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0 次 更新时间:2018-02-22 11: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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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  

  

   我们讨论中国历史时,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性质与特征的思考,正是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体系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进程中,演化出历史上和今天的“中国”。中华文明的核心部分发源于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这里的平原河流和充沛雨水为农业文明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孕育出早期的中原华夏文明,并逐步向周边区域扩展。无论从人口还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重心几个维度来看,中原文化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文明主脉,甚至一度成为东亚大陆文明中心。中华文明在结构上不仅包括作为其主脉的中原华夏文明,也包括中原地区周边曾被称为“夷狄”的各文化群体,换言之,即包括今天的“汉文化”和中国境内的蒙古、藏、维吾尔、满、苗、瑶、彝等少数族群的文化,它们在几千年混杂共存和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最终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如果从有文字可考的商代算起,中华文明三千多年的演变虽然历经风云变幻和朝代更替,仍然为我们留下一部主脉贯通的中国二十五史,其展现的中华文化核心内涵、叙事结构和基本话语始终未变,这一现象在人类文明史和政治史上绝无仅有。与其他古文明体系相比,中华文明有其特殊文化内涵和内在生命力。“在这样的一个延续性大于断裂性(与欧洲相比)的古老文明笼罩下,中国的空间虽然边缘比较模糊和移动,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和稳定,中国的政治王朝虽然变更盛衰起伏,但历史始终有一个清晰延续的脉络,中国的文化虽然也经受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是始终有一个相当稳定、层层积累的传统”。这里说的“中心”指的就是中原地区,“脉络”是中原文化,而传统则是中原文明主线的儒家思想。

   作为一个结构复杂而丰富的文明体系,中华文化强韧的生命力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作为共享这一文明的一个多元复合型人群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其特征在世界历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们讨论中国的历史,分析历史上和今天“中国”的“内”与“外”,就不能不关注中华文明特别是作为其主脉的中原文化的基本特质,甚至可以说,正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决定了历代的中国政体、中国人的“内”“外”观和中国疆域的历史发展轨迹。即使在近代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中华文明体系及其特质必然会持续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与社会演变,包括价值伦理的演化、话语体系的转变和国家体制的重新构建。

  

   中华文明体系的世俗性

   中华文明是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发展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思想体系,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以中原皇朝为主干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这一文化体系核心思想的主脉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和其他思想流派(诸子百家),是在各学派相互辩论与竞争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具有独特宇宙观和社会伦理规范的思想体系。与世界上许多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体系相比,中华文明体系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就是其世俗性。

   孔子不谈鬼神,主张“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认为世人应“畏天命”,对天道、祖先有诚敬之心。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学说都没有对人死后“天堂”“地狱”及“最后审判日”的描述。但是,儒家学说坚持的世俗性并不是站在无神论立场上反对所有鬼神信仰,而是以一种宽容态度对其“敬而远之”,既不排斥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民间信仰,也不排斥源自其他文明体系的外来宗教流派。钱穆先生认为:“孔子对于人世与天国,现实界与永生界,并已有一种开明近情而合理之解答也”。

   牟钟鉴认为“中华文化是人本主义,西方文化是神本主义”。中国人尊崇的是人世间的圣贤先哲,祖先崇拜的实质是先贤崇拜,流传于基层社会的各种民间信仰(城隍、龙王、土地、山神等各路神仙)则是这一主流文化的草根性补充。中国的民间信仰也是高度世俗化的,并且与民众日常生活生产、人生礼仪、节日庆典密切结合,强调行善戒恶和因果报应,警示世人遵守社会伦理行为规范,可以被视为人间秩序在鬼神世界的投影。这些民间信仰倡导的伦理必须符合“天道”,否则就会被视为“邪神”被主流社会禁止。

   苏秉琦认为:“中国除了有些政教合一的少数民族以外,从来没有高于王权的宗教,也就是没有国教。一些外国人不能理解,于是想出来一个中国人自己并不认可的宗教——‘儒教’,没有教主,没有教规,没有教仪,也没有宗教意义上的经典。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最高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天、地、君、师、亲’。”春秋时代的孔孟以及后世的二程、朱熹被后世视为尘世的先师先贤,而不是天上的神或教主,其性质与基督教的上帝与基督、伊斯兰教的真主与穆罕默德、佛教的如来佛祖等全然不同。无神论和一神教宗教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不是对超越凡世的“造物者”崇拜和对“末日审判”的恐惧,而是人间尘世中的社会秩序和人际伦理(三纲五常、忠孝仁义礼智信等)构成儒学和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和基本社会伦理结构。所以,中原皇朝大多数皇帝不把中华文明体系与任何具体宗教对立起来,也不把自身的宗教倾向强加给臣民。宋真宗和宋徽宗崇信道教,清雍正帝笃信藏传佛教,但没有在全国强力推广,明崇祯帝与大臣徐光启等信仰天主教,也没有利用权势加以推行。作为中华文明主脉的儒家学说,把鬼神宗教信仰看作是皇帝和臣民们的个人私事,只要信仰者的行为不违反“天道”,不触犯国家法律,不影响社会与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就不主张强制干预,体现出“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特质。

