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阳:从乡绅到中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9 次 更新时间:2018-03-09 01:34:24

进入专题: 士绅   中农   乡村自治  

朱晓阳  

   摘要: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般论者认为,乡土社会即使有过士绅,随着近代国家的建构和当代国家对乡村的长驱直入,他们也消失殆尽。但是一些对乡村精英研究的缺陷是被去领土化视角下的政治观念史所左右。在此前提下,一些政治观念的长期影响遮蔽了具体时空下的实况。本文与上述研究的路径不同,以地势民族志方式,研究乡村领导和社会秩序。基于最近60余年的地方历史,本文试图勾勒出从乡绅到中农,甚至到21世纪自然村社会中隐然延续的结构。论文将探索在60余年间,国家通过政治/组织路线,对血缘/地缘的村落社会进行重新编织的基础上,自然村/村民小组及其领导人对于基层政治生活和社区维系的重要性。

   关键词:士绅;中农;乡村自治

  

   一、问题起源:对老旧问题的重新检视

  

   本文将讨论一个老问题:在现代国家(从清末以来)建设并深入乡村的20和21世纪,农村领导(political leadership)如何延续/变迁,以及农村社区如何整合和凝聚?

   在讨论以上问题时,过往和当下的研究使用的语词基本上有以下几种:士绅、地方精英、代理人、中介、庇护(patron client relationship)、权力文化网络等。此外,近年流行的说法是“地方势力”等。

   简单区分一下,到21世纪中叶为止,士绅或乡绅被当作研究乡村社会领导者的一个基本概念。士绅研究是费孝通先生及其魁阁团队的一项重要社会学人类学遗产[1]。但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直到当下的研究中,一般论者都不再将“士绅”作为描述对象的用语。论者即使将之作为参照,也会认为:虽然有过士绅,他们随着近代国家的建构和当代国家对乡村的长驱直入,也已经消失殆尽[2]。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家建立起有效的县、乡和村的基层政权系统,将自治的乡村逐渐纳入国家的控制,乡下的村官越来越变成国家科层制中的准官员,士绅传统基本上在乡村的正式政治中失传。在“士绅”一词被弃用的同时,“地方精英”[1]开始被频繁使用[3] 93-107。

   以往研究,一些是从国家-社会或结构-能动性等维度,讨论乡村干部作为地方“代理人”[4]或国家中介[2]。或有将包括士绅在内的“地方精英”视为“经纪人”[5]。与此“(赢利)经纪人”视角有关,当下的一些主流研究会主张乡村社会治理存在“内卷化”,基层社会为国家无能控制的“地方势力”所把持[6]。

   以往的研究中一些会对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政治观念或观念性的制度等进行解读。但这类研究的首先一个问题是有“去领土化”(detrritorialization)取向[2];另有一些研究虽然重视地点/场所和具体时间,但缺乏历时性的参与观察。

   除了以上这些缺憾,以往研究基本上缺乏对于地方人事-政治与生计技术和地方环境的融贯理解。以往的研究常将生计技术和场所/地势或生境视为社会或文化问题的“自然背景”,而不是将其视为社会或文化的内在因素。

   本文与以上路径不一样,将“政治”视为栖居于特定场所/生境的公共活动[3]。本文不假设有自足的政治主体[4],而将政治视为与生计、生境等相互融贯的活动和相应技能。“技能”在此主要是指生计生产意义上的能力,这些技能在特定的生计环境中会具有“政治”意涵[5]。本文将“生境”理解为生活环境,其中包括人(社区)及其周遭的物、基础设施/环境和生计/生产的技能等。例如土、水、道路、家宅、庙宇和社区组织等是一个农业生境的重要部分。[6]。本文将这些因素视为与当地的“政治”和秩序直接联系的,或者视之为“政治”本身。就此而言,这是一种存在性或本体性政治[7]。当然在讨论政治生活时,仅有这种现象学式的描述是不够的,因此本文还关注政治势力,例如国家及其政治组织路线和具体实践对村落的直接影响[8]。还应当指出,以下研究的再一个特点是以历时性视角审视乡村社会的精英及其变迁[9]。

