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我担任民革省委委员遇到的那些奇葩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9 次 更新时间:2018-03-09 01: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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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 (进入专栏)  

   前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相由心生”。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许多朋友看不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也只能点到为止。其结尾处赵太爷、赵二爷云云,是借用赵庄赵国等古典和今典,请读者明鉴。

   紧接着,电视里播放民革中央主席回答记者提问。看他那表现,用“相由心生”来衡量,也很恰当。

   一、调动工作

   要说起来,我年轻的时候不仅是民革成员,还当过它的省委委员。为什么会当上民革的省委委员呢?这事还要从我那年调动工作说起。

   1983年,妻子在位于太原市北张村的省公路局宿舍分了一套住房,当时我还在太原矿山机器厂子弟中学任教,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要花一个小时左右,所以我需要调动工作。

   那年头想调工作至少要过两大难关:一要单位领导批准,二要寻找接收单位。

   当时太原矿机中学是双重领导,想调动工作,先要校长签字同意,再由分管厂长批准,才能到人事处办理手续。但是,当我提出调动申请的以后,他们都不同意。理由是:我们刚送你去太原师专进修回来,还没有使用,你就要远走高飞,这实在是忘恩负义,说不过去。

   面对这样的领导,我觉得不可思议。你们不是说要解放全人类吗?怎么到了具体问题上,又像奴隶主的管家一样呢?

   就这样,他们把我拖了整整两年。

   在这两年中,原本是意气相投、无话不谈的好哥们杨某某,由一个普通教师当上了副校长、校长,我以为他能帮我一把,没想到这老兄却翻脸不认人,成了第一个拦路虎。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到时下流行的那个段子:“看了色戒,女人不可信;看了投名状,兄弟不可信;看了集结号,组织不可信”。只不过,那时候这些影片还没问世,所以我对“兄弟不可信”,实在是没有思想准备。

   另一个拦路虎是分管副厂长吴某某。此人原本是个普通工人,因为厂里分房,被推选为职工代表,从此官运亨通,在很短的时间里由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一直当上市经委主任。

   我申请调动工作的时候,他还是分管教育的副厂长。不知是不是能力有限,他整天忙得四脚朝天,为此我不知跑了多少回,才找到说话的机会。当时他态度很好,还给我戴上“伟大教师”的高帽子,但说来说去,就是三个字——不同意!

   直到1985年暑假,杨校长要去上海开会(当时的开会,不过是公费旅游而已),吴某某也晋升为厂长,这才给了我钻空子的机会。

   于是,我找到副校长薄某某和新上任的分管副厂长赵某某,痛陈因为上班路远,影响工作、影响生活、以至于误人子弟的苦衷,终于使二人善心大发、放我一马,分别在请调报告上签上“同意”二字。

   到了人事处以后,工作人员问我要调往哪里?我一下子傻了眼——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接收单位。

   二、进入民革

   我知道这件事夜长梦多,万一杨校长回来,就可能前功尽弃。于是我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去寻找接收单位。

   我的理想是去大学教书,这其实是异想天开。因为我只有专科文凭,还是进修两年才拿到的,其含金量要大打折扣。

   经人介绍,我先后与山西大学教育系以及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有过联系。前者是办公室主任需要一个助手,以便在她退休以后有人接班,后者是想找一个简报编辑。对于这两个职位,我其实并不中意,但最后还是因为人家看不上我,没有去成。

   正在这个时候,老母亲得知我的困境,便问我愿不愿意去民革工作?因为父亲生前是山西省民革常委,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是既熟悉又有些讨厌。但是由于时间紧迫,我不得不决定尝试一下。

