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饭桌上的中医与思想史上的中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0 次 更新时间:2018-02-25 09: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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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方  

   中医乃学、乃术,由学术文献、理论与临床实务两部分构成,要展开有品质的学术批评,一是要花气力研读文献,研习理论,二是亲自临症,体验辨证。不过,近代中国,批评中医完全可以绕过这几个环节,只顾放逐意气,观点越极端,越能吸引眼球。于是批评沦为讥讽、谩骂,论辩(争)沦为声讨、罢黜,这一切似乎都与 “饭桌”有关(此时胃肠充血,大脑处于缺氧状态)。民国时期,许多重大议题都在饭桌上商讨,夜读《张元济日记》,招饮宴宾是一等“正事”。一部民国文化史、出版史似乎就是一场场餐桌上的头脑风暴。部分留学生也有“饭后口舌运动”的癖好,他们于酒足饭饱之余都喜欢骂几句中医,以示新潮。朋友眼里的丁文江就喜欢“吃肉、喝酒、骂中医”,得闲时,还会将这份痛快书写出来,投书同人报刊,换来共鸣,也顺便换来下顿饭的酒钱。似乎并没有人撂下正业去系统研究中医。

   现如今,中医又成为“饭桌绝交话题”,拥护派与废止派之间常常恶言相加,拂袖而去,割袍断义。基本没有学理辨析的批评,只是一份情绪化的发泄与围观。然而,随着历史语境的淡去,饭后运动的激愤之辞成为“名流示范效应”,成为一些人中医认知站队的标杆,继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裹挟利用,演化成为废止中医的闹剧。在两军对垒的擂台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科学与迷信,进化与退化,激进与保守,真理的唯一性与相对论,似乎高下立判,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背后隐含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开放与自主,文明互鉴与文化自信,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化,思想偏激与学术兼容,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玄观与玄妙,哲学上的实在论与现象学、实证主义与存在主义,医学中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技术与人性张力,都有坚深的学理基石和广泛的思想史论辩空间。对于坊间流行的批评泛滥,也不应该以“意气纷争”解读,而应该努力发掘其中的价值失焦现象及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动因,重新开启聚焦于理性、开放、建设性的论辩之旅。

  

  

   屈指算来,“五四”即将跨入百年的时间坐标,重读当年“全盘西化”的檄文,分明是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滋生出国民发奋图强,抛弃传统包袱的决绝心态。盘点“五四”,有几大勋业,一是从思想上打倒孔家店,摧毁儒家文化的精神价值,二是日常生活上反中医,开启废止中医的序曲。陈独秀曾经抛出一个锋利的命题:传统生活的存在必定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一九二九年余云岫提“废止旧医案”,特别昭示“扫除阻碍卫生事业(科学)进步”的宏旨。全盘西化肇始于此两端,文学上推广白话文成绩斐然,但后来遁入魔道,逐渐发展到诋毁汉字,欲废除汉字,实行拉丁化的疯狂之中,瞿秋白声言:“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钱玄同建议:“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鲁迅也认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现今看来,恰恰是极端的科学主义、西方文化中心(优越)论导致历史认知的迷失与文化价值的断裂。这样一来,究竟是矫枉过正,还是玉石俱焚?激进时期,矫枉过正似乎在所难免。李泽厚曾感叹: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史书美在《现代的诱惑》一书中指出,“诱惑”一词暗含了服从和否定的双重过程,而且相互纠缠。一种方向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者将现代性视为充满诱惑的、迷人的、值得向往的东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臣服于这一外来的范畴。这一过程也催生了中国的世界主义者,逐渐失去文化主体性。另一种方向则是在黑格尔的否定过程中将现代性转化为内在的固有范畴,在地区范围内修订、重新思考、定义、创造现代性,获得一份文化坚守,主体性被催生出来。

