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长春 陈友华:生育率的阶层差异将形塑M型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3 次 更新时间:2018-03-09 01: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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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长春   陈友华  
47个孩子,而目前的生育水平又远远低于其理想生育水平,约为1个孩子;八成以上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妇女只生育了一个孩子,只有一成妇女生育了两个孩子,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比例非常低。侯亚非等针对北京的研究也表明,“双独”政策适用群体没有显示明显的二孩生育意愿。风笑天通过全国五大城市已婚青年调查数据分析表明,超过60%的“双独夫妇”依旧只希望生育一个孩子,希望生育二胎的“双独夫妇”在30%~40%之间。基于2013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的多项研究也表明,全面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全国范围内不太可能出现出生堆积现象,并且“单独二孩”政策也不足以使生育率恢复并长期保持更替水平,更不足以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最近一项针对上海市户籍已婚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调查显示,在不考虑政策的情况下,被调查对象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46个。2014年6月,一项针对湖北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抽样调查结果也表明,“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明确要二孩的比重只有21. 51%。

   需要说明的是,众多调查和生育率测算是基于人们的生育意愿或理想子女数而进行的,在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人们实际生育子女数通常要低于生育意愿或者理想孩子数。比如,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但实际生育率却不到1.45。基于1980~2000年间开展的227项关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的研究表明,1990年之后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开始低于生育意愿,此后,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之间差距越来越大。针对江苏省的2007年调查和2010年跟踪调查表明,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妇女中,四成妇女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六成妇女的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尚没有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生育行为。

   依据现有研究进行推断,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率的总体水平不会带来太大的改变。那么政策的松动,会不会带来生育率的结构性变化呢?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群对这一政策的回应是否会表现出差异?

   在“全面二孩”政策提出之前,生育率的结构分布的可能表现之一是“双独家庭”、“单独家庭”和“双非家庭”之间的差异;而事实上,现有研究至少表明在城镇地区,其中的差异并不是很突出。如风笑天的研究表明,“双独夫妇”与“非双独夫妇”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生育意愿差别。生育率结构分布另外一个可能是由不同地区间的“一孩”、“一孩半”、“两孩”政策差异导致的。对于这两种可能的生育率结构分布,前者没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特征,而后者由于“一孩半”、“两孩”政策实施对象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因此间接带有社会经济差异特征(即相应政策的实施使得一部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有着较高的生育率)。政策的松动意味着部分中国人的生育选择空间得到了扩大(可以选择生0~2个孩子),根据前文对发达国家生育率变化及相关理论解释,这一政策的变动使得生育率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表现出差异成为可能,从政策调整之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生育意愿差异,就可以推断出他们在政策许可的空间下所可能表现出来的生育率差异。

   风笑天对全国12个城市在职青年调查数据分析表明,收入、文化程度等因素与青年意愿生育数量间关系密切,高收入青年的意愿生育数量显著高于中低收入青年;青年文化程度与其意愿生育数量之间呈现出一种U型相关状态。针对吉林、北京、山西、河南、湖南、重庆六省市已婚无子女或有一个子女的居民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在不同职业的居民中,个体、农民的生育意愿较高,其中个体的二孩生育意愿最高(60%);企事业单位人员和公务员的生育意愿较低,其中公务员的生育意愿最低(36%);企业单位人员愿意、不愿意和犹豫生育二胎的人数基本相等。李建新等的研究也表明,较之于家庭低收入者,家庭高收入的已婚妇女意愿生育子女数在“二孩及以上”的可能性要高,显示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意愿子女选择为“二孩及以上”的可能性越大。而针对发达地区的调查研究表明,生育意愿的阶层结构性差异更为突出。一项针对上海市户籍已婚育龄人群的调查显示,在不考虑是否有政策约束时,文化程度高、家庭收入高的对象更倾向于选择生两个孩子。调查显示,税后家庭收入在20万元及以上的被调查者中,有80.38%的人认为理想家庭子女数为2个,税后收入在15~20万、10~15万、6~10万、6万以下的家庭这一比例分别为78.57%、73.44%、69.15%、69.86%;税后家庭收入在20万元及以上的被调查者中,有59.46%的人意愿生育子女数(不考虑政策约束)为2个孩子,税后收入在15~20万、10~15万、6~10万、6万以下的家庭这一比例依次为54.84%、49.50%、43.51%、42.71%。另一项针对上海的调查研究表明,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低收入者,由于经济压力所限,近六成倾向于生育1个孩子;对于年收入在2~4万的中等收入者,意愿生育二孩的比例比年收入2万元以下的低收入者提高10个左右的百分点;年收入5~10万元的较高收入者,意愿生育二孩的比例达46.5%;而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意愿生育二孩的比例则高达86.7%。

