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改革的路径与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00 次 更新时间:2018-02-22 09: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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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改革如果按照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这样“三步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每一个社会不见得一定会按此三步走。比如亚洲和拉美很多国家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在人均GDP很低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就开放政治,结果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从理论上看,这些国家都具备了西方所说的那些条件,多党制、宪政、法制、开放的媒体等,但都是名不符其实。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每一个政党都想分大饼,而不是做大饼,因此社会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

  

   一、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都是攻坚战

   从总体上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改革都可以分成政治、经济、社会三大方面。从西方和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改革实践中,他们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也就是先生产、再分配、最后才是民主。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从很多社会包括西方、亚洲日本和四小龙改革发展成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中国属于东亚社会的一部分,中国有可能也往这个方向走。

   这三步走意味着某一阶段会有一个主体性的改革,比如第一阶段先经济改革,但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要配合。第二阶段主体是社会改革,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要配合。如果是革命,那么可以全面推行,因为革命往往是破坏。改革的理想也是要全面推进,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任何一个国家碰到的问题都很多,不可能几百项改革一起推进,在一个特定的阶段改革只能以某一方面为主。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都是攻坚战。

   从历史上看,先进行经济改革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现在看到了西方民主,但很多人并不明白西方早期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他们还是先发展经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实际上是20世纪70年代后才开始的。西方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展都是在精英民主的时候进行的。一战之前基本上投票权属于极少数的有财产的男性,工人阶级是没有投票权的,妇女更不用说了。比如瑞典,这个国家被亨廷顿教授视为是第一波民主的典范,但到了1971年女性才有公民投票权。再比如我们现在视为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奴隶制,到了林肯时代才废除。1970年以后通过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才开始有政治权利。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并不是历史上就存在的,它产生的时间很短。

   实现“一人一票”民主之前,西方首先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就是“先经济”的时代,是原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后,工人阶级慢慢进入政治过程,到了二战以后大众民主才快速发展。根据欧洲的经验,我们可以认为,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必须在一个国家民主化之前建立好,否则以后就没有机会建立了。这是事实不是理论。我们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大部分国家的基本国家制度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包括我们所看到的社会政策、社会制度、福利制度等。比如,法国的教育制度是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德国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福利政策是在俾斯麦时期建立的。当然,民主化以后,民主政治确实对这些制度尤其是福利有很大的推进。一般上,我把基本的国家制度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民主化以前必须建立的制度;第二类是必须在民主化以后建立的制度;第三类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民主化以后会转型的制度,转型可以往好的方面转,也可以往不好的方面转。

   东亚社会的成功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三步走,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东亚社会在很长时间里出现了我们政治学里面讲的权威主义政体。比如李光耀的新加坡。在权威主义政体下,新加坡把经济从“第三世界”走向了“第一世界”(李光耀语),在此过程中再进行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福利建设。

   很多人说日本是亚洲的经济奇迹,但是别忘了,日本、亚洲“四小龙”更是一个社会奇迹。日本在经济起飞的二十多年以后,不仅经济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社会发展上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到70%多。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当然每一个经济体在发展中产阶层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日本采取工资倍增计划和社会政策,台湾大力中小企业,新加坡发展政府企业和社会政策,香港也是在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基础上推行社会政策。

   在社会改革获得推进后,这些经济体才开始进行民主化。从简单的投票行为来说,一个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可以投票,一个人均GDP10000美金的社会也可以投票,但人均GDP1000美金跟人均GDP1000美金的民主行为完全不一样。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就像我们从中国农村选举所观察到的,人穷的时候选票不值钱,一包香烟、一块肥皂就影响了选票。这不难理解,人均GDP1000美金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投票的行为很容易受左右。到了人均GDP10000美金的时候,投票行为就不一样了,大部分人已经受过高等的教育,可以理性思考了,而小恩小惠就很难影响选票了,至少人们不会采用暴力的形式。所以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和平的,避免了欧美早期发展所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改革如果按照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这样“三步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每一个社会不见得一定会按此三步走。比如亚洲和拉美很多国家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在人均GDP很低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就开放政治,结果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从理论上看,这些国家都具备了西方所说的那些条件,多党制、宪政、法制、开放的媒体等,但都是名不符其实。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每一个政党都想分大饼,而不是做大饼,因此社会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