   如果历史是一架巨大的钟摆,五四运动之后的前三十年基本上朝着丢失文化主体性的方向摆动,后七十年开始有了后一种意识的萌生。站在百年的历史节点上,理应获得一份正—反—合的清醒,在这里,“反”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步骤,但不仅是反叛(打倒孔家店)或翻盘(全盘西化),还应该包含反思,如何面对传统?事实上,“五四”前后对儒家文化、中医以及阴阳五行的单向度挞伐是值得反刍的,譬如,以实在论的眼光看待阴阳五行是错误的,它并不是一种实体,而是生命内稳态的平衡与关系模型。

   反思“五四”,有两个理论命题需要破解,其一是“启蒙与救亡”的悖论。中国的启蒙运动与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不同,带有强烈的民族救亡色彩。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将“救亡与启蒙”联系起来考察,称为复调式启蒙,并作为开启近现代史研究的钥匙,汉斯·约阿施在《欧洲的文化价值》一书中讨论了启蒙运动在德国历史中的地位,他认为有两个“启蒙”,当启蒙作为“完成时”考察时,是革命、转型、进步、进化、净化的杠杆,但作为“进行时”考察时,也包含着许多盲动、鲁莽、投机、疯狂,对实用主义的崇拜,高举理性旗帜的启蒙正在迅速放弃它自身的包容性特征,遁入话语霸权与价值偏锋。

   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盛行,这便是启蒙的辩证法。既然启蒙主要承担着推动时代进步的使命,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以救亡为目的的启蒙究竟是要增加、重建民族自尊、文化自信还是要减损、摧毁民族自尊、文化自信?如果启蒙运动旨在摧毁文化主体性,加速民族自尊、文化自信的丧失,岂不加速了民族文化的危亡吗?

   其二,中国的启蒙与现代化是否应该在日本模式之后亦步亦趋。一九○二年,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随即表现出激进主义情绪,这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社会新风的感受不无关系。一九一四年,陈独秀第二次东渡,一年后回国创办《青年杂志》。将思想文化改造列为首要命题。他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判断定为“陈腐败朽”,相反,西方社会文化被他誉为“新鲜活泼”,取舍办法只有“利刃断铁,快刀斩麻,决不做迁就依违之想”,必须模仿日本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选择,彻底舍弃中国文化,接纳西方文明。一九二三年“科玄之争”之后,废止中医提上日程,其核心人物余云岫、汪企张、汤尓和皆为留日学生,一八九六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十三人奔赴日本(其中未有学医者)。一九○二年在日本留学生二百七十二名,仅有三名习医者。一九○二年,鲁迅有感于“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而选择东渡日本,一九○四年从弘文学院毕业后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后弃医从文。一九○四年留日医学生人数为二十三人。一九○五年起逐渐增加,一九○七年达到高峰,其中以千叶医专人数最多。据一九○七年底留日医学生创立的中国医药学会调查,在日本药科的留学生有九十五人。实藤惠秀调查了日本二十三所医学专门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情况,截至一九一一年共有五十一位中国留学生毕业。他们归国后大部分行医,组织学会,办杂志,争取社会影响,这批留日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前现代人格(国民性)及传统医学大多都持激进、决绝态度。

   相形之下,欧美留学生对待传统文化有贬有褒,既有持激进主义立场的学人,如胡适、傅斯年、丁文江,学刊《独立评论》《努力周刊》,也有持保守立场的学人与刊物,如梅光迪、吴宓、胡先骕与《学衡》《东方杂志》。胡适对此有所觉悟。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正在巴黎的博物馆里悉心端详敦煌经卷的胡适给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红颜知己韦莲司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胡适不无感慨地写道:“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有时,我发现自己竟比欧美的思想家更西方。”他也曾批评过老友丁文江(字在君)对中医的偏激,他在《在君传记》中写道:我颇讥弹在君对中医、中药的武断态度。我指出,所谓西医,所谓新医学,也有高下之别,也有人的区别,有设备的区别,人的性情、道德等等区别。如北平法国医院、德国医院,始终没有受过训练的护士。他们的设备也远不如协和医院。又如在君煤气中毒时,衡阳铁路局的医生岂不是西医,而他们都未见过煤气中毒的病人。