   概括起来说,上海期望拥有更多孩子的较高收入群体有以下特征:(1)收入并非仅仅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是远远高出平均水平;(2)文化程度也高于平均水平;(3)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略高于独生子女;(4)外来引进人才生育意愿高于本地土著;(5)无论是经济处罚,还是行政处罚,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都是有限的人群。其实,高社会经济地位者倾向于多生育子女,不仅受到中国“多子多福”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着长期的传统。如一项国际比较研究显示,与欧美国家人口转型中的上层和中层不同的是,中国18和19世纪的上层阶级有着更高的生育率。生育意愿的结构性差异的另一个可能表现,如前文所述表现为城乡之间的差异,农村地区相对较高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水平已经被众多研究所证实。而城乡居民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也是一种共识,由此可以推论,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低的人群其生育意愿可能较强。

   总结现有研究,从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角度来看,社会经济地位高者和低者有着相对较高的生育意愿,而社会经济地位处在中间位置的人群则有着相对较弱的生育意愿。生育意愿的这种基于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而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又将进一步影响到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实际生育子女数量的差异,使得生育率表现出阶层差异,即社会阶层结构的两端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育意愿,或者说,表现出底层有相对较高的生育意愿、高层次之、而社会中间阶层生育率意愿最低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众多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社会调查由于通常很难涉及到社会结构的上层(即社会上层样本的规模可能相对较小或缺乏),因此,对上层的生育意愿的估计可能偏于保守。

  

生育率阶层差异的趋势预测及其影响


   发达国家生育率结构性转变及相关理论分析表明,在生育率总体下降的趋势下,相对于其他阶层而言,社会的中间阶层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水平相对较低。前述对我国有关生育意愿及其相关研究的总结中,可以看出生育意愿的阶层差异,但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制作用,使得这种意愿上的阶层差异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生育率的阶层差异。但可以预测和推论的是,随着政策约束的降低,生育意愿的阶层差异转化为生育率的阶层差异将成为可能。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经济条件越来越成为制约人们生育决策的因素,这不仅被“全面二孩”政策消息出台后坊间大量有关“想生生不起”和大量媒体报道所证实,也被众多相关研究所证实。因此,借助前述针对发达国家生育率转变的经济理论解释框架,我们可以进一步强化生育率未来变化趋势的预测。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女性的职业化使得社会中间阶层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增加,进而影响中间阶层的生育观念。有关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关系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即佐证了这一论证。对于女性而言,受过良好教育者,其职业地位也相对较高,因此其生育的机会成本也越高,因而倾向于少生育。但从家庭经济资源差异的角度来看,如前所述,当家庭收入的增加来自财产收入、商业收入、土地、自然资源,那么收入的增加不一定会影响到家庭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并且这类收入的增加会带来更高的生育率,即非工资类收入与生育率呈正相关,并且男性收入也与生育率呈正相关。家庭收入的这些特征正是社会上层的特征,这有助于预测中国社会的上层与中层之间在政策约束降低之后可能会出现的生育率差异。从质量与数量权衡,以及养育子女的相对成本的角度来看,中间阶层对“质量”的追求高于社会结构的下层,而其用以追求“质量”所受的预算约束又大于上层,因此更有可能降低“数量”以追求质量。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包括前述对“质量”追求的价值观念),使得其养育子女的相对成本较之底层大,而支付能力较之上层弱,这又进一步挤压了其对“数量”的追求。“全面二孩”政策提出之后引发了网民的广泛讨论,很多人感慨“想生生不起”(或“精力和经济条件有限”),其所体现的实际上更多的是社会中间阶层的感慨。

   概言之,我们认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对生育政策变动的反应将有所不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生育率将表现出“U”型或“J”型特征,即阶层结构的两端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育率,或者说底层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育率、高层次之、而社会中间阶层生育率最低的特点。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看,少子化将有利于社会的中间阶层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有利于子代维持其中间阶层的位置(或实现向上流动),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底层的流入,加上中间阶层自身的人口再生产由于低生育率而表现出不足,社会中间阶层从人口规模上将被挤压,导致社会结构表现出“M”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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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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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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