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

————与时殷弘教授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69 次 更新时间:2003-08-16 16: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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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治波  

  

  前段时间,马立诚先生送我一篇文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撰写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因工作繁忙,当时未及拜读,近日得便翻阅,对文中观点颇为吃惊。

  

  此文可视为马立诚先生《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之后,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又一代表作,对问题的阐述较之马先生的文章更加深入和系统。尽管时教授的欧化语言有些费解,但仔细读下来还是可以明白他的意思: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对中国是相当危险的。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大力实现中日接近。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就可以“显著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

  

  那么,如何实现中日接近呢?殷教授提出了五大举措:

  

  第一,“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非官方宣传”。(意思是说,日本对侵华战争罪行的反省道歉差不多了,我们大体上该满足了,不必再计较了。)

  

  第二,“加强中日经贸的比重”,“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意思是说,要多和日本做生意,少和美国、欧盟做生意。)

  

  第三,“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意思是说,日本扩充军备的危险性往往被我们夸大了,哪有那么危险?我们内心适当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要大度一些。)

  

  第四,在重大问题上,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明确让日本得出中国将日本视作明日东亚政治大国的结论。(意思是说,要把日本当作政治大国看待,给以充分的尊重。)

  

  第五,以“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待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提出的特殊条件。(意思是说,不要设置障碍阻拦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为便于读者消化理解,这里不妨把时教授的思想观点整合一下:

  

  干什么——大力接近日本;

  为什么——增强对美外交杠杆;

  怎么干——全面实行五大举措。

  

  下面,就这几个方面一一加以剖析和评论。

  

  关于“接近日本”。时教授的所谓接近日本,也就是改变中日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不受制止地发展下去”的趋势,实现中日友好。对于这一目标,笔者并无异议。事实上,任何一个有理性而不是感情用事的中国人,都不会反对中日友好。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文化渊源悠久深厚,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日邦交正常化符合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从国家安全角度看,中日友好有助于建立“东亚多元安全共同体”,也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侵略战争的历史刻骨铭心,殷鉴不远,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会比中国人民更加渴望中日和平友好以避免侵略历史的重演呢?所以,我们对于时教授所主张的中日友好十分赞成,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实现中日友好?时教授所主张的那种中日接近能否实现?这种接近能否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

  

  关于增强对美外交杠杆。时教授立论的基点,是以中日关系的改善求得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筹码,牵制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备与阻滞”。他相信,中日的接近“是一次可以有很大分量的外交举措”,是“一场代价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将增加中国对美外交的回旋余地。时教授甚至乐观地断言:“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只要实现了中日接近,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必然或自动的副产品”。

  

  这里,研究国际关系的时教授却天真地忽略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首先,日本不会以密切日中关系来制衡美国。在目前美国一国独大的国际格局中,中日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密切到携手制约美国的地步。战后,日本一直以日美同盟为对外关系的支柱,美日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主仆关系,日本的对外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日本民族是一个崇拜强者而蔑视、践踏弱者的民族,日本社会弥漫着浓厚的崇美媚美心理。时教授想让抱惯了美国大腿的仆从站在我们一边制衡其主子,不禁让笔者想起孟夫子的一句话:“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求鱼也。”

  

  其次,美国也不会坐视中日接近以制约自己。事实上,挑拨中日关系,在中日之间埋下争执伏笔的正是美国。时教授可能不晓得,战后宽恕日本天皇战争罪行、保留天皇制,纵容侵华战犯和军国主义分子,策动日本反华反共的,是美国;阻挠中国对日索赔,在中日之间留下历史遗留问题的,是美国;以钓鱼岛问题引发中日争端,进而偏袒日本以恶化中日关系的,也是美国;坐视日本政治右倾化,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教科书和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声不吭甚至偷着乐的,还是美国。以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它却这样做了,何也?答案只有一个:美国不愿意看到中日接近。美日两国均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美日同盟关系因中国的崛起而更加巩固,这便是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格局下,几乎不存在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余地。

  

  不难想象,倘若中国按照时教授的主张,不顾一切地谋求对日接近,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可以料到的有两点:一是日本成为中美争相拉拢的对象,身价陡增,可以左右逢源,上下其手,坐收渔利。二是会强化美国对中国的警觉和敌意,强化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围堵,甚至促使美国改变中立政策,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这样一来,中国的外交回旋空间是大了,还是小了?中国的利益是最大化了,还是最小化了?

