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晖:“骂社火”、道德治理以及乡土社区公共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1 次 更新时间:2018-03-01 01: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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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晖  

为啥“骂社火”?

  

   “骂社火”是河南省西部三门峡地区的一个颇为奇特的民俗活动。两村村民在正月初二至正月十五期间,组队至对方村落中进行辱骂,以此与两村的社火竞赛相结合,作为节日拜神祭祖的主要形式。这一民俗全国范围内绝无仅有,具体的发生地点,是在灵宝市下属阳平镇中的两个村落——西常村和东常村。

   两个村庄毗邻而居,经济水准并不突出,但“骂社火”的风俗,却远近闻名,影响甚至及于邻近的陕、晋两省。“骂社火”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它的形式本身,更在于它所体现的本地民风与道德水准。“兴骂不兴当场还”,“越骂越高兴”,这些看似有悖日常道德风俗的仪式规则,在当地百姓眼中,却是其引以为豪、证明其道德水准高于邻近村落的标志。

   近年来人类学和民俗学中有关乡土社区仪式政治的研究力求通过对于地方性传统内在机制的深入理解,来探讨具有中国本土意味的地方治理模式。在这些研究中,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是经常为人所用的分析视角。

   这些研究从民间仪式或节日庆典入手,探讨地方社会通过象征符号的展演与意义生产,表达其利益诉求,获得自身组织的合法性,或者与权威力量协商,寻找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但纯粹借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进路来探讨中国乡土社会语境中基于仪式和符号象征来实现的政治协商机制是否适宜,值得进一步商榷。

   本文想要借助河南灵宝“东西常村‘骂社火’”的个案,来讨论围绕这一仪式剧场所展开的一种“类公共领域”中所展现的交流机制和原则,并探讨其如何作为国家与地方的治理技术。赵旭东在一篇论文中认为“评说”、“纠纷”和“神灵”构成了乡土社会的正义观念在现实中的三种表述途径。实际上它们也是乡土社区权威、秩序以及公共舆论塑造的重要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神圣的节日时空中的仪式展演,可以看作是将“评说”、“神灵”和“纠纷”三者融为一体——它借助神灵的力量,对村落内外的道德教化状况和公共事务予以评议,并在仪式中隐含了解决纠纷的诉求。下文将通过对“骂社火”的仪式过程和表演文本的详细分析,来探讨此问题。

  

空间局域——从传说构建“地方”和“国家”

  

   有关“骂社火”的起源,在地方史志上记载阙如,只有大量相关的民间传说。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一则,讲述两村竞赛社火,因村民争强好胜,欲罢不能,于是县令急奏皇上,御批为“兴骂不兴当场还,从正月十一日开始,十六日结束,东起西落,交替进行三次….谁若违犯,罚米三石”。县令宣读后并立“社火碑”于连亲桥东。

   虽然有关此碑的具体年代和下落众说纷纭,但是村民们有关社火碑实际存在的说法却都近乎确凿。这则传说的有趣处显然在于它所隐喻的地方道德风俗与皇权间的关系。由皇帝直接干涉并为其建立仪式规则,既提升了地方风俗的地位,也强调了其与国家层面上的道德治理的同构意味。

   据赵世瑜的考证,社火之“社”字,包含有多层相互重叠的涵义,它既指源出于土地祭祀的神物崇拜,又可指称历史上与土地相联系的基层乡土组织,围绕不同层级的“社”,以祭拜和日常活动为中心,形成各种群体组织。

   社火作为民俗表演的一个特性,就是将“社”所辖范围内的民众按家户全部动员起来。它极为强调社区内部整合与全面调动,是乡土地方社区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从与社火有关的民间传说中可以看出,社火不仅仅与本地社区的整合有关,也借助在民间被流行化了的“历史”叙事脚本,与国家的象征物不断发生着呼应。乡村之“社”与国家之“社”,在前现代时期或许在实际行政机构设置与运作上缺乏直接的联系,却在象征表演的空间里,借助神话传说,获得紧密结合。


