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一个虚构历史者的自画像——抗日战争时期伊敏·布格拉归附国民政府考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8 次 更新时间:2018-03-03 14: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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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  

   摘要:1931—1934年,中国新疆多地发生叛乱,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在叛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其占据的和阗(今和田)地区还实施了具有宗教极端主义色彩的政策。叛乱失败后,伊敏逃亡阿富汗,其间撰写了一部历史著作,虚构了远自上古、横跨欧亚大陆的突厥历史,成为新疆民族分裂势力最早的代言人,也被当今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者当做凭据。但历史的真相是,伊敏在撰写这本书前后,一方面接受阿富汗政府的生活援助,另一方面与其政治上的竞争对手麻木提争相暗通日本,结果日本看重的是麻木提,并将麻木提秘密接到日本。正当伊敏投靠日本未果之际,1939年1月,国民政府代表团来到阿富汗,在代表团成员艾沙的游说下,伊敏决定归附国民政府,并表达了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和服从国民政府领导的愿望。1942年3月,伊敏离开喀布尔。在归附国民政府的途中,他试图为自己的将来留下退路——联络流亡印度的新疆人。不料,当年4月,他在白沙瓦被英属印度政府以通敌之嫌逮捕;在被拘押调查了大半年之后,于1943年2月被释放。获释后的伊敏,对国民政府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新疆的命运全系于中央的领导之下。20世纪50年代,伊敏在逃亡土耳其、主张分裂国家后,开始对自己的这段历史讳莫如深,致使国内外学术界对伊敏归附国民政府的心路历程知之甚少。而日本外务省档案和保存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朱家骅档案,则为揭示抗日战争时期伊敏归附国民政府的经过,提供了翔实的文献依据。由此也可以看出,伊敏所谓的政治主张,不过是其在与多方博弈中捞取政治资本的道具而已。

   关键词:伊敏  艾沙   朱家骅  民族分裂主义   真相

  

   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1900—1965,也叫“穆罕麦德阿明”“毛德明”)堪称中国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最早的代言人。他不仅是1931—1934年新疆叛乱中的重要头目,在其占据的南疆和阗(今和田)地区实施了宗教极端主义的主张,而且在败亡阿富汗期间还撰写了一本历史书,虚构了一部远自上古、横跨欧亚大陆的突厥历史,被当今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作为依据。但是,关于伊敏的生平,特别是他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知之甚少;而伊敏本人和其政治伙伴艾沙(1901—1995)对这段历史也讳莫如深。本文拟通过对日本外务省档案和保存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朱家骅档案有关史料的爬梳,勾勒伊敏归附国民政府的过程,揭示伊敏的所谓政治主张不过是其在与多方博弈中捞取政治资本的道具而已。

  

  

   中华民国在创立之初,即面临近代主权国家的“均质化”要求与“有限性”(limited)之间的龃龉。在中国西部,1912年后,杨增新(1864—1928)统治下的新疆处在半割据状态;1928年,杨遇刺身亡后,金树仁(1879—1941)接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成立伊始的南京国民政府得以介入新疆政治。然而,1931年2月在哈密发生的叛乱,使新疆顿然陷入从东到西、由北及南的混乱境地。

   1931年的叛乱是由维吾尔人和加尼牙孜(1889—1941)所领导的。这个民国元年(1912)的叛乱头目在隐匿二十年后重新现身,触发了各地大规模的叛乱。在与新疆省当局的对峙中,和加尼牙孜很快陷于不利境地,于是他目光东向,将与军阀马步芳角逐而败北的马仲英(1908—约1937)部队引入新疆。骁勇善战的马仲英部队一度势如破竹,但不久被取代金树仁的盛世才(1897—1970)所击败。在苏联的武力支持下,盛世才逐渐掌握了全疆政治的主导权。

   哈密叛乱,地方实力派间的博弈,加速了新疆南疆地区的叛乱。在南疆,出现了几股较大的势力:喀什的铁木尔、乌斯满(1899—1951)、麻木提(1887—1944),和阗的伊敏·布格拉兄弟、沙比提大毛拉(1883—1934),以及孤守喀什噶尔汉城的马占仓。1933年11月12日,在野心勃勃的沙比提纠合下,喀什出现了一个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下简称“东突”)的伪政权,宣称脱离中华民国,沙比提自任“总理”,遥奉和加尼牙孜为“总统”。次年3月,二度入疆的马仲英部队落败后转入南疆,“东突”不堪一击,迅即烟消云散。其后,盛世才招安和加尼牙孜,令麻木提处死沙比提,恢复了对南疆的有效支配。