   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儒学是不是宗教,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钱穆认为:“宗教为西方文化体系中重要一项目。中国文化中,则不自产宗教。凡属宗教,皆外来,并仅占次要地位。其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亦均各有不相融洽处”。似乎中国传统的儒学很难被纳入西方文明的“宗教”范畴。

   但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信仰体系来保持自身凝聚力并得以持续发展,否则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华传统里似乎也应当有自己的“宗教”。所以钱穆说:“则果谓中国亦有宗教,宜称为孔教,亦无疑”。任继愈认为“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儒教虽然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钱穆在另一篇文章中这样论及中国的“宗教”:“或疑中国民族乃一无宗教无信仰之民族,是殊不然。中国自有其宗教,自有其信仰,特其宗教信仰之发展,亦别自有其蹊径。……中国古代宗教,有两大特点:一则政治与宗教平行合流,宗教着眼于大群全体,而不落于小我私祈求、私吁请之范围,因此而遂得抟成大社会,建立大统一之国家。……中国宗教因早与政治合流,故其神与神之间,乃亦秩然有序,肃然有制。既不如耶教、回教之单一而具不容忍性,亦不如印度希腊神话之离奇而有散漫性”。这表明钱穆认为中华文化共同体还是有自己的信仰,但中华传统的信仰与其他宗教相比具有不同特点,因此他将之归为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另类“宗教”。葛剑雄认为“儒教具有准宗教的性质……我认为在中国社会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儒学,而是儒教”。刘小枫则指出:“儒家在品质上是政治哲学,儒家与儒教的关系如何,取决于儒生自己心里清楚自己与宗教的关系以及宗教与其他两种类型的灵魂的关系”。

   在韦伯的宗教研究著作《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有一篇的英文译名为Confucianism and Taoism,该篇的中文篇名被译为《儒教与道教》。中文“儒教”这一概念的流行,可能与该文题目的译法有关。由于中文的“儒学”也被译为Confucianism,英文中的Confucianism似乎也可以译为“儒学”。在这篇文章中,韦伯认为“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一种俗人道德。与佛教形式更加显明对比的是,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这段话里的“儒教”(Confucianism),完全可以换做“儒学”,而且韦伯指出的恰恰是儒学的世俗性。

   今天国内学者们使用的许多概念均是近代从西方社会传入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中国传统讲的“教”“族”“国”与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源自西方“普世概念”的“宗教”(religion)、“民族”(nation)、“国”(state)很不一样。作为一个延续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中国人当然有自己的思想信仰体系,但正如苏秉琦和钱穆两位先生所言,中国人的传统信仰自有其特质,就像中国的文字不同于其他文明所创造的文字一样。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信仰种类很多,古代的自然崇拜,近代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神论、法西斯主义等等都可以视为信仰,但未必都可以被归类为“宗教”。中华文化体系里的儒学是不是一定要纳入西方文明中的“宗教”(religion)范畴?是否需要在儒学之外再析出一个“儒教”?学者们对于这些议题所表达的不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对“宗教”概念的认识与定义。由于对“宗教”的概念定义与评判标准不同,各自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同。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中原皇朝历史上从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中原地区也从未出现“政教合一”政权。赵鼎新认为西汉之后中国成为“儒法国家”,创造出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这与欧洲历史形成强烈反差。相比之下,宗教战争几乎贯穿基督教诞生后两千多年的欧洲和中东历史。这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重大差别之一。虽然欧洲国家在宗教改革后推行“政教分离”,但是直至今日,西方国家的文化基调和道德基石仍是基督教。对于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没有宗教的道德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是世俗性,这一点恐难否认。“大多数文明以宗教和法律作为政治及社会制度正当性根据,唯有中华文明历史上以道德作为政治制度和社会行动正当性的最终根据。可见中国文化历史有多么独特。这是中西方文化产生差异的源头”。

  

   中华文明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道”而不是宗教情怀或个人主义

   中华传统文化崇尚的是包括天下万物运行规则在内的“天道”,也被有些学者概括地表述为“天、地、君、亲、师”,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几千年来,历代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就是这样一幅尘世间人尽其才、遵守公德、各得其所、和谐有序的社会图景。

   中国人坚信“天下大同”的人类理想与“天道秩序”的终极力量,认为人应“畏天命”,而在“有教无类”宗旨指导下的“教化”过程则是“天下”人类各群体感悟并接受“天道”的过程,而且坚信所有的人群迟早都应能接受这一“天道”。“中国文化大统,乃常以教育第一,政治次之,宗教又次之,其事实大定于儒家之教义也”。这就是钱穆先生心目中“宗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也体现出中华文明对“宗教”的理解。中华文明可以包容外来的宗教,但其自身的土壤却无法产生西方一神教性质的宗教。“中国思想中不承认绝对在外的超越存在,也就是那种无论如何也‘化’不进来的存在。这样,中国就不可能有宗教,也不可能有绝对不可化解的敌人。……承认超越存在的理论后果就是宗教以及与人为敌的政治理论。这是西方思想的底牌。从个人主义、异教徒到丛林假定以及民族/国家的国际政治理论等等陷世界于冲突和混论的观念都与承认超越者概念有关”。

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华文明不提倡个人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公德和万物众生都应遵循的“天道”,这是另一种道德伦理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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