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以《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 次 更新时间:2018-02-27 01: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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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 (进入专栏)  

   近 10 年来,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一直是当代中国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很少有其他的研究主题能像村民自治那样受到来自国内外、政府和学界的共同关注。然而,与这种局面并不太相称的是,许多研究成果对于人们认识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尤其是那些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微妙的关系格局,鲜有真正令人深思之处。具体来说,村民自治虽然最初源于个别村庄自身的创造,但它由于种种原因迅速被体制所接纳后,是自上而下地由政府将其赋予大多数村庄的,因此它基本上可以说是乡土社会中的一个外生变量。 [1] [1] 这样一个带有很大偶然性的外生变量如何在村庄发生作用,就势必触及村庄内部关系的运作机制和现实问题的解决。然而,无论是那些对村民自治持有功利主义期望的务实派人士,还是对之怀有理想主义期望的民主派学人, [2] [2] 大多未能将村委会的选举与村庄的治理问题及村庄内部的互动机制联系起来思考。

   将村民自治的研究重心从民主问题转向治理问题,从村庄自治的外生价值转向内在机制的,是华中地区一批可称之为乡土派的学者。 [3] [3] 他们怀有对乡土社会的深厚感情,对村民自治这一新生事物抱以很高的期望,但他们强调的是自治对于解决当前特定背景下农村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而非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意义;他们重视的是对中国村民自治实践进行广泛的田野调研,而非运用西方理论来解剖中国农村的特殊状况;他们提倡在直接来自田野的灵感激荡下进行大胆的理论假设,而非被西方学术话语所主导的重重规范所约束。面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强力挤压,他们期许自己能够形成一个关于村治研究的独特学派,其源自田野的村治概念体系不仅可以成为一副不同于西化理论的有色眼镜,而且是一副较那些西化理论更为适宜、深刻、有用的眼镜(徐勇等, 2002 )。 [4] [4]

   无疑,乡土派的主张对于真正关心中国“三农”问题的人是有相当吸引力和感召力的。仝志辉虽然不在华中,却与那批有志之士不谋而合,继而又携手合作,成为那个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仝志辉新近出版的著作《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 2004 )(以下简称仝著)可以说正是乡土派的一部代表作。本文以评述仝著为重点,兼及对整个乡土派的一些简略的批评。

   一、村庄政治的主题究竟是村民自治,还是村庄治理 ?

   仝著在书名中把选举称为事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要表明村委会选举对村庄的重要影响,更是想突出选举的遭遇性质。在他看来,选举并非村庄内部关系的产物,但它却有能量搅动、暴露甚或改变村庄内部关系,而村庄的这种内部关系又反过来塑造了选举的实际进程。用作者的话来说,“在村庄遭遇选举事件时,它也同时营造了和原来村庄的政治场域不同的选举场域”(第 213 页)。因此,仝著与其他研究村民自治的著作相较,其新出之处在于,它不是把目光仅仅盯在选举本身,而是把选举放置在村庄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中去考察。作者意图通过对 4 个村庄选举事件的生动叙事,来揭示村民参选并非像木偶一般机械地顺应上级的要求,而是以村庄既有的社会网络为算计利益的基础,在参选中通过村庄特定的社会支配关系(作者称之为“村庄社会关联”)来调动资源,以扩大社会关联的共同利益和外部影响,并巩固和强化自身在社会关联中的位置。作者将这种政治参与称之为“关联性参与”,正是在这种关联性参与行动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不同类型的村庄各自的关系格局及其对村庄政治的特定影响。关联性参与被作者视为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机制。

   在仝著这里,充分体现了乡土派强调把选举放回到村庄内部去的取向。相对那些从外部来关注村民自治的研究著述,仝著所体现出的这种研究取向对理解村庄政治来说更能切中肯綮。它让我们看到了村庄面对国家的要求并非完全被动地响应,而是带着自己的目的去实现与国家的“合谋”。村民自治虽然悖论性地起于国家的政策强制,但村庄对此的确有一套相对自主的反应机制。

