辈抚育孙辈情况做专门研究者非常有限。涉及隔代抚养的研究一般有两种倾向:一是重视高风险家庭的抚育情况,对普通家庭的隔代抚养则很少关注。社会转型期,中国出现了父母缺位、祖辈独自抚育孙辈的风险家庭。譬如,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城市里父母因离异、疾病、服刑等原因而缺位的家庭。这种研究取向假设风险型家庭里问题复杂、困难重重,而一般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里的祖辈,则被假设没有育儿压力。二是关注隔代抚养对儿童成长及亲子关系造成的影响,且以负面影响为主,鲜少考察隔代抚养对祖辈造成的影响。

   近年来,对城镇普通家庭的隔代抚养研究开始出现,从两个方面直接或间接考察祖辈照顾儿童的经历。一是通过时间投入、角色分工、居住方式来看祖辈对育儿的作用。根据时间密度,可分为偶尔帮忙、每日照顾和完全替代。根据角色分工,可分为后备军、辅助者和祖代(父)母职。根据家庭居住方式,可分为共居型、分居型,以及跨代型。这些研究表明,中国的祖辈(尤其女性祖辈)主要以共居方式照顾孙辈,投入大量时间,也承担大量儿童生理性抚育和家庭照料工作。这与传统文化注重家庭关系、社会流动日益增加、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工作,以及女性工作强度增加都有关系。尽管过去30年全国幼儿园总数持上升趋势,祖辈却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儿童照顾者。二是分析育儿对祖辈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育儿促使祖辈提早退休,减少甚至放弃休闲活动,高强度的育儿投入也损害了祖辈健康。尽管育儿能够增加子代对祖辈的经济及情感支持,但是,祖辈加入育儿过程本身,也使得代际关系变得复杂,祖辈与子代既合作协商,也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

  

被忽视的城市中产家庭:照顾红利及其消失

  

   以上研究为我们理解隔代抚育中祖辈的作用及影响提供初步的分析框架,但是,祖辈参与育儿的真实价值是什么,相关研究仍然很少。如果仅是解放母亲的职场压力和小夫妻的经济压力,那么经济较好的中产家庭是否通过市场手段(例如保姆、民办托婴托幼机构)就能解决呢?此外,我们仍然不了解祖辈如何看待育儿带来的压力。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方面,我们在广州市深度访谈了十个中产家庭的两代人,尤其是育儿中更突出的(外)祖母。这些家庭在广州至少有两套房产,家里的祖辈曾经或正在参与儿童照顾。年轻父母处于30~40岁,祖辈处于60~70岁。其中八对年轻夫妻只有一个孩子,最大的孩子为7岁;其余两对夫妻有两个孩子,最大的孩子为9岁。选取中产家庭,一是因为他们客观上更有条件养育二孩,二是为了更好地展示祖辈(与市场手段相比)育儿的价值及压力,由此反映政府调整儿童政策的必要性。

   (一) 红利及其不可替代性

在儿童照顾过程中,祖辈提供的首先是经济与物质条件支持。调查样本中,有6个家庭的祖辈,曾经直接资助购买育儿居所,并以共居方式参与育儿;余下4个家庭的祖辈,虽然与孙辈分开居住,也资助购买了育儿居所。另外,有2个家庭的祖辈在妈妈辞职回家或选择自由职业带孩子的情况下,出资支持子女做生意投资;还有2个家庭的祖辈为孙辈购买了商业保险。夫妻两边的祖辈大多会形成一种合作性的默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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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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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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