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 :产业政策的两大思潮及其架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2 次 更新时间:2018-02-24 14: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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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激进发展经济学以及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围绕产业政策的制定依据展开了激烈争论:前者推行技术拉动的产业政策,强调加快技术自主创新;后者主张资本推动的产业政策,强调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实际上,产业政策争论反映出了两种不同的技术内生观,进而表现为技术进步的两种路径依赖:内部路径依赖与本国研发投入和学习机会等内部特征有关,外部路径依赖则与要素禀赋和经济系统等外部条件有关。同时,考虑到要素的异质性和技术的专用性以及技术对要素相对价格的影响,一国的技术革新应该兼顾两类依赖路径。因此,看似对立的思维和范式之后实质上也存在很强的相通性,周全的产业和科技政策需要契合这两种视角的思维和认识。

  

   关键词: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激进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技术创新

  

   一、引言

  

   林毅夫努力推行的新结构经济学在过去的一年里引发了激烈的产业政策之争,这个争论实际上体现在两个层次上:第一个层次,是否需要产业政策?政府应否承担积极的经济功能?第二个层次,政府如何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政府的经济职能界限在哪儿?前一层次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张维迎和林毅夫之间,由此引发了奥地利经济学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之争,涉及了对市场失灵根源的不同看法。不过,尽管这一层次的争论非常激烈,也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中肯而现实的经济学人大致还是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是否需要产业政策是一个伪问题,而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①]这样,争论就上升到第二层次:政府究竟应该推行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呢?制定产业政策的合理依据是什么呢?这一争论主要体现在激进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和范式上差异:新结构经济学总体上承袭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而从市场失灵中导出有为政府的积极功能,激进发展经济学则反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而倡导更大力度的产业政策和政府作用。[②]

  

   同时,从学说史看,产业政策的探究首先源自一群历史主义学者或者经济史学家,影响至今的如李斯特生产力学说、格尔申克隆的替代模式以及熊彼特的创新说。这些学者不是抽象地讨论普世性的产业和经济政策,而是将之立基于一国的历史和现实,从动态角度剖析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内在演进性,从而强调后发国家的政府作为市场的替代力量来推进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发展。显然,这种思维和学说往往容易为民族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同时,为了对抗支配性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民族主义经济学家也积极吸纳激进发展经济学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市场等结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论述,并将之纳入到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这样,发达国家中呈现的激进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争,在时下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此次产业政策之争中就演变成演化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的思维和政策之争;其中,演化经济学赋予政府更为独立的生产性功能,更加注重技术的自主研发。[③]显然,由于演化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说和主张根基于更为不同的思维范式和分析框架,因而似乎更难以调和。那么,这两种学说思潮果真如此对立吗?这里尝试对两者的共性作一学理性挖掘,并致力于契合两者的思维和认知而探索更为周全的产业和科技政策。

  

   二、产业升级的方式之争:技术拉动与资本推动

  

   在当前学术界,围绕产业政策的制定依据所展开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一是重视一国要素禀赋结构而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一是强调技术的内生演化而背离比较优势原则。一般地,前者关注要素结构的变动,尤其重视资本的积累,从而就导向资本推动的产业升级路向;后者则关注技术水平的进步,进而重视科研的开发和投入,从而导向技术拉动的产业升级路向。这两种主张典型地体现在林毅夫与张夏准之间,以张夏准的话作为总结:“毅夫相信国家干预虽然重要,但应该主要是促进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利用;而我则认为,比较优势虽然重要,却不过是一个基线,一个国家想升级产业,就需要违背比较优势。”[④]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两种产业政策之争呢?这里围绕林毅夫与张夏准等人的认知差异及其内在逻辑作一比较性分析。

  

   一般地,林毅夫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产业政策的制定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产业结构的选择、转换和升级都应该根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相应地,政府的作用就在于,确保产业能够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变动而升级,进而通过完善软硬基础设施来帮助企业培育和提升自生能力。同时,新结构经济学还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动主要体现为资本-劳动比的变化,而资本-劳动比变化又源于从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中所获取的产品剩余和资本积累;因此,它强调资本积累在产业升级和发展的根本性作用,从而主张资本推动的产业升级。与此不同,张夏准等人则指出,各国的比较优势根本上体现了在技术开发和利用上的不同能力,技术水平将会改变要素禀赋的相对价格,进而导致一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背离;同时,资本的异质性和技术的自我发展性,使得发展中国家要获得较高的技术能力,就需要进行技术的研发和投入。正因如此,张夏准等人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不应该固守其要素禀赋结构,而应该通过技术革新来建立和保护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获取最大收益,从而主张技术拉动的产业升级。

  