   然而,同样是从由内部来理解村庄政治的角度出发,我们所要质疑的是:作者开篇的断言——“村委会选举是当前村庄政治中最为基础和重要的环节”(第 8 页)——真能站得住脚吗 ? 让我们先看看作者精心构建的 4 个选举叙事。

   毛村是在宗教精英与体制精英矛盾日渐白热化的时刻开始村委会换届选举的。“选举的举行”使“‘倒方’与‘保方’的纷争舞台从上访路转移到了选举场”(第 64 页),而选举的终结并未达到倒派的目的,反倒成为其发动更加激烈倒派活动的助燃剂。也就是说,毛村的选举不仅不能平息村庄两派精英的矛盾,反倒使其更加激化。

   游村的选举曲折起伏,这一方面固然是基于家族政治维系既有平衡的作用力,但另一方面的因素却为作者后来的分析所忽略。两位竞争者本来无意参选,原村主任游清发最后参选只是因为“这次是民主选举,被选掉也没面子”(第 102 页),原村支部书记游才山最后参选,是因为乡里不喜欢游才山强悍的个性,先是撤掉了他的支书职务,然后又想强压群众的自发提名趋势,这才激变——他才不想屈服于这种硬压”(第 80 页)。也就是说,游村的选举在相当程度上是精英之间捍卫“面子”的战斗。

   隆村的选举平淡无奇,“选举期间却正逢大早,村民对旱情的焦虑要比对选举的关注强烈得多”(第 114 页),整个选举场面冷冷清清,任由村庄原有的精英一手操控。

   平村因派性而使选举扑朔迷离,热闹非凡,但“平村的治理并没有因为选举中民意的充分表达而变得容易,选举在增加权力合法性的同时,也在增加着村级治理的复杂性”(第 173 页)。

   我们读完这 4 个故事后,禁不住要问两个问题:

   第一,村委会选举究竟是化解了还是激化了村庄精英之间的固有矛盾 ? 我们从作者的叙事中看到的是,选举在有些村庄之所以会成为热点事件,往往源于精英的内部矛盾,而选举本身不仅不能成为化解这种矛盾的利器,反倒进一步激化了它,加剧了村庄治理的复杂性。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问题:作者要研究的是整个村庄对选举的参与,但是,在书中,村庄里除了精英活跃异常的身影外,大多数普通的村民在哪里 ? 在前半部分的叙事中,普通村民的身影是极其模糊的;而在后半部分的分析中,作者只是将普通村民作了类型化的划分,即按照他所谓的两类村庄社会关联度来划分在参举中具有不同自主性的普通农民。

   但在这种类型化中,普通村民不过是被精英拉票的对象。既然如此,作者所定义的村庄社会关联是支配与被支配关系,那么,普通村民在行动中就谈不上真正的自主性。 [5] [5] 倒是那些拒绝拉票(即独立投票)或用脚投票(即不参加选举)甚至进行反向动员(即对参加选举提出前提条件 [6] [6] )的村民能够体现出更多的行动自主性。但村民的这些行动恰恰是仝著分析的薄弱或空白之处。在仝著里,那些形象单薄、模糊、类型化的普通村民所构成的不过是“沉默的大多数”。然而,如果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无异于村庄政治戏剧中的木偶,那么,作者如何可能实现将村民选举真正放回村庄、将之作为法国人类学家莫斯所谓“总体的社会事实”来处理(第 9 - 10 页)的研究期许 ? 如果不深刻地触及村庄那些似乎破碎的、沉默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群,作者的叙事如何可能与线性的历史观划清界限 ? 如果村庄政治只是一部各式精英运用各种策略谋取权力、操纵草民的戏剧,那么,这样的村庄政治剧岂不就像一幕在村庄展开的宫廷斗争史剧,纯然为单调的、隐晦的、诡秘的气氛所笼罩 ?