   废止中医的思想源自日本废止汉医的政策选择,属于照瓢画葫芦。在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日本的确值得关注,其在很短的时间内告别农耕、幕府分封,迅速走向工业化,一度领先东亚,由世界文明的差等生成为优等生,由中华文化的学生成为中国西化的先生。然而,狂妄的征服欲导致军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肆意扩张,遭到世界和平阵营的抵制与打击,使其沦为政治上、军事上受制于他国的二流国家。“五四”时期,留日学生心中盘桓着日本的文化选择与中国的文化选择,抛弃孔子学说与抛弃中医理论有着相似性。一是日本的社会变革转型成功,成功者的选择(脱亚入欧,全盘西化,包括废止汉医)是不容怀疑的。二是儒学(中医)与现代生活(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科学技术)不相适应。三是思想行为模式是国民性的细胞,儒学(中医)思维不除,国民性不易,科学思维不立,现代化难成。四是民族救亡的激愤转化为文化批判的激情,难以冷静分析与取舍,往往偏激者占据辩论的制高点。五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强化了新旧价值的断裂与对立,崇新贬旧,喜新厌旧成为认知惯性。

   事过境迁,时势巨变,救亡危局下的激愤归因、激进思绪、决绝选择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民族自信、稳健选择格格不入。现如今《中医药法》颁行,中医发展步入从容稳健期。但是,我们依然要反思崇日派的所思所想,在今天,部分“精神日本人”不仅在台湾省制造“去中国化”、重返日治时代,还在中国大陆利用一切中药毒性事件向中医发难,从理论上清理日本对于中医的态度十分必要。明治年间,日本废止汉医、奉行兰医是以一种外来医学替代另一种外来医学(日本学界并未完全中止汉医的文献研究,在中医学术源流经典研究、人物研究及临床腹诊、体质学说的继承与创新方面有诸多建树),而中国废止中医则是根除本土文化的医学传统、健保资源,割裂传统,其代价不可轻估。中医与国民性的关系,要做具体分析,不能将所有的陋俗、迷信全都归结于中医。认知模糊性、混沌性,医者易(意、艺)恰恰是医学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表述,也是医学人学传统、叙事医学、灵性照顾的思维基础。传统医学与现代生活的适应性问题,不能全盘割裂,有不适应的地方(如传染病的群体防控,基础医学研究),需要改进,甚至脱胎换骨,但也有适应的地方(疑难症,老年疾病的调养与调治),也就是说,传染病时代、公共卫生时代,中西医两个回合的博弈,中医丢失了制高点,但慢病时代、老龄化这个回合才刚刚开启,中医有重新占据制高点的机会。如果中西医携手,慢病时代的全人医疗会催生出许多新的思路与办法来。

  

  

丁文江、傅斯年当年讥讽、批评中医的基本点是中医不科学,包括形态结构认知不确切,病因、病理、药理解读不客观,诊疗路径不标准,疗效评价不齐一等等,可惜,这两位都不是医学家(无论中西),更没有临床的体验,他们眼中的医学是标准(物理学范式)的科学推理与技术干预。由余云岫发起的废止中医的闹剧以夭折而收场,但作为妥协,中医界也承诺创立国医馆,逐步走上科学化(实验研究)的道路,包括病名规范化,诊断指标、疗效判定标准化,药理的生化分析,剂型改革等等,时至今日,还在科学化的隧道里蹒跚前行,令人尴尬的是,无论中医界如何卖力地科学化,都不被持有科学主义“有色眼镜”的裁判认可,甚至讥讽为伪科学,或者当科学化初见端倪之时,却蓦然发现中医的精髓神韵(医者意也)丢失了。于是有人发牢骚:不科学化是等死,科学化是找死。出路在哪里?许多受过系统科学训练的中医学人在苦苦探索,有两个价值向度值得深究,一是科学化与科学性的辨析,二是科学与文化的通约性分析。先说第一个,医学在西方知识谱系中就不是纯正的科学,因此,医学常常与科学技术并称为STM,(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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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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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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