“骂社火”的仪式过程——以道德训诫为主题的仪式剧场

  

   “骂社火”的仪式过程,从正月初二到正月十六,表演体系繁复,本文仅作一概要介绍,重点讨论其作为村落共同体中各群体交流和沟通的机制。“骂社火”通过仪式剧场所搭建的话语空间,既同时对村民以及干部实行了道德规训,也在其中展开有关权力运使和公共利益的微妙对话。这一独特的对话方式之所以可能,恰是通过符号和仪式所构建的一个迥异于日常生活的时空场域,但同时,“后场子”表演又以种种曲折的言说方式隐喻、影射到日常生活的现实。

   由于社火表演中所骂的段子,使用大量的“淫词秽语”,且辱骂对方的祖宗亲长,但村民们反复强调,即使看上去“后场子”的表演已经远远越界,却并不会破坏村中的道德秩序,相反,它是使得本村的道德风尚水准超过其他村的重要原因。这也使我们有必要去探讨在社火表演中,仪式规则以及骂词中的修辞方式,何以成为重要的技术,既用来保证表演过程中的道德秩序,同时也构成了与乡规民约有关的、对村民和村首同时进行道德规训的手段。

   骂社火的仪式过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初二到初十,是被称作“挑骂”或者“逗骂”的阶段,其形式为两村村民各自组队,抬锣鼓到对方村中叫骂,来为骂社火的正式展开营造气氛。虽不是骂社火的正式阶段,但这一环节仍有重要意义,除了挑逗气氛之外,更是为了刺探舆情。社火若要举办,所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对组织者和村民来说,是沉重的负担,究竟村民在当年投入的意愿如何,往往是个未知数。

   因此,“逗骂”过程虽然仪式性不强,但仍遵循相对固定的传统——在每个驻留点,均极为重视它的“广场”效应,即总是会选择对方村里重要的公共空间(如戏台、庙宇),或者重要人物(村长、支书、社火头子等)的家门前开骂。因为往往是这些村中的权威人物,才有能力调集资源,动员民众参与社火。正是在如此“逗骂”往还的交互过程中,有关“社火”是否举办的公共意见逐渐聚集,最后达成一致。

   正月初十,社火在东常村老爷庙前敲钟定点,正式宣告两村举办“骂社火”。社火表演顺序遵循“东起西落”的规则——也就是总由东常村开始,在初十一的下午出仪仗到西常村“拜请”村民观看社火,之后在本村演出社火,而当晚,则由西常村组队去东常村叫骂,至次日则两村交替。此时的叫骂,是以一种称为“希古经”的说唱形式,由锣鼓伴奏,以类似顺口溜的韵文形式,在对村的核心公共空间表演,如此反复三轮,最后以正月十六日西常村出社火表演结束。

   社火的“后场子”,也就是骂手,因在社火的仪仗队中行走在最后,同时也因为他们在社火表演中言辞粗鄙,行动狂野,被认为上不了台面,所以称为“后场子”。后场子开骂的时候,必须反穿皮袄,意为装扮“畜生”,不需要为所说的话负道德责任。

   对于“骂社火”来说,启动入场的方式,除了反穿皮袄之外,还有当时的大量观看群体所营造的气氛。当笔者在访谈中,请“后场子”骂手表演一下“骂词”的时候,他们纷纷表示,没有现场气氛,那些词句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骂不出口,只有当“骂社火”举办时,借助特定时空结构里的节日气氛,以及那种“人都好像疯了一样”的氛围,才能进入到“骂”的状态中。显然在此剧场中,“表演者”的表演状态需要由观看者激发,被骂者在被指名道姓辱骂之后,仍要面带笑容以示开心。此时的被骂者也被纳入到表演当中,言行举止都需要符合仪式表演脚本的要求。

