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迪:《山海经》是如何成为怪物之书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5 次 更新时间:2018-02-25 09: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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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迪  

  

   《禹贡》和《山海经》是现存仅有的两部先秦地理书,但两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有天壤之别,《禹贡》是九州正宗,《山海经》是大荒怪谈。

   《禹贡》载于五经之一的《尚书》,古人相信它是大禹亲自所作,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书序》)。《禹贡》九州观作为华夏世界的空间图式,对传统地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成为地理学辨方正位、叙列山川的基本依据,也成为历代王朝体国经野、画州分郡的神圣原型,《汉书·地理志》叙《禹贡》于篇首,显然就是将其作为华夏地理学的“范本”。《禹贡》在中国传统地理学拥有毋庸置疑的至高无上地位,整个传统地理学的学术谱系就是围绕《禹贡》这个神圣原型而展开的。

   后世学者基于这一以《禹贡》为中心构建的地理学传统回溯华夏地理学发生史,顺理成章地会认为《禹贡》“自古以来”就是华夏地理学的正宗,如李零的《禹迹考:禹贡讲授提纲》一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的:“中国经典,天文祖《尧典》,地理宗《禹贡》,《易传》道阴阳,《洪范》序五行,对中国思想影响至深。……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最初的表述就是《禹贡》九州。”(李零:《茫茫禹迹》,三联书店)

   其实,这是一种“以今度古”的误解,在中国地理学传统的发端之处,《禹贡》的地位远远无法跟《山海经》相比,早期文献中关于天下观的表述,原型和素材都是源于《山海经》,而不是《禹贡》。

   先秦文献称述先王教化所及,所借以勾画疆域的地名,大都出自《山海经》。

   《尚书·尧典》述帝尧命羲和四叔分宅四方,观象授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其四极地名,“旸谷”(即“汤谷”)、“幽都”俱出《山海经》,“南交”则可能即《海外南经》的“交胫”,亦即“交趾”,因在南方,古称“南交”。羲和亦出自《山海经》,羲和原为太阳之母,她生育了十个太阳。《尧典》不仅给羲和变了性,还把她一分为四,分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兄弟,以与四方、四时相配,孰先孰后,一目了然。

   《尧典》还说舜代尧治天下,惩罚四大恶人:“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幽州”盖即“幽都”所在之北方,“三危”“羽山”的地名,以及舜所流放的四大恶人共工、兜、三苗、鲧,亦皆见于《山海经》。

   《大戴礼记·五帝德》追述五帝天下疆界,颛顼则“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帝尧则“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帝舜则“南抚交阯、大教,鲜支、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羽民。……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幽陵”即幽都,“交趾”即“交胫”,“流沙”屡见于《山海经》各篇,“蟠木”即《山海经》中东方日出的“扶桑”或“扶木”,“羽民”“苍梧”亦出自《山海经》。

   《韩非子·十过》述尧之天下,亦云:“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以“日月所出入”标东、西之极,本自《大荒经》东、西方的“日月出入之山”。《尔雅·释地》解释四荒:“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西王母”见于《山海经》,“日下”亦即《韩非子》所谓“日月所出入”。《吕氏春秋·为欲》言天下四至为“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三危、扶木皆见于《山海经》。诸书言先王天下四极,地名虽多重出叠见,但亦互有参差,说明它们并非辗转因袭,而是来自共同的素材来源,依据同一个地理原型,这个原型只能是《山海经》。

   《禹贡》和《山海经》记述地理,皆囊括天下,笼罗四海:《禹贡》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山海经》则“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两者都旨在勾画一个囊括全部天下的“世界地理志”。相比之下,《禹贡》的世界图式远比《山海经》简洁明快,纲纪分明,且《禹贡》载于《尚书》,列为圣典,在古人眼里,自当比怪迂放诞的《山海经》更具权威性。但诸书规模天下,不用《禹贡》,反用《山海经》,岂非耐人寻味?这说明,在诸书成书时,其所能据以为想象世界的天下地理书,只有《山海经》,《禹贡》则尚非其所知。

  

  

   或者会有人质疑说,以上述诸书所言先王,颛顼、帝尧、帝舜等皆在大禹之前,而古人相信《禹贡》系大禹作,九州为大禹分,因此,言大禹之前诸帝的天下版图,避而不谈《禹贡》和“九州”,理所当然,不当据此断定当时尚无《禹贡》其书。然而,《山海经》古人亦相信为大禹所作,书中亦频频称道禹事,《海内经》一则云“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再则云“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诸书何以不以《山海经》为禹所作、非其前诸帝所能知而避而不谈?

   更有甚者。《楚辞·天问》以大禹治水和共工触不周山的神话解释地形的来历,接着引出“地理知识问答”,依次问及大地之尺度、昆仑之所在以及大地四方的种种异物;《吕氏春秋·求人篇》称禹为遍求贤才而游历四方海外;《淮南子·地形训》记述天下地理,首称禹使太章、竖亥步天下,禹以息土填洪水为名山,说明大地或“禹迹”的来历,继而历述九州、八殥、八纮、八极的“大九州”世界图式,叙列“海外三十五国”和众多的海外地理名物。诸书所言皆为“禹迹”,何以不用《禹贡》,而是连篇累牍地引用《山海经》的山川方国异物之名?这只能说明,在当时,《禹贡》“九州观”远不如《山海经》的“四海八荒”更有权威,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天下,还不是《禹贡》的天下,而是《山海经》的天下。