   在南疆乱局中,与和加尼牙孜、铁木尔等相比,伊敏·布格拉是个不太彰显的人物,在以往关于该事件的叙述中,大多略而不计或甚少记述。但是,作为有着经学知识、当过经学院教师的伊敏,是沙比提大毛拉之外最有极端思想的一个,在他所掌控的和阗地区推行的政策具有宗教极端主义色彩。抗日战争期间,伊敏归附国民政府,历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新疆省政府副主席等职。20世纪50年代,伊敏在亡命土耳其期间,宣称要分裂国家,与对其照顾有加、时任台湾地区“行政院副院长”的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书信往还,互相诘难,《朱家骅先生言论集》收录了朱家骅规劝伊敏的三封信函。在信中,朱家骅严厉驳斥了伊敏的主张,力证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过半个多世纪,阅读朱家骅的信函,不难发现,两人所讨论的问题几乎涵盖了现代民族/民族主义理论中的所有要素。或许因为读者不清楚三封信的背景以及伊敏本人的故事,迄今尚无论著涉及这段往事。

  

  

   1934年,伊敏携家眷逃至阿富汗。客居喀布尔的伊敏活动在由流亡维吾尔人组成的“新疆同乡会”的小圈子里,每月定期收到来自阿富汗政府的500尼(相当于125印度卢比)的生活费。英国学者福布斯(Andrew D. W. Forbes)就此认定,“在和阗艾米尔(指伊敏——引者)与喀布尔之间很早就存在联系了”。但是,阿富汗政府能给予伊敏的支持有限,伊敏时刻盘算着如何重返和阗。对于伊敏的情况,1939年1月,国民政府代表艾沙(1901—1995)、马赋良在访问喀布尔后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朱家骅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

   前新疆革命时四领袖之一和阗政府之大元帅穆罕默德·伊敏先生素为一般知识分子及大部民众所拥护,自失败后即来阿京隐居,潜心著述中国与新疆之历史及研究时代知识,不问任何政治,虽敌人不断遣使及走狗往说之,结果均遭其严词拒绝,故阿富汗及印度政府对其感想甚佳,且礼遇之。伊素与麻木提政治见解不同,近日彼此政治意见更形冲突,认为麻木提之赴日,不异蚊萤投火。

   此处“革命”一说,反映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基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认同需要,对第一次“东突”事件的看法有所变化;所谓伊敏“不问任何政治”,则与事实不符,因为此时伊敏正在用一支笔臆造政治化的历史。从“敌人不断遣使及走狗往说之”等句看,在日本人展开“回教工作”后,“新疆同乡会”内部似乎发生了分化,麻木提决心投靠日本,伊敏予以反对,“意见背道而驰,彼此为政治上之仇敌”。确实,在第一次“东突”事件时,喀什的麻木提附从和加尼牙孜,与和阗沙比提大毛拉、伊敏等在对待苏联和盛世才的态度上意见相左,最后沙比提大毛拉死于麻木提之手,伊敏和麻木提堪称政治上的“仇敌”。但是,在寻求日本的支持上,两人意见并无二致。根据英国领事的报告,1935年,伊敏曾秘密访问过日本驻喀布尔的领事馆,向领事北田正本提交了一份在日本支持下分裂国家的详细计划。伊敏声称,如果日本出兵新疆,他将组织维吾尔人叛乱,“扰乱后方,支持日军的行进”;一旦新疆“独立”——建立中亚的“满洲国”后,伊敏将给予日本以特殊的经济和政治优惠。伊敏的提案,正合意欲打开通向中亚之路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但也许是空想大于实际,最后没有为北田所接受。

