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诱惑及其来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7 次 更新时间:2018-02-22 22: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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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所安  
他要追求的是否就是他所说的他生下来并不知道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对孔子有足够的了解,就会知道,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不可分割的。与生俱来的知识可以是同过去有关的知识,也可以是同现在有关的知识;它不过是成为圣贤的一个条件而已。但是,假如一个人生来并没有带来先天的知识,那么,他就不得不到拥有这样知识的人那里去追求——到古代的圣贤那里。因此,寻求就成了向古代去寻求,寻求同古代有关的知识。在孔子看来,这种知识并不是无须费力就垂手可得;圣贤们的知识体现在周礼中,要觅得这种知识,既要通过自身反省,也要通过学习。同《生民》中大声宣称传统被继承得完美无缺,以及王子朝稿诸侯书里绝望地固守周礼的态度相比,这是一个明显的对照。《论语》教导人们说,必须热爱传统,追求传统;要赋予传统以新的形式,使其内在化,让它得以沿传下去。类似王子朝那样的人,他们一味固守周礼,相信周礼依然具有力量,结果遭到晋顷公等人的耻笑,然而,说它应该具有力量,而且有可能在某一时刻重新发挥它的力量,这种说法就有力得多了,要想讥笑它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把周礼从眼前实有的东西转化为遥远的渴慕对象,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传统是有可能中断或丢失的;《论语》还提到周代以前的两个朝代——夏朝合商朝(殷商):“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

   出现《论语》对过去的这种见解,是文明史上一桩大事,我的探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过去成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成了必须竭诚追求的渴慕对象;它经过改头换面才保存下来,失去了过去,使人感到悲哀。在中国,古代周朝的氏族礼法没有被哲学的探求和功利的考虑取代,也没有借助超自然的力量转化为法规;它作为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而存在,人们抱着恢复它的希望,保存和研究记载它的断简残篇。然而我们总是没有办法把它恢复得尽善尽美。当我们在举行丰收的庆典,歌颂典礼的完美无缺时,神化的祖先们一直站在我们身后望着。我们转过头去,祖先们消失不见了,于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了。剩下的只是对以往如何完美地举行祭祀的不完整的回忆;我们拿得出的只是少量古时的记载。站在一旁的是庄子笔下的轮扁,他嘲笑我们,告诉我们后人所读的东西都只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真正重要的东西是无法传世的。站在另一旁的是秦始皇,他焚书坑儒,为源远流长的功利主义传统作了最后的拼死一搏。功利主义的传统清楚地意识到,对过去的留恋才是它真正的敌人;用争鸣的方法无法击败这种情感,最终它不得不诉诸暴力。然而,它失败了。

   我们谈到往事,用意并不在把它用作幌子,应当仔细地把两者区分开来。最常见然而也是最乏味的作法,或许莫过于把过去当做今天的“借鉴”了。汉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就精于此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如果这段话确实出自司马迁之手,那么,他还是与另一个司马迁不同,另一个司马迁向我们讲述了一些人的命运,而他自己也深深地为这些人的命运感动。这一段话只不过是披着历史外衣的功利主义:所谓过去,仅仅是一堆例证而已,把它们搜集在一起,是为了让读者从中得到启示,弄清楚在今天怎么做才最有利。同儒家要恢复周礼的祈求相比,其间的差别大得不能再大了。《史记》的这段话是建议我们为了一定的目的,为了对自己有所帮助,任意把历史事实抽出来作为例证;儒家则坚持说,在同古代的人物和事件打交道时,我们自身一定会得到改善——古代的东西并不是可以任意摆布的工具,它们是价值的具体体现。

   另一种错误地运用过去的方法同前一种有关,而且同样乏味,这就是把过去同现在进行比较和对照。描述唐代社会弊病的诗用汉代的事作陪衬,或是按照汉代的兵事来记载刻划唐代在中亚的战争,它们所涉及的,并不是真正的过去。如果你想要找,在所有同过去有关的书里都可以找到同现在有关联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就其程度而言,是参差不齐的,其中有的所谓过去,根本就不再所谓过去而存在,它们只不过是现在用来掩盖自己的、依稀透明的幌子。

   当我在这里说到过去时,我指的是“存在于过去”,指的是某种已经结束和消失的、完整的东西,说它还存在——存在于典籍、碎片和记忆里——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即使是把古代场景描写得最为鲜明的咏史诗,也会留下一种令人伤感的距离,尽管我们的感官能够帮助我们捉摸出它的模样,但是,还是有某种我们接近不了的东西,就像站在浮士德面前的海伦。我们不应该仅仅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去研究和利用历史上有影响的事例;这样的事例要求我们承认它的历史存在,一旦我们承认了它的要求,它同我们分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一点,就有它的意义了。对唐代诗人来说,陶潜并不只是一个不关自己痛痒的、处世为人的模特;陶潜的生活除了使得这个模特成了为人效仿的榜样之外,他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一事实,也是有意义的,诗人们经常感慨自己未能生活在陶潜的时代,没有机会认识他。正如我们永远不能完整无缺地了解过去一样,如果仅仅把过去应用于现在,我们就永远掌握不了完整的过去和有生命的过去。

   要真正领悟过去,就不能不对文明的延续性有所反思,思考一下什么能够传递给后人,什么不能传递给后人,以及在传递过程中,什么是能够为人所知的。只有在世俗的传统里,人的行动才会具有永久的价值和意义(使得“自我”永垂不朽,这种“自我”的本性,先是道教后是佛教都揭示过,不过,它们赋予它以虚幻缥缈的外形);就此而论,传递的问题是个不容轻视的问题。凡是遇上这个问题的人,都会感到惴惴不安、心绪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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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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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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