   我们如何理解两者的差异呢?其实,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潜含了这样的假设前提: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个资本密集度从低到高的技术和产业谱系的给定存在,以致以引进为主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不断进行,根本性的障碍在于资本的稀缺。同时,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还预示了这样的现实依据:发展中国家自身投资技术研发不仅成功率很低,而且商业化率更低,而学习、模仿和购买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要比自己投资研究和开发更有效。为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大多数产业(主要是林毅夫界定的追赶型产业)上都只需要对既有技术进行选择和应用,而不应该在技术上花费太多成本进行自主创新。在林毅夫看来,技术模仿具有后发优势,许多技术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进而,即使是发达国家刚发明的新技术,购买专利的成本往往只有开发成本的1/3左右,况且所购买的技术往往也是被证明成功的和有商业价值的技术。确实,在过去数百年里,由于技术层次较低级,技术进步也较缓慢,因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有足够的能力和时间来模仿、学习和消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再凭借自身在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而实现产业竞争优势的超出。

  

   问题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差距的逐渐缩小,模仿和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通过保密制度、专利制度等来阻止其核心技术的外流以降低新兴市场国家对其国际垄断地位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就会逐渐陷入“技术陷阱”,看似蓬勃发展的产业因为缺乏核心技术而受制国际资本。那么,又如何避免这一点呢?显然,这就需要从更全面的视角来审视一国的技术进步,需要考虑技术进步的自我演化性,这也就涉及技术获得的另一种内生性。一般地,如果技术与产业(尤其是产品)较好地结合在一起,那么,先进技术将随着产业的转移而传播;相应地,此时的后发国家对既有的先进技术往往可以廉价地吸收和使用,从而也就需要且可以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以节省研发成本,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相反,如果技术与产业(尤其是产品)存在明显的分离,那么,产业的转移并不带来技术水平的提高;相应地,此时的后发国家并不能容易地学习、接受和使用既有的先进技术,从而也就应该着手技术的自主研发以避免“技术陷阱”,一个面临技术封锁的大国更应如此。很大程度上,只有通盘考虑技术的两种内生性,才可以制定出更全面的产业升级政策,才能避免产业发展的中断。

  

   当然,究竟如何提升其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也与一国的具体条件有关。一般来说,劳动和资源等要素禀赋往往是自然的,充分利用这些自然因素来提升竞争优势往往比较廉价;与此不同,技术提升不仅需要资源和时间的投入,而且还要牺牲暂时的交换价值和经济剩余,因而完全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竞争优势往往就比较昂贵。由此,还可以获得进一步的推论:在确定产业发展目标时,要素禀赋遭受扭曲的程度越大,那么,通过技术进步来获取相应竞争优势所支付的代价也越大。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林毅夫反对将大跨步式产业升级扩展为政府支持产业升级政策的一般形式的根本原因,相反,林毅夫更倾向于将大跨步式的产业升级局限在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以及具有战略型意义的产业上。而且,这一点实际上也得到了张夏准的认同,张夏准写道:“毅夫说要避免过多地偏离比较优势,这是绝对正确的。比较优势的确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指南,告诉我们国家为保护其幼稚产业做出了多大的牺牲。越偏离比较优势,在新产业获取技术能力所要付出的就越多。”[⑤]这也反映出,尽管张夏准强调技术在资源能否被利用以及利用效果如何上的关键作用,但也并不否定在技术进步已经导致资源可以被使用的情况下,要素禀赋差异对一国产业发展和竞争优势具有显著的影响。

  

   与此同时,新结构经济学也从来不否认技术进步(通过盗用、模仿或创新)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性来源,例如,林毅夫就强调:“持续的技术升级是一国长期动态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⑥]差异仅仅在于,如何推动技术进步?新结构经济学的不足在于,仅仅将技术视为内生于产业的,通过希望通过推动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获取已经存在的先进技术。所以,林毅夫说,“愿意和能够不断地利用技术进步的国家,必须将它们的要素禀赋(劳动力、资本)准备好,并通过宏观经济和部门政策来引导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⑦]在林毅夫看来,即使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使其升级的产业达到规模经济并掌握技术,只要这个产业违反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也无法与资本相对丰富且在此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竞争。林毅夫就举例说,如从拥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上讲,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在航空、航天等美国拥有的最先进产业上几乎不相上下,却没有因为拥有这些技术而在经济上赶上美国。正是基于这一认知逻辑,新结构经济学倾向于从要素禀赋结构而不是从规模经济、产业集群、技术学习等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础。

  

然而,正如上面分析指出的,由于先进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传播并不那么容易,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也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那么,一个国家如果局限于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制定产业政策,那么也很可能导致技术偏离演化路径而无法取得实质进步,或者发展历程长期受制于发达国家,这些都将严重制约一国产业在国际市场的长期竞争能力和一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相反,更为合理的产业政策不仅要考虑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同时也需要通过技术研发的注入使得产业比较优势能够适当偏离要素禀赋结构。为此,张夏准提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或产业偏离其比较优势的程度与该国的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倒U形曲线关系:在某个点之前,偏离其比较优势的程度越大,经济增长率也将越高;该点之后,产业保护的负效应开始显现,甚至导致整体经济的负增长。实际上,林毅夫和张夏准都同意的:在产业升级时到底是小步快跑好还是大跨步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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