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细江:外观设计的本质回归和立法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5 次 更新时间:2018-03-01 00: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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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细江  

   【摘要】 外观设计作为一种新设计,同作品一样,属于表达,而非技术方案。外观设计的专利权保护模式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不符合外观设计的本质特征,导致外观设计在专利法中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图形用户界面同样作为一种表达,与外观设计具有本质的契合性,图形用户界面的外观设计保护将外观设计保护制度引入一个崭新的互联网世界,图形用户界面将不再依附产品可获得局部外观设计专有权的保护。

   【中文关键词】 外观设计;图形用户界面;专利法

   【全文】

   用户界面(User Interface)是电子产品的软硬件系统与用户或使用者之间进行数据传递和操控交互的桥梁和中介,又称人机交互界面、使用者界面。初的用户界面产生于计算机领域,主要是命令符用户界面,这种界面的弊端在于不支持鼠标操作,只能由键盘传输指令,计算机接收到指令后,才予以执行。[1]命令符用户界面专业性太强,很难被理解和执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了更加直观、简易地操作,以图形图像为媒介的用户界面代替了命令符用户界面。当用户界面大量用图形图像来展现时,在电子屏幕上使用图形图像方式显示的系统与用户的操作接口就叫做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2]。在过去,图形用户界面一般以著作权进行保护,或者通过商标权、技术专利等方式进行补充保护。但是,这些保护方式权利基础不稳定,败诉风险太大,图形用户界面创造者不得不寻求新的保护方式。因产业利益的需求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图形用户界面外观设计的法律保护成为一种较为适宜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被应用的保护方式,我国也于2014年修改《专利审查指南》,对图形用户界面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只不过,外观设计是一种边缘客体,极具特殊性,它与作品、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存在交叉,在知识产权保护史上一直备受冷眼,成为“拖油瓶”而不受重视。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人们对外观设计的认识不够深刻或者产生误解,影响立法和司法实践,扭曲的外观设计理论使图形用户界面的外观设计保护并不充分,无法满足产业的需求。本文追溯外观设计立法史,立足于外观设计的本质回归,正视目前外观设计专利立法的弊端,以图形用户界面作为考察对象,解析图形用户界面外观设计保护的特殊性,展望外观设计未来的立法趋势。


一、外观设计本质的矫正

  

   当原始人笨拙地用石块互相砍削,试着找到一块合用的石器作为工具时,设计便产生了。这种出于实用的、功利性目的的选材和加工是设计的原点。[3]原始工具受当时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及人力智力所限,其设计仅有实用的目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分工和等级观念的出现,设计中抽离出部分专为特定等级服务的纯粹艺术,设计除了实用目的,还有艺术性。在手工业时代,以农业与手工业的大分工为起点至工业革命为终点的这一历史时期,工匠和设计师是一体的,设计与制造并没有分离。即使有的设计更多倾向于“版权”上的艺术作品,受“形式追随功能”的影响,哪怕进入大工业制造时代,外观设计仍以实用目的为根本,明确功能第一,形式第二。但是,时至今日,现代设计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形式超越功能,设计不再仅仅为生产服务,还能创造需求,满足使用者和消费者的其他追求。设计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随所处时代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又因人们不同的主观认识和评价,设计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设计本身是第一性的,外观设计的法律规范是第二性的,在外观设计概念法律化的过程中,外观设计的内涵因社会、经济、技术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设计到工业设计,这个过程肢解了设计并将结构设计等予以排除,这是限缩“设计”范围的第一步。从工业设计到外观设计,这个过程再一次的限缩或排除了设计的技术要素,完成了肢解设计的第二步。通过肢解的方式,外观设计的法律规范对象不断变化,设计逐渐排除内部结构、技术要素,留存可以保护的装饰性要素。就设计的历史演变来看,外观设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由设计、工业设计、外观设计的变化,每一次的概念限缩,无不在剥离实用性或技术性要素,意欲留存外观的装饰性特征。

   外观设计从一开始就具有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双重特性,而这种实用性与技术专利的实用性完全不同,技术专利的实用目的在于实现技术效果,外观设计的实用性意在通过产品的外观设计引起的美感从而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4]外观设计所获保护的原因并非实用的技术效果,而是因艺术性的装饰特征所能带来的适销性。外观设计意欲保护的只是其艺术性的装饰特征,如《TRIPS协议》第25条规定,外观设计的保护不扩展至本质上取决技术或功能因素的外观设计。在Gorham v. White案[5]中,Mr. Justice Stong认为:国会立法对外观设计给予专利权,很明显就是为了鼓励装饰艺术;他们专注的不是装饰外观的技术实用性,也不是抽象的印象、图案,而是产品所呈现的外观装饰性特征。1474年,威尼斯制定了第一部专利保护的法律,其专利法保护针对的是特定技术,而非外观设计。专利主要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以技术方案来表现,是人类利用科学方法或者规律,为解决技术问题或者实现某种技术效果而进行的一种智力创造。专利属于“思想”,外观设计是一种由结构、图案、色彩构成的新的设计方案,不为解决技术问题或者实现技术效果,并非“思想”,只是一种装饰性的版权表达。

