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供销社的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6 次 更新时间:2018-02-23 21: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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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定位

  

   最近风闻要重新振兴供销合作社,这令我回忆起在供销社工作的那段经历。1972年我插队两年后参加工作分配到首阳供销社工作。供销社上面的“主管”是商业局,下面的“脚”是“代销点”。我所在的陇西县大一点的公社都有一个配套的供销社,当然除城关镇外,当属陇西的三大镇——文峰、首阳、菜子的供销社最大。供销社从最初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产物快速演变成为计划经济服务,它的职能定位是农副产品的统购和农资产品和日用品的统销,试图通过这个机构ld农村商业领域。

   说白了我所在的供销社就是一个镇上的商业局,所有与商业有关的事务都归它管。我们供销社下辖一个饭店、一个书店、一个生产资料门市部、一个百货综合店以及一个农副产品收购站。该供销社是个老社、大社,在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分社,本社职工最多时有60多人。

   建国后供销社初成立时还真有些“抱团取暖”自发结社的合作社的味道,1954年国家搞统购统销,就把人事、经营权上收,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合作性质变成了归国营商业管的下属单位,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供销社权限再次下放,文革时期第二次又收上来。1975年又与国营商业分离,变成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

   不过,两次“下放”都并不是真正恢复供销社的民营“合作”性质。供销社并没有还给农民,农民的股份并没有恢复,供销社的经营更与他们无关。与西方的“罗奇戴尔”、“蒙特拉贡”和路易艾黎当年在中国搞的“工合”更不是一回事:原来当你是国营商店差不多的“亲儿”,现在供销社被称为“后娘的孩子”。

   由于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命运多舛几起几落,与国营商业两分两合,但它从来都是承担代价的一方,让两万多基层社、上百万供销人寒了心。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只要政策允许,脑子活泛点的都出去单干了。供销社定位随着政治风雨飘摇,1978年改革以后农村市场开放,供销社成为鸡肋,自然也就衰落下去了。

  

“一打三反”在基层

  

   1972年我到那里时,正是供销社第二阶段经营权限上移的时候。文-革进行到九大召开以后,当大家都认为“革命”已抓的差不多了,坏人已经从中央清除,该促促“生产”的时候,不料九大上钦定的接班人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文革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批林整风”声势下,林彪事件前已经开始的“一打”(打击反革命活动)“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再次掀起新高潮。

   今天研究“一打三反”的文章已经有一些了,但侧重都是在“一打”,即借镇压“反革命活动”之势,连带收拾几年前曾经冲击过当权者的“造反派”人士。

   但对“一打三反”中的“三反”则研究者不多。甚至有人说当时就只有“一打”而已,“三反”并未形成运动。而我的感觉相反:其实对基层而言,“三反”的影响远大于“一打”。无论北京等大城市是如何搞“一打三反”运动的,反正在我当时所在的边远乡镇,因为文-革前期“走资派”已斗的毫无新意了,出名的“造反派”也没几个,所以这次折腾的新花样虽然也是矛头向下,但重点不在“一打”而在“三反”。

   有人说当时的“三反”类似于“反腐”,但它整的并非官吏(相反,那时受到“造反”冲击的官员开始大量复出)而是群众。如果说反腐是要收拾贪官污吏,那时的运动却是要收拾“贪群污众”——不要说我生造名词,当时给我们传达时的提法,就是要“织一张密网,打尽小鱼小虾”。官方的说法就是要狠整基层的经济犯罪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后者主要对农村,前者主要对工商业。一时间到处风声鹤唳,气氛极为紧张,自杀者迭出。我去时高潮已过,听老职工说仅我们一个小小的供销社竟然就有5个(有人说是6个)人在这次运动中自杀。