   如果不把政治简单等同于权力的话,那么,普通人当然有他们的政治目标和斗争策略,只不过他们的政治生活与精英们的政治生活处在不同的世界中而已。其实,作者的经验直觉已经使他看到“民主化的设计者们在计算着经过几届选举可以完成进一步民主化必需的对农民的政治训练,但农民关心的却是有生之年在村庄中可能得到的面子、权威和生存机会的扩展”(第 67 页)。如果说村庄精英关心的是面子和权威的话,那么,普通农民关心的就是生存机会的扩展。这两种关心实际上处于不同的层面。然而,作者像村民自治的其他研究者那样太关心选举本身了,他也像许多讲究主题紧凑的叙事者那样太着迷于逻辑一贯、光滑平整的叙事了,因而,那些抱怨“现在庄稼都早死了,还整那烂事(指选举)哩”(第 136 页)的声音就被当作选举政治的不谐之音,在作者的叙事中被轻轻抹去了。然而,正是所谓“杂音”的被剔除,使得村庄当前真正的政治问题被选举政治全然遮蔽。我所谓真正的政治问题,指的是中国乡村尤其是作者所研究的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乡村普遍面临的社会衰败问题:农民收入的减少、税负的加重、基层财政的空转、社会秩序的恶化、基层政权的腐败乃至黑社会化、公共建设的凋零、空壳村的遍及、集体抗争活动的增长,等等。仝志辉在一篇论文中曾提出“乡村民主的治理化”的概念,这个概念指的是:村级选举的人选确定不以是否体现民意和依照民主原则选择而定,而是以是否有利于实现对村庄治理目标而定,决定这些人选的民主程序的贯彻程度也以是否会有利于治理目标实现而定( 2001 )。这个概念直接照应着乡土派在村民自治研究上意欲实现的学术转向。它触及到了村庄治理的实质:即关键并不在于谁来治理以及选举的程序问题,而在于如何有效地解决实际的治理目标的问题。但是,在作者的这本专著中,我们却看不出村级选举与村庄治理目标之间有什么真正的关联。作者声称要使选举研究向内转,但他只转了一半就嘎然而止。他只把选举放回到了村庄的关系网络中去,却并没有显现出选举对村庄政治的内在意义。作者只告诉了我们谁来治理的问题,却没有告诉我们治理什么以及如何来治理的问题。他只告诉了我们选举前的村庄政治以及选举过程所牵动的社会关系,却没有告诉我们选举后的村庄政治,尤其是两次选举之间的日常政治是什么状况。对精英来说,他们所关心的是选举本身,是权力的纷争,是精英的更替或再生产;而对村民来说,他们所关心的则是选举诺言的兑现,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改善,是税负、土地、公平等实际问题的解决。作者笔下对于沉默的大多数的省略,也意味着与乡村治理实质问题的游离。

   我提出这样的批评,并不是说作者应该给我们提供一幅关于中国村庄政治问题的全景图,而是说,如果脱离了村庄面临的治理目标去关注选举,那作者如何能够真正体现出乡土派的学术转向 ? 如果村庄选举既不足以与外部的政治制度民主化进程相连,又不能与内部的村庄治理问题相扣,那村民选举岂不成了一朵孤悬之花 ? 它看似奇巧,但对于我们理解村庄政治又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呢 ?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批评仝著没有把选举事件与村庄治理问题联系起来时,还只是说它未能彻底地贯彻乡土派向内转的取向。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同意乡土派那种坚持要在村民自治的框架内来讨论村庄治理问题的逻辑。在论及村民自治与村庄治理问题的关系时,乡土派坚持村民自治对村庄治理所发挥的正面功能; [7] [7]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强调村民自治对村庄治理所产生的负面功能。 [8] [8] 在我看来,从传统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村民自治与村庄治理之间的关联,恐怕是把问题大大地简单化了。 [9] [9] 我们需要透过村庄治理的实际运作机制看到两者之间更复杂的悖论关系, [10] [10] 看到制度设计中的不确定性,看到结果的非预见性。村庄政治最重要的问题是对村庄治理机制本身的研究,而非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村庄政治的重要环节,在什么情况下在村庄政治中是无足轻重的;在什么情况下会发挥正功能或显功能,在什么情况下会发挥反功能或潜功能; [11] [11] 正反功能之间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转换;功能发挥和转化的机制是如何的……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村庄治理机制的具体研究才能确定。即使我们愿意将村民自治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也不应该在预设了村民自治的合理性和重要性的前提下来讨论村庄治理问题, [12] [12] 而应该是在村庄治理的框架内来面对村民自治问题的复杂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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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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