   而被骂的人,之所以“高兴”,与另一条规则有关。在社火中,可以指名道姓被骂的人,有三种:村盖子、人缘子、社火头子。“村盖子”指村中具行政权力的首脑,包括村长和书记。“人缘子”(也称“人员子”),则是村中声望较高的人,他们往往不但自己家境殷实,而且热心村里公益。“人缘子”的身份确认,没有严格的标准,是由村中的民意来决定。也正因“人缘子”的身份所代表的地位和声望,被“后场子”辱骂被认为是一种荣誉。

   事实上,从仪式过程分析中,可以看出“后场子”通过“反穿皮袄”的仪式规则而获得辱骂村中精英人物的权力,以及在通过辱骂对“人缘子”予以指认的过程中,它同时兼具身份翻转和身份提升两种仪式的特质,是特纳(Victor Turner)所提出的“复合仪式”(composite ritual)。特纳在讨论身份翻转仪式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结构”(structure)如何通过“阈限”(liminality)达致“交融”(communitas),并再度结构化的过程。而在“骂社火”中,从仪式过程里更为凸显的是其在乡村社区中作为道德治理技术的特质。

   比如,除了上文提到的“兴骂不兴当场还”以及“三种可以被骂的人”之外,骂社火的规则又确定了三种不能被骂的人,即:嫁到外村的闺女、老实庄稼汉和来访的外乡人。此规定包含了如下几个意涵:1.将骂社火的表演者圈定为与参与社火的几大宗族有关,在西常村,是贾、樊、苏三大姓,在东常村,则是屈、张、王。2.此规定同时还包含了对弱者的保护,使得村落里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村民不能被骂。同样用以保护弱者的另一条规则,则是“不骂揭短话”。

   “骂社火”的规则中如此之多的禁制,使其远非表面形式上看来那么无所禁忌。虽然华北、中原地区的宗族组织在民国之前已经衰落,但社火的组织和动员方式,相当程度上仍需依赖残留的宗族系统。因此“骂社火”某种程度上以宗族为范围划分人员的参与程度。比如,参与骂阵的后“场子”,只能是两村各自的三大主姓,外姓人员参加,会被视为违规。

   同时,社火头子虽不是大家投票选举产生,而是基于长时间以来在村中形成的公共意见,这中间仍涉及到宗族组织和代表的问题。正如一位社火头子所言,“有的时候我们要照顾到各个家族,比如说他们这直系亲属有个三、五家,我们就要选他一个人出来参加。那他们这几家就归他说话算数。”

   萧公权认为,明清以来的乡村聚落中,对于“乡规民约”在公共空间中的讲读,是一种重要的由国家在地方实施的治理技术,并且这一手段也常常与社日等节庆时间相结合。从很多方面来看,“骂社火”的骂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将“乡规民约”中的道德训诫以仪式剧场的方式予以呈现。根据1997年编纂的《灵宝市文化志》所记载的有关“骂社火”起源的一种不那么具有“神话”色彩的说法,清朝末期,因这一代聚赌成风,新年、元宵佳节又是人闲事少,为避免赌风流行,用“骂社火”的活动把人们从赌场吸引出来。从笔者收集到的骂词来看,斥骂赌博、不孝、淫乱等等不良道德行为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作为矫正民风的意图显而易见。

   “骂社火”中丰富的修辞手段中包括,“骂虚不骂实”,以及“张冠李戴,指桑骂槐”的技巧,使得骂词可以达到“虽骂实事,虚移其人”。也即是说,对于普通村民,虽不在三种可以被骂的人之列,仍可对其暗讽,这仍然能在熟人社会中完成一种道德监督功效。特别是村民们提到,在耍社火期间,两村都有“奸细”存在,他们会向对村骂手通风报信,将哪些人或事应该被骂通知对村。

   “奸细”的存在,更加完善了这一道德监控体制。而与此同时,骂词中针对村首或者人缘子等其他精英人物指名道姓展开的辱骂,其诉求则另有指向,不仅在于规范村落地方社区的道德民风, 而与更广阔的“国家”意识形态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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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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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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