   我在小说《商业局的五朵金花》中写的马建设住的房间床铺下面有一个磨盘,那其实就是我个人的真实经历。

   我刚到那里宿舍里没有电灯,黑灯瞎火的小煤油灯下啥也没看清楚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有老职工问我,“昨晚上睡觉床下有啥动静不?”我一脸懵懂地说:“没有啊!”一群人诡异地挤挤眼也不告诉我原委。还是一位比我早到一年的一位大姐告诉我,你床下的那个磨盘是因为有一个会计跳井自杀,后来填井后放在上面“镇鬼”。井废后在上面盖房,但没人敢住。你新来乍到,就安排你住了。好在我不信鬼神,就一直与“磨盘”和“水井里的死鬼”为伍,相安无事地住着。

   我们到单位前在商业局集训的时候,省工作队和县革委分管商业的常委都告诫我们,“时刻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要和“坏人坏事做斗争”,尤其要破除地方上“乡亲熟人社会里抹不开情面的包庇作风”。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有原委的。西北这些省份当年基本上是由“一野”解放的,除部队留下一些人员管理地方外,又派来一批“西进”干部,所以地委、县委的领导好些都是陕西籍的。五六十年代又分来一些湖北、四川籍的转业军人充实中层领导,所以县局一级头头多是外地人,而办事人员则基本上是本地人,这样社会分层与地域的关系就体现得很微妙。

   当地话把这些人统称为“一面人”,意即和我们不一样的“外面人”。文-革前以及文-革当中,上面派下来的干部都认为“地方主义”是中央指示贯彻不力的一大原因,本地干部一般都异地升迁,历次运动都要强调这一点。因此这里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也隐约体现了些地域因素,当地人对外地官员的“治理劣迹”格外痛恨。

  

盘点的奥秘

  

   我初到时分配在综合门市部的鞋帽组。综合门市部是社里营业额最高的部门,共有布匹、小百货、鞋帽、食品和针织五个组,每组两人,多是一师一徒。我在鞋帽组的师傅50年代末就在这里供职,见证了供销社的起起落落。他为人极为小心谨慎,谦恭木讷,是公认的老实人,号称“闷葫芦”,一天到晚驮着背,除了在柜台上报价钱,从不多说一句,也不吩咐我该干什么。只是在逢集的时候看见我杯子里的水干了,就会把他热水瓶里的热茶续给我。

   我们是这方圆几十里唯一的种类齐全的商业网点,那时候统购统销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过去有所谓国家干预的“三类物资”之说,即统购物资、派购物资和议购物资,但到文-革期间后两类也控制得越来越紧,实际上也“统购”化了。这些国家管控的物资多达200多种,仅农副产品就涵盖“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大类,老百姓私人之间看似没有完全禁止物品流通和交易,其实交易范围已经很小。就连“自然经济”时代也一脉相承的农村传统集市贸易也已经奄奄一息,我们那里以前是逢三六九开集(近于三天一集),到了那时已经变成十天一集。

   而且农民赶集不像过去多是为了自由交易,而更多地像是生产队允许他们有点休息日,顺带交易也多是与“公家”打交道。当时农副业和工商业产品的交换和日常需求基本都在我们“公家”进行。尤其在“一打三反”期间,私下里交换或出售那些物品都属于“投机倒把”,叫“纠察队”看到不但没收全部货物,还要抓去办“学习班”或者“劳改”。农民除了生产队的“分红”以外,货币收入主要靠生猪、鸡蛋、药材、亚麻等等,但是这些产品只能卖给我们“官营”一家,拿到货币现金后再到我们的门市部消费。

   至于出售农副产品和购买日用品的定价,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公家说了算,也就是由商业局核定的“铁板钉钉”一口价。我知道这就叫“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剪刀差”,明知道贱卖贵买也没办法。

   我们是十天一集,尤其是秋收过后每次逢集就跟打仗一样,9点钟开门,7点钟就有人等在门口,柜台都要挤垮了(所以我们不像城市里使用玻璃柜台,全是结实的木柜台),不要说喝口水上卫生间,有时连中午饭都要等到下午3点钟以后才能胡乱拨拉几口,我有次小辫散了连用猴皮筋绑一下的功夫都没有,就一直这么散着头发到下班,因为头发上沾了很多棉絮,晚上去食堂吃饭,大家都说像鬼一样。