   概言之,本文以现象人类学的栖居视角作为基本进路,从生计/技能和具体生境中测度政治活动。本文将一定时期党和国家的阶级/组织路线及其具体实践预设为村落精英沉浮和分化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此前提下讨论不同层级领导人的区别和关系。本文还将以政治经济学传统的辩证结构分析为进路,讨论乡村社会两级组织和干部之间的相互互动和结构性区别。

  

   二、田野地点

  

   本文的实地调查地点在昆明滇池东岸的小村[7-8]。1974—1977年笔者是该村的知识青年。1997年笔者在小村从事过人类学田野调查,此后长期对该村进行追踪研究。自从2010年以来,笔者还参与了该村村民抵制城中村改造的活动,并从2013年以后,参与了该村的治理。

   直到20世纪末小村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业的村庄,其所在地区是有昆明市“菜篮子”之称的滇池东岸。小村在集体化时代就是一个稻麦与蔬菜混作,以主粮种植为主的农耕社区,1980年代以后以种植蔬菜为主,稻作于1990年代后期完全停止。整个村庄有耕地1 700余亩,人口有2 300余人。小村与相邻的两个小自然村同属一个行政村(目前称为居民委员会)。2003年以后随着昆明城市扩张,小村的耕地被陆续征用完毕,村民的生计来源也从农业转为租房和其他非农活动。在2005年,随着大量耕地被征用,小村也利用国家搞“新农村建设”的时机,在老村庄的边上辟出260余亩耕地,建起一座有503幢房子的新村。小村人目前的租房收入基本来源于新村。租住在小村的外地租客有2万余人。

   小村在2010年被列入昆明市的城中村改造名录。2010年5月昆明市为了建设一个超大型商贸城——中豪螺蛳湾商贸城的二期项目,启动对包括小村在内的7个自然村的拆迁。一年以后,小村周边的村庄都被拆平,只有小村幸存留下。小村人举全村之力抵制拆新村,政府后来不得不下文承诺保留新村。小村的老村在拆迁中被拆了一部分,但由于村民抵抗,老村的大部分也没有被拆,至今仍有部分村民和租户住在村内。

  

   三、国家与“传统复兴”

  

   透过滇池小村最近六十余年的历史,其村庄社会组织层面浮现两种与传统有关的现象:其一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队/行政村层面,特别是党的组织成员中来自少数几个家庭及其“我家人”的比例较大。与此相关,党支部的历任主要领导是从这几个家庭中产生。追究根源,会发现这些具有家庭网络的党员都或多或少于属于土改时期入党的积极分子的“我家人”。其二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生产队/村小组层面,土改以前的乡绅或土改成份为中农背景的人及其后人有较多机会成为领导。与前一类人相比,这些人往往是“非党员”。

   这一节讨论第一种现象,即土改时期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组成的党组织通过发展“我家人”入党,形成对大队/行政村党支部的长期掌控。有研究者在别的地区注意到了这种现象[10],并称之为基层党政组织“家族化”[9-10]。与此相关,通过党支部/大队/行政村还能够将村内/外的好位置或稀缺资源分配给“我家人”,这些位置如村学校的教师、赤脚医生、农业科技员,或参军机会等。但是此前的研究者一般都不会从党的政治/组织路线本身的实践来讨论这种路线与家族化的逻辑关系。

   本文想强调的是某一家庭及其“我家人”掌控党支部现象的出现与党在农村的地位和党员发展特点,或者说与党的政治/组织路线有关。党支部作为农村唯一的合法领导组织,一方面有最高的正式地位,另一方面出于“先锋队”或精英主义要求,长期以来仅吸纳很少数量的村民(开始是土改中的贫下中农)加入[11]。党的阶级-精英主义与乡土社会的“特殊性关系”或“差序格局”本是南辕北辙的两种特殊主义,在当代的中国乡村却相互重叠在一起。党要求精选少数先进分子(贫下中农)入党,成为党员的村民则优先选择自己的“我家人”进入党内。党员优先选择自己的“我家人”入党并不违背阶级路线。因为这些“我家人”一般也是符合党的组织路线要求的。例如在集体化时期,一般能入党的村民的成份是贫下中农。