   这些书中亦言九州,《吕氏春秋·有始》《淮南子·地形训》这些所谓“九州”,跟《禹贡》“九州”全不是一码事。实际上,在早期文献中,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九州观(如《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的“九州”),但都与《禹贡》“九州”不同,意味着“九州”最初只是一个抽象的、可以灵活运用的空间图式而已。“九州”,古书又称“九有(囿)”“九围”“九则”,“奄有九有”、《长发》所谓“帝命式于九围”、《天问》所谓“地方九则”是也。《尚书·洪范》云:“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畴”字本义谓田畴,即农田的阡陌疆界之形,与“州”字音义俱通。“九畴”既然与禹有关,盖即大地“九州”,《洪范》释以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九条目,当是因其作者已不谙“九畴”本义而附会。《逸周书·尝麦解》云:“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九隅”亦即“九州”,隅者,方隅也,九隅盖即四方、四维、中央八个方位之合称,则九州无非就是“九方”。古人以自身所在位置为中心,以四方四维别方位,四方四维加上中央即成所谓“九宫格”,以九宫别向背、辨方位,方便而直观,实为人的本能,因此成为古代地理学“辨方正位、体国经野”的通用图式,据此仰观俯察,天、地都被划分为九大块,所谓“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是也。不同时代和地方的人,以其所在为中心,将九宫图式灵活运用于各自不同的疆域和山川形势,于是就形成了各具千秋、互相参差的“九州”,《禹贡》“九州”只不过是这一图式的一个应用个例,并不具有唯我独尊的地位(李零:《思想地图》,三联书店)。

   其实,就连《禹贡》本身,也与《山海经》暗通款曲。《禹贡》梁州、雍州皆以“黑水”表州界,雍州又有“积石”“三危”“昆仑”,导水章云:“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前人为考证黑水、弱水、昆仑、积石、三危等之所在,不知道费了多少口舌。尤其是黑水,既为西北雍州之水,又为西南梁州之水,它过三危,入南海,揆诸地势,根本无法讲通,世上安有一条能够流经西北大漠戈壁、跨越祁连山、巴颜喀拉山、岷山、横断山等崇山峻岭,横过黄河、长江等江河,从西北一气流到南海的河流?为了黑水究为何水、黑水究竟是否存在、雍州黑水与梁州黑水是一是二等问题,古人可谓挖空心思,但终究是无法讲通。其实,《禹贡》中的黑水以及积石、三危、昆仑、流沙、弱水等地名,都是《禹贡》作者从《山海经》中偷偷搬运过去的,它们在《山海经》世界中,原本自具脉络,有迹可求,而一旦将之瞒天过海地搬到了《禹贡》九州,必然乾坤颠倒、南辕北辙,要想把它讲通,无疑痴人说梦。

   一九三四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特撰讲义比较《山海经》与《禹贡》,指出两者叙列山川,多有重合,列举数证,证明《禹贡》袭用《山海经》的地理知识而有所修正(顾颉刚:《五藏山经案语》,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八,中华书局)。后来,他又在长篇论文《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中,详考《山海经》昆仑地理记述的流变,指出《禹贡》作者因为对于广袤的西部地理茫然无知,只好把《山海经》中的西方地名拉来凑数,拼凑到《禹贡》的西部,黑水、弱水、三危、积石、昆仑、流沙等原载于《山海经》西部的地名,就因此被搬到了《禹贡》之中(《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禹贡》对《山海经》的因袭,毋庸置疑地证明《山海经》成书比《禹贡》早,地位也比《禹贡》高,最初,甚至连《禹贡》也不得不荫庇于《山海经》这棵大树之下。

  

  

   《山海经》与《禹贡》的贵贱易位,当发生于汉武帝(公元前一五六至前八七年)时期。

   汉武时期发生的两件大事,导致了《山海经》地位的跌落和《禹贡》地位的上升,其一是“独尊儒术,废黜百家”,《尚书》作为五经之一,得立于博士,具有了经典的权威性,成为儒家阐释洪范大法的真理源泉,《禹贡》作为其中一篇,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华夏地理学的典范;其二是张骞通西域,《山海经》被古人作为了解天下地理尤其是异域知识的唯一依据,张骞带回来的异域地理知识却让世人发现《山海经》记载的那些远方异物并不存在,其权威性因此一落千丈。

   因此,我们看到,在淮南王刘安(公元前一七九至公元前一二二年)编纂的《淮南子·地形训》中,《山海经》还被作为地理知识的范本,丝毫不见《禹贡》的影响,而到了司马迁(公元前一四五至公元前九〇年)著《史记·大宛列传》,《禹贡》与《山海经》的权威性就被颠倒了过来。太史公云:“《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就清晰地透露出《禹贡》与《山海经》地位此消彼长的消息。太史公一语定乾坤,《山海经》从此就被打上了“怪物之书”的封印而打入冷宫。自此以后,言舆地者,就唯知《禹贡》,而不知《山海经》了,《禹贡》成为舆地正宗,《山海经》则成为志怪之祖,其流风余韵只有在《海内十洲记》《神异经》《博物志》之类想象性的地理志怪小说中得以延续。

   《山海经》的地理学经典地位让位给《禹贡》,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历史背景,即周代的封建制国家变为秦汉的郡县制国家。

封建制度重宗法辨族姓,故重华夏与四夷之别,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定公十年》),故《春秋》三传,俱执著于华夏与狄夷之辨,内尊周王,外攘狄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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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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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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