   就在伊敏暗通日本前后,麻木提也在寻求日本的支持。1935年,新疆乱局初定后,和加尼牙孜赴迪化(今乌鲁木齐)就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麻木提部队被改编。面对盛世才不断要求其来迪化,麻木提心怀狐疑,虚与委蛇。为寻求反共产主义国家的援助,鉴于喀什通往苏联和外蒙、中国内地、印度的道路皆被封住,麻木提派其兄借去麦加朝觐之机转往土耳其,拜访日本公使馆,谋求日本的援助。日本因为与苏联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友好关系,拒绝了麻木提的请求,只答应将来麻木提遇到困难而需避难时,日本政府将提供庇护。

   1937年1月,麻木提带着少数扈从逃到克什米尔后,又派其兄往访日本驻土耳其公使馆,得到的答复是:就地潜伏,伺机再起。不久,麻木提的行踪被中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探知,领事规劝麻木提去南京。麻木提担心,如果到南京可能会被拘留,不去的话又可能被与中国关系友好的英属印度政府逮捕,于是谎称生病,派亲信巴义、席力失代其前往南京。1937年9月2日,巴义等到南京,受到蒋介石(1887—1975)的接见。巴义等向蒋介石痛陈苏联之暴虐,要求中央政府予以支持,而蒋介石则答以等抗日战争结束后再行处理。随后,巴义托辞向麻木提报告而转往上海;一到上海,巴义即与日本领事馆取得联系。1939年,巴义勾结日本的情报为英国情报部所获,英印政府对刚从土耳其返回印度的麻木提立刻下逐客令:离开印度,去伊朗或阿拉伯。麻木提不得已,在誓约书上保证于3月4日离开。之后,麻木提秘密与日本驻孟买的领事馆联系。日本领事馆在得到本国政府同意后,避开英国警察的监视,将麻木提悄悄送上日本海船“远山丸”号。3月23日上午,载着麻木提的“远山丸”号抵达上海,麻木提担心形迹暴露,对滞留上海等待其指令的十多名余党秘而不宣,于27日悄然离沪。“远山丸”号4月1日到神户,麻木提6日抵东京。

   正当麻木提暗结日本而伊敏叩门无果时,1939年1月,突然到访喀布尔的两位中华民国的使者燃起了伊敏新的政治欲求。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心仪伊敏甚久的艾沙。

   艾沙出生于中国南疆喀什的英吉沙县,维吾尔人,与他一起到访的还有乌孜别克人马赋良。当伊敏在和阗作乱时,艾沙从南京的中央大学新疆补习班毕业,一路升迁,官至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在国民政府退居重庆、抗日战争陷入胶着状态之时,艾沙领导下的“新疆同乡会”响应国民政府号召,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重庆,艾沙不仅联合了哈密叛乱头目之一的尧乐博斯(1889—1971,也称“尧乐博士”“黄景福”),还出版了古维吾尔文《抗战杂志》,倡言中国境内外穆斯林携手抗战,因此,其行踪引起了日本情报机构的关注。据日方在1938年的调查称:艾沙时年三十五岁,出生于叶尔羌(即莎车,与中文档案所说不同——引者注),维吾尔人,没有学历,因精通汉语,曾在驻苏联的中国领事馆当过翻译。大概因为在领馆工作的经历,艾沙后来得以被推荐进入中央大学新疆补习班学习。

艾沙见风使舵,有行动力。1938年6月28日,他致信朱家骅提出访问中东、对穆斯林进行统战工作的想法,认为借此可“吸引学生内来”。稍后,艾沙进而提议深受国民政府信任的监察委员马赋良与其同往。艾沙的提议很快得到朱家骅和蒋介石的允准。就在中东访问团即将启程时,得悉此事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1897—1969)致信朱家骅表示异议:“惟艾沙君曾在中大新疆补习班服务,据考查,其品格思想甚有可疑之处,专此奉达,敬请先生加之注意。”罗家伦所说“品格思想甚有可疑之处”之“品格”,日方的调查可资参考。例如,艾沙夸言在西安十所清真寺礼拜,求真主保佑中国抗战胜利。而据一位住在厚和(今呼和浩特),经重庆到西安的“欧思曼”(显系日方间谍)的见闻,艾沙只去过其中一座清真寺,而且“起居于汉人旅馆,每日沉湎于酒色,与不良分子往来,当地回民见之非常不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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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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