   由于刚刚经历过“一打三反”,大家对收款和付货格外小心,但是忙中难免出错,比如叫顾客多拿走一穿袜子、几个铁钉、顺走几块水果糖,找钱时把重叠的两张一块钱当一张等等都属于“营业事故”,在政治学习时要做检讨的。但是我们最怕的是“盘点”,以前每半年盘点一次,“一打三反”后改为每个季度都要进行一次帐、货、钱“三清点的三讫”,社里规定要求这三项之间的误差率不能超过“个位数”,也就是在10元以内。

   我刚到两个月就赶上了第一次“盘点”。由于商品繁多,我们摸黑起来把货品码齐按照账本逐个清点,一直搞到下午五六点钟,结果我们鞋帽组差了五十多元的货物,急的我只好返工重来。一直弄到晚上十点钟晚饭也没吃,算来算去还是短缺一大块。后来我师傅不知从哪里翻出来十双解放鞋递给我说,“你一定是忙糊涂咧,这里漏盘了十双鞋”。我把这十双鞋加进去,刚好账面上持平还长出4-5块钱,“好啊,符合规定!”我一颗定心丸放在肚子里,美美地倒头补着睡了一觉。

   第二天早上醒来感觉哪里不对劲,因为就这点货物我从几天前就开始做记号,来来去去清点了三四遍了,不可能有遗漏,师傅是从哪里找到解放鞋呢?师傅不爱言语,我也不敢多问。这件事一直就成为我心里的一块疙瘩。后来有一次天气好师傅让我把他的被子晒到院子里,我把被子晾晒以后整理床铺时在床下发现大大的两个纸箱子,拉出来一看,一箱解放鞋、一箱帽子。而且货品编号全是我不熟悉的,也就是说师傅可能在账本之外私藏了两箱物品,我快速估算了一下价值,大约在200元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师傅有可能把货物私自拿回家。

   “我的妈呀,百元以上就是经济犯罪”,这不就是“三反”中的“贪污盗窃”吗?我想的脊梁骨一阵阵发凉。我们是十天休息一天,放假回家时我看着师傅手里拿着一件换洗衣服,也不像里面藏着什么东西的样子。本来想放假时跟父亲谈谈此事,但是父亲因故没有回来,母亲在单位里协助工作组查账,也没有看出来我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拿不定主意这件事是不是要说出来,对谁说?在心里翻了好多滚,后来我请教布匹组的小“老职工”,之所以“又小又老”,小是因为年龄小,老是因为参加工作比我还早两年。你们布匹组“盘点”要比我们复杂,为什么总能做到规定之内的略有盈余呢?她告诉我一个她师傅传授的“秘密”。一般来讲账面和货物都会有误差,也许这次长一点,下次短一点,但是规定严格到个位数是不近情理的,定这样规矩的人肯定没有在门市部干过。

   社里自杀的人除了出纳以外,基本上都是因为货物短缺一时说不清楚,而在“运动”的压力下走上了绝路。于是老营业员在平时售货的过程中,都要让货物长出一点来,当然长多了也不行,这样就会积攒下来一些货品,在每次盘点误差的时候再一点点添进去。

   我问,如何才能做到长出来呢?她白了我一眼,“你连这都不知道,手紧点呗”。我明白了就是从顾客那里克扣出来。她说,各个组都这样,这已经成为不公开的秘密,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说,那长多了不就可能出现“经济犯罪”吗?她说,“大家心里有数,差不多能持平了就手松一点”。

我这才恍然,师傅那床底下的鞋和帽子敢情是拿来一点点贴补盘点差额的。我差点冤枉了他。可是我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不向上反映,把误差损耗比率调大一些呢?这样大家的心理压力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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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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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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