   就外观设计的构成要素来看,外观设计由形状、图案、色彩要素组成,而形状、图案、色彩所组成的要素,实质是装饰特征的表现形式。装饰特征的外观可以使消费者对外观设计的产品产生兴趣,吸引其关注并购买产品。这种吸引作用以外观设计通过引起人内心共鸣、情感体验等方式获得。美学作为生存的智慧和哲学思考,[6]是引起人内心情绪变化的一种方式。形状、图案、色彩作为美学的形式,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来表现外观设计内在抽象的思想。美学设计是形状、图案和色彩的上位概念,形状、图案、色彩只是美学设计表达的工具或手法。美学的概念和内容,可能基于其自身范畴的变化而变化,但形状、图案、色彩作为形式的外在构成要素,是人内心思想的外在表现,是客观的、具体的。所以,外观设计的外观特征一般就是以美学表达来展现,以个性彰显的客观形式引起人心理的变化,使人产生对产品的兴趣和关注。[7]一项外观设计的核心要素是形状、图案和色彩,这些要素所体现的是一种美学设计,而非功能性或技术性的考虑。[8]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外观设计进行定义,认为外观设计是对于产品装饰性及美学上的设计,其他二维或三维空间的组合特征仅为这种美学设计的表现形式。

   英国从外观设计产生之初以“外观设计著作权”的方式来进行保护,这种外观设计的保护类似于版权法保护。按照李小武教授的观点,根据《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就定义而言,实用艺术作品和外观设计在客体上就基本相同。[9]外观设计的表现形式同实用艺术作品一样,都是思想的表达。形状、图案、色彩是表达的工具,这三者均同时是作品的要素,而作品又是表达的下位概念,与作品一样,外观设计也一定处于“思想—表达”的关系结构之中。就本质而言,外观设计不考虑技术的实用目的,它所解决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美学上的问题,[10]这种美学的价值与功能增加或效率提高没有必然联系,要在艺术性和实用性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的尝试也是徒劳的,[11]历史证明也是失败的。[12]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外观设计、作品、发明等信息均体现了市场利益,市场利益和产业驱动恰恰是外观设计、作品及其法律制度不断变革、发展的重要原因和推动力。[13]科学技术的发展,很早已经使文化领域与工商领域发生交叉,两个领域的界限逐渐模糊,两个领域中不同的精神创作成果必然发生交叉,工业版权的出现就是对商业标准判断、文化及工商领域划分的有力回击。有的国家已经直接把版权保护的实用艺术品与工业品外观设计视同一律的。[14]所以,不能以商业标准对外观设计、作品、发明进行简单区分,将外观设计完全区别于作品,否定其表达性。我们应当正视外观设计客观的自然属性,其本质作为一种个性表达,同属版权“作品”的范畴。将外观设计列入“思想”的法律逻辑,以专利法对其进行保护,都是浪漫主义者的“失误”,与外观设计本质和法律逻辑相悖。

  

二、外观设计在专利法中的尴尬处境

  

   根据《TRIPS协议》第25条的规定,对外观设计进行法律保护可以由成员国自行选择外观设计法或者著作权法进行保护,唯独没有规定专利法的选择。缔约者其实已经注意到外观设计的特殊性,并不适于以技术方案为核心的专利法来进行保护。外观设计被纳入专利范畴并没有经过系统和严谨的论证,只是源自政策性的力量和宏观立法思想的方向。[15]外观设计与技术专利在本质、授权标准、侵权判断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随着两者客体的增加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被放大。历史的选择确属无奈,但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发展,外观设计纳入专利法保护的“不适”被逐渐放大。外观设计的专利法保护模式,导致外观设计容易被人忽略,发展中的技术专利的理论体系会不恰当地影响外观设计的法律保护。[16]这不仅导致彼此相关理论无法形成体系,而且使两个理论体系的差距越来越大,外观设计在专利法中处于十分尴尬的处境。

   首先,就本质而言,外观设计的客体是一种装饰性设计,是对形状、图形、色彩等要素的表达;而专利的客体是一种技术方案,是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合。前者是形式,而非思想;后者是一种思想。前者给人带来一种心理的认知或感受,后者主要注重技术的实用价值,[17]两者的法律性质完全不同。

   其次,与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技术方案相比,外观设计的授权标准、侵权判断与之完全不同。外观设计除新颖性和实用性之外,还要求具有装饰性和非冲突性。即使将《专利法》第23条第2款新修改的“明显区别”理解为“创造性”,其含义与《专利法》第22条规定的发明和实用新型的创造性也完全不相同。技术专利要求具有“实质特点和显著进步”,其判断主体是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判断对象是技术方案及其组合;而外观设计要求具有“明显区别”,判断主体是拟制的一般消费者,判断对象是设计特征及其组合。对于侵权判断而言,外观设计与发明、实用新型在侵权判断思路、方法和标准上各不相同,外观设计的侵权判断主体是消费者,采用“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方法;技术专利的侵权判断主体是本领域内普通技术人员,采用“全面覆盖原则、等同原则”等判断方法。在同一部法律中混杂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和侵权判断,不利于法律的规范化。

   再次,在完成智力创造的过程中,技术的发明人与外观设计的设计师各自的创造行为模式和遵循的理念完全不同,基于这种差异致使各自对法律保护的期待或取向不同。而且,各自面向的市场环境和市场价值体现方式也完全不同。若要在一部专利法中同时满足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创造和以艺术为主题的美感创造的不同需求,其结果定是各自互相妥协。[18]意欲统一性质完全不同的客体,其结果往往是不仅无法进行科学的概括统一,反而总结的规律都会给不同客体带来制度的违和感。

最后,以专利法保护外观设计,外观设计往往受到忽视,而专利法的相关制度往往影响外观设计的法律保护,得出不符合外观设计本质的结论,引发司法裁判的矛盾,有损司法权威,社会效果差。例如,技术专利的创造性被错误地理解为外观设计的实质要件,而技术专利创造性判断的主体标准与外观设计“创造性”判断的主体标准完全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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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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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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