   我们国家这几年一直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一些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二战以后一百几十个国家,只有十几个国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而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是中东那些拥有能源、石油的国家,能源价格涨上去了,人民就富裕起来了。除了这些国家之外,其他的五个经济体都在亚洲,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就是按照“三步走”进行的,做得非常成功。

   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的眼中,亚洲有两个民主的“明灯”或者典型,一个是缅甸,一个是斯里兰卡。这两个国家当时开始实行西方式民主,经济开始发展。但结果呢?到现在,它们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到了60年代,西方说亚洲又有两个民主“明灯”,一个是泰国,一个是菲律宾。不过,这两个经济体到现在也面临诸多问题。前两个国家仍然处于低度发展阶段,而后两个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研究,改革的秩序应当是怎样的,发展的秩序应当是怎样的。

   (二)中国自身的改革实践与路径选择

   对中国而言,也可以在任何阶段开放政治。不过,如果从西方的经验,从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还是三个阶段论比较好一些。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中国实际上可能也是在这样进行改革。我们从8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时代,中国都是以经济改革为主体。80年代中期中国也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是碰到了很多问题,所以没有继续下去。90年代的改革把经济层面的国家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连300美金都没到,现在已经到了8000多美金。我们的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了,从那么小的一个经济体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今后十多年里赶上美国的经济总量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与经济优先的GDP主义相伴随,中国也出现了环保、社会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可以看出十六大以后,社会改革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通过社会改革来培植社会力量。这个思路,我认为非常正确。

   同时,鉴于有效的国家制度是高质量民主的保障,所以制度建设我们也必须进行,但制度建设是不是马上就像西方那样开放政治呢?我对此持保留态度。我觉得中国的人均GDP还很低,现阶段还是要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建设。

  

   二、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

   (一)发展经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在集权,我觉得十九大以后应该做一个转型了。十八大以来是救党、反腐败、反寡头的政治,十九大以后还是要救经济。我非常认同“四个全面”的提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还是很重要的,也是不容易的。中国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我们必须逃避这个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情况是很糟糕的。泰国、菲律宾以及拉美的很多国家,现在的收入跟几十年前的收入差不多,政治腐败、社会衰败、暴力横行等现象一直存在,这些都是由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导致政治社会太过于分化的结果。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中产阶级非常重要?我不认为现代的政党是整合社会的力量,政党是分化社会力量的,社会只能自己整合自己。西方社会今天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中产阶级变小了。西方以前的成功是因为中产阶级做大了。现在特朗普要在美国搞的那些东西,尽管你对他有意见,但我觉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至于是否做得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有70%—75%左右的中产阶级,但现在已经掉到了50%以下。这是说不过去的。欧洲也是这样。从前中产阶级很大,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但现在中产阶级普遍变小。如果中产阶级占到75%左右,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中产阶级的利益,就不会走向极端。但如果一个社会,就像泰国,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农民选出来的总理城里人不接受,城里人选出来的总理农民不接受,永远都会是一个斗争的局面。

   所以,中产阶级是一切,中国今后考核干部官员的指标的应当是能不能把中产阶级做大。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区人均GDP差不多2万美元了,但中国总体人均GDP是8千美元左右。从现在的8千美元到2020年的1.2万美元,这本身就要保证以后每年6.5%的经济增长。但是,从1.2万美元达到台湾今天的水平,即2.3万美元,仍然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发展还是硬道理。现在老百姓过惯了好生活,如果工资不增加,生活变坏了,就会非常不满意。为什么以前抓大老虎的时候大家激动人心,现在不那么激动了呢?这是因为,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抓了那么多的大老虎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老百姓去找政府办事情反而不方便了。官员不腐败了,可是商人们的生意更难做了。很多老百姓支持反腐败,但是他们也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是不是越过越好。无论对国家还是普通老百姓,今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从十八大以来的救党转型到十九大以后的救经济?这要求适度地分权。一定要把发展经济的四个主体——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如果不发挥出来,中央的顶层设计只能放在上面,很难落地。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他们有利的条件。首先他们的经济体量小。以前我们说日本的经济体量很大,但是现在日本的经济总量连我们的一半都不到。第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很好的国际环境,他们基本上是西方的一部分,西方美国一直对他们开放市场,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日本和“四小龙”上升时期,西方也处于二战以后长时间的上升时期,它们借了这个世界发展的“东风”,基本上没有受到很大的阻力。但是,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受到西方的阻力就非常大。如果我们的地缘政治搞不好,以后这种阻力会越来越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好,以后还有可能会变得更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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