   党组织的再一个特点是一经加入便是终身身份。这使党组织和党员身份具有高稳定性。这比村委会和村小组领导要稳定得多。在集体化和1990年代以前,由于生产大队/行政村的行政领导人如大队长和文书是由公社/乡政府任命,因此能获得这两个位置的人也都是党员。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村委会和村小组领导一般需要经村民投票选举产生。最近20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村委会主任或村小组长职位被一个家庭长期控制的局面相比党组织较少。这与两个位置必须经过数千人投票有关。而且能竞争这两个位置的人相比党支部要多得多。小村1990年代中期到2003年有两任村委会主任,两人都是在成为村领导后被吸纳进入党内。按照他们的说法,当时是乡领导和村党支书主动来劝他们申请入党。但是2003年上任的村委会主任老皮因为个人与支书之间有矛盾,多次写入党申请书却始终未得党支部通过[12]。老皮2010年辅佐其子小皮参加村委会选举,小皮取代其父成为村委会主任。小皮在第二届任期内(2015年)成为预备党员。地方政府意识到自从村民委员会实行海选换届以来,村委会主任一职经常会落入“非党员”之手,特别是会选出些“上面不认可”的人[13]。例如小村的黄大育、老皮和小皮父子在一段时期都被认为是这一类人。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小村。因此最近10年来地方政府在实施换届选举时,“提倡党政一肩挑”,即力推党支部书记成为村委会主任。小村的党总支书记张生民在2016年被选为村委会/居委会主任,成为一肩挑干部。总而言之,村委会与行政村党支部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

   与“精英-稳定”相并行,国家是通过党/行政村(大队)组织分配资源。行政村层面的党政核心成员有更多机会获得稀缺的物质或象征性资源,例如公社时期招收农民参军和当工人的指标,挑选人担任村内的服务性工作(如小学教师和赤脚医生)等。这些机会往往是大队(行政村)/党支部委员的亲属得到。这些村内的职位往往是由国家系统推行和分配,是嵌入在农耕社会内的“好位置”,例如村学校的教员、卫生室的医务人员或农业科技组(化肥、农药和农机具推广使用)成员等。因此虽然是依靠党组织,按照政治路线分配资源,但这些资源同时也增强了行政村(大队)/党支部成员的家庭在农耕社会内生秩序中的地位。这些通过党-大队“我家人”网络分配的位置往往是与“新农业”和“社会主义农村”有关的,例如新式农机技术员、农药和化肥技术员、小学教师、医务人员等,而不是传统农事活动的关键位置(如驾牛犁田)。有些资源分配的短期和直接后果是帮助这些家庭的成员脱离农村社区,例如参军。但实际上大多数参军的人后来都会复员回乡,因此从长远看参军仍然是使这些家庭在农村中的地位增强。关键的一点是相比在村里,服役是入党的好机会。服役期间成为党员的人将来会有更多机会进入村庄的政治核心。这方面如小村从1980年代初以来的3任行政村党总支书记以及现任村小组党支书就是。他们都是村党组织核心成员的“我家人”,因此而得到参军的机会,在服役期间加入党,复员回乡后成为党组织领导。

   以上提出了一个相关问题:谁是“我家人”?

在滇池东岸“我家人”或“我家的(人)”是当地的说法,指本户的成员和有父系亲属关系的家庭的人,即小村人说的“本家”。“我家人”多是以父系关系的男人为核心,也包括嫁入本村的本户的女性及其核心家庭成员[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士绅   中农   乡村自治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发展社会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8756.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