   随后,母亲就带我去了民革山西省委机关,直接闯进驻会副主委张豪若的办公室,问他能不能要我。张是文革前在省政协是父亲的老部下,他听完母亲的话,非常高兴地说:“小智愿意来这里,实在是太好了,咱们正发愁民革后继无人呢!”随后,他当着我们的面让把人事处长叫来,吩咐立刻办理相关手续。没几天,我正式调入山西省民革机关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正是“民主党派”大力发展、引进新人的时候。民盟、民进、九三都有知识界做后盾,他们要引进新人问题不大。相比之下,民革只能以第二代第三代做为发展对象。这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人小的时候都因为是“狗崽子”、“黑五类”不能正常升学,现在想从他们中间寻找高学历者,很不容易。

   正因为如此,在别人眼里我实在是不入流的专科进修生,但是在这里却成了香饽饽,让他们像捡了漏一样。

   三、奇葩往事

   进入山西省民革机关以后,我被分配在祖国统一办公室工作。当时张副主委对我说,本来想任命你为办公室副主任,但因为需要向统战部报批,所以先给你个“负责人”的名义。

   在此之前,我根据自己的特长,希望到宣传处从事文字工作,但这个坑已经被另一个人占据。

   此人姓汪,也是当老师的,比我小几岁。据说他父亲是傅作义手下的上校,1949年以后大概是因为倍受歧视吧,所以他为人处事特别谦卑,特别谨慎。后来,他在民革中央副主席周铁农来五台山游览时,奉命陪同侍候,从而深得周的欢心。事后周铁农逢人便说:“谁说我们民革没有博士?汪某某就是我们的博士!”

   我听说周的这番话是受到刺激以后讲的。因为就在周入主民革的那个时间段,正好茅海建刚从学校毕业,可能是一时半会儿没有合适的单位吧,便进了民革中央工作。在此期间,茅利用民革中央就在东皇城根的机会,每天泡在故宫博物院搜集资料,最后写出了《天朝的崩溃》等学术著述。

   随后他就离开民革,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本来是好事,但却把周副主席气得够呛,觉得这么大个机关,居然被一个毛孩子利用。不久,汪某某被周调到民革中央,好像是给了个宣传部副部长,一下子连升两级,从副处级直接晋升为副局级。

   随后,汪某某以落实政策为名(当时落实政策的运动早已结束),要回了他父亲早年在北京买的一个独院,随手又卖了100万元。当时北京的房价还很低,我们听说后感觉这简直是天价。

   话说回来,不久,我和汪某某都当选为山西省民革委员,正式进入接班的第二梯队,就等着老一代让位了。但那时候的退休制度还不健全,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往往是常态。比如,山西省民革祖国统一办公室的主任是李恺寅,已经70多岁了,还在坚持工作。我不记得他是怎样来到山西的,只知道他的老上级是当时的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

   贾是行伍出身,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抗战胜利后担任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组长和预备干部局副局长,是蒋经国手下的红人。但是在1949年,他为了策应解放军进攻江南,在浙江嘉兴率部“起义”,并成为中共正式党员。那时候,老李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担任大队长职务。“起义”失败后,李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正因为如此,在贾亦斌爬上民革副主席的宝座之后,老李也得到他的关照。

   老李也是行武出身,却喜欢舞文弄墨。当时山西民革的主委是潘瑞征。此人原来是傅作义手下的军需处长,被收编后参加了朝鲜战争,战争结束后担任过山西省粮食厅副厅长等职务。

   我进入民革以后,曾经接待过不少来访者,其中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当年傅作义的旧部,在收编时不但连降三级,还被派到朝鲜打仗,回来后又因为历史问题戴上反革命帽子,甚至被送进大牢,所以他们的诉求是平反和落实政策。另一种是看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有“国民党”三个字,便找上门来,表现出一种“总算找到组织”的喜悦。

   四、萌生去意

   那时候,民革的主要价值在于针对台湾的统战工作。所以每逢相关节日,比如中秋节呀,孙中山诞辰或去世呀,省政协都要召开会议并向对方喊话,也不管人家能不能听见。

   1985年中秋前夕,潘瑞征又领到需要在会上发言的任务。他派秘书来我们办公室,让给他写一篇发言稿(这本来应该是秘书的事情)。当时李开恺可能是想考一考我的水平吧,便让我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也需要表现一下,便欣然接受。过了两天秘书前来提货,李把我的稿子交给了他,随后他也跟着秘书。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秘书又来了,说潘主委认为不行,要求重写。这对我简直是当头一棒,而且还有口难辩。

   第二天,李恺寅重写一篇,让我认真学习以后才交给秘书。我看了他写的那东西,心中暗想,就是给我提鞋子,我也不要。

   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秘书又来了。他说经过省政协领导审查,老李的发言稿没有通过,所以把我的稿子又要走了。这种峰回路转,无论对潘、对李,都是一记重重的耳光,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打脸啊!