  

  可见,时教授所谓中日接近以制约美国的观点,既不现实,也无益处。

  

  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矛盾是中美关系。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缓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备与阻滞”,主要还是需要依靠中美之间直接的、良性的互动来实现,而不是走中日接近以制衡美国的死胡同。记得国际关系学者郑永年说过,反对美国遏制的最佳途径就是实行对美国的友好政策。此说不无道理。如果说,当今国际秩序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韬光养晦、委曲求全,那么也只能用在中美关系上,而不是中日关系上。实际上,如果中美关系改善了,中国就解决了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就会赢得外交的主动地位,中日关系也就不会有大的问题。在美苏对峙时期发生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一超独大的今天,事情更会如此。这种历史事实和逻辑关系,同时教授秉持的观点恰恰相反。

  

  关于五大举措。时教授的这五大举措,可谓仁至义尽,无微不至,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凡中国能做到的时教授都主张无条件地做,只是对日本一无所求。而且时教授认为,这“五大方面的作为并不代表中国付出真正大的实际代价,更谈不上损伤中国的根本利益”。当年,日本是无条件投降;今天,时教授是无条件友好。难怪日本方面如获至宝,大为欢迎。据报道,“日本媒体铺天盖地进行转载,舆论充斥猜测之声,认为中国政府对日思维将因此发生新的转变。时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务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进行短期访问。”

  

  下面,还是对五大举措逐条加以剖析。

  

  关于历史问题。中日之间的种种矛盾纠葛,大多与历史问题有关。时教授的意思是不要再计较历史问题,以免影响了中日接近。面对着沉重且仍散发着血腥的战争历史和一再被刺痛的民族情感,时教授的想法未免过于轻佻和不负责任了。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人是有记忆的,一个民族的痛苦记忆更不可能被抹掉。德国政府和人民坦诚地反省了历史,承担了责任,而法国、以色列等纳粹受害国人民仍然念念不忘法西斯的罪行。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反省战争,中国人民有什么理由忘记那段历史?俗话说,好了伤疤也不能忘了痛,时教授却让我们伤疤未好就忘掉痛。这是什么道理?中国人民是宽厚大度的,并没有天生讨厌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的本能。其实,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不良印象,主要的还不是来自长达七十年的日本侵华史,而是来自现在主导着日本政坛的右翼力量对侵略战争拒不反省,甚至颠倒历史真相的恶劣态度。在战后中日两国的交往中,中国政府以友好大局为重,友善而克制,并没有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放;倒是有些日本政客常常信口雌黄、挑起事端,肆意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有报道说,今年6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柬埔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敦促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活动,从而实现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但小泉却对记者说:“我不这样认为。”重申其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意愿,并声称,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尊敬“阵亡军人”。明明是法西斯战犯、血腥刽子手,居然成了小泉眼里值得尊敬的“阵亡军人”。最近,小泉又在美国总统布什的私人农场对记者说:“钓鱼岛问题将是对中国的一个重大考验,如果中国执意不在此问题上向日本妥协,日本将让中国后悔。”这哪像一个首相说的话,简直就是强盗、流氓对中国的要挟;因为在主人的农场,又像是狗仗人势,汪汪咬人。在小泉之前,还有一个叫江滕隆美的政客,跳出来胡言乱语,否认南京大屠杀。说完了,既不改口,也不道歉。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死不认帐的倒行逆施和面目可憎的恶霸嘴脸,中国人民怎能沉默不语、无动于衷?在这个是非分明的问题上,时教授和那些“新思维”论者,不去要求日本右翼分子闭上臭嘴,反过来要求中国人民不要吭声;不去要求日本政客收敛恶行,反而要求中国政府宽容大度。时教授和那些新思维论者很迁就日本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倒把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忽略不计了。这于情于理,哪一样能说得过去?中国政府如果按照时教授主张的那样,把这一切都忽略不计了,会怎么样呢?只会鼓励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歪曲,只会鼓励他们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他们会暗自作乐:“看,中国人都接受了,我们做对了,以后大胆地干吧!”

  

  历史问题犹如一扇绕不过去的铁门,门上那把锁,只有拿着正确的钥匙才能够打开它,这把钥匙就是对侵华战争历史的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关涉大是大非,也关涉民族感情。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中国人民放弃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猖狂翻案进行批评谴责的正义权利,如果有人硬要这样做,也要问问十三亿中国人民答应不答应,还要问问那些被日本法西斯杀害的千千万万中国死难者的冤魂答应不应。

  

  关于经济合作。时教授主张多和日本做生意,大家是赞成的。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双赢的事情,谁也不会嫌钱多。但时教授“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的主张,却让人困惑不解。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谁来做生意都是好事,生意越大越好,投资多多益善,何以要“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看来,时教授接近日本的心情实在是太强烈了,以致不惜扬此抑彼,减少和欧美的经济往来。时教授常常说“争取中国利益最大化”,只是不知时教授盘算过没有,这是争取中国利益最大化,还是争取日本利益最大化? 关于日本扩充军备问题。时教授的观点是,“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

  

  通常说来,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国防力量;但对于日本来说,情况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二:第一、日本在历史上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为祸极深,为害极大,但至今仍对侵略历史不认罪、不反省,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竭力扩张军事力量,就很难视为正常诉求,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受害国人民的关注和警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世界上没有人对德国的军事力量和海外维和表示担忧,原因就在于德国比较彻底地反省了侵略战争,成为一个让人放心的正常国家。第二、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越了防御需要,其对外安全政策也日渐突破专守防卫的界限。日本每年的军费投入平均大约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其远洋军事力量和远程作战能力的发展尤其引人关注。至于日本的维和行动,实际上名多实少,借维和之名发展远洋军力、谋求地区霸权才更具实质意义。在安全政策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海外派兵法、自卫队法修改案、有事法制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已使日本的基本国策之一“专守防卫”形同虚设。可以预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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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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