   这时,我终于吐了一口恶气。

   后来我才知道,在山西民革内部,也有傅作义旧部和阎锡山余孽的区别和矛盾。上面支持前者,压制后者,这恐怕也与傅、阎二人在1949年的抉择有很大关系。

   众所周知,与执政党相比,民主党派具有曲线升官的优势。比如潘瑞征,他本来是副厅级,当了民革主委以后,就成了副省级。一开始是政协副主席,后来可能是表现不错,又成为人大副主任。我问知情者这有什么区别,人家说别看都是副省级,这区别可大了。其中在秘书配备、保姆津贴、专车标准等方面,都大不一样。

   至于潘的继任人李蓼源,则是从一个学报的编辑,就像坐直升飞机似的,一下子晋升为副省级。如果是中共党员,不会有这样的好事。

   我进入民革以后,也是从一个不入流的中学老师,立刻成为一个处室的负责人,如果坚持下来,仕途不可限量。

   但是,因为上述经历,我才对这样的官场生态环境有了进一步认识。我才发现,这本来就是人家吃剩的一点残汤剩水,你们还要打破脑袋去争去抢,真不值得。

   经过再三思考,我终于想明白:这是一个没有是非,甚至颠倒黑白的地方。再呆下去,我可能就毁了。

   五、两任主委

   有了这种想法,我便决意离开。正在这时,老同事赵某某介绍我认识了山西社科院的张光鉴先生。为了进入这个单位,我请他先把我先借调过去。

   在离开民革的时候,我觉得实在对不起张豪若先生,便专门找他道歉。没想到他反而对我表示祝福。这让我想起了矿机的杨某某和吴某某的格局和境界。对于这种现象,我只能用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人来解释。

   我虽然离开民革机关,但因为是省委委员,所以至少还要参加他们的会议,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两次换届。第一次换届是潘瑞征要退休了,需要一个人接班。但是统战部在民革内部找不出人来,就让李蓼源来接任。

   李蓼源曾担任过阎锡山的秘书。听母亲说,阎在克难坡时,每天早上要召集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参加朝会。因为李是宪兵学校出身,所以他的任务是在洪炉台上,就像大头兵一样高喊“稍息、立正”等口令。

   这本来是一个人年轻时代的笑话,不足为怪。奇怪的是他很早就加入民盟,如今又要当民革主委,而且没有丝毫的愧疚。

   几年以后,李蓼源也该退了,于是他又如法炮制,让谢克昌来接他的班。谢因为在英国有过短期留学经历,不仅当了教授,还当上了工大的校长。李与谢的父亲因为赵宗复的关系,1949年以后一直在太原工学院工作。所以他推举谢来接班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谢当时已经是中共党员,根据统战政策,中共党员比党派成员觉悟要高,所以入党以后就不应该再加入民主党派了。但是为了他们的需要,山西民革宁是召开省委全会,先批准谢克昌加入民革,再选举他为主任委员。我觉得这不符合统战政策,有鼻涕要往眼里流的嫌疑,便表示反对。李蓼源怕我给他们难看,在开会时专门跑过来安抚我。他不知道,我只是来看表演而已,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回事。

   谢克昌上位以后,利用这个跳板很快又到了北京,并一路顺风顺水,占据了更高位置。因为众所周知的缘故,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最后想说的是,至于其人品,恕我不敢恭维。因为在太原工大,有许多不利于他的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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