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原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09 次 更新时间:2018-02-17 08: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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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宇  

  

   我认为只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有深刻的理解,我们才能具体地运用统计的方法。如果没有这种基础知识支持的话,统计方法是没有太大用途的。很多人认为社会科学方法就是怎么样搞统计。懂统计固然重要,因为我们如果不懂统计、不会使用电脑的话就很难有成果,但是搞电脑、搞统计必须基于你对社会科学方法有很好的理解。今天的讲座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原理。

   我认为在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最重要、最伟大的人物就是Otis Dudley Duncan。Duncan以前是我们学校的一位社会学家。我和他的想法很接近,所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三个基本原理”是在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他说:“社会学不像物理学。世上惟有物理学像物理学,因为对世界上的任何物理学的理解都已成了物理学的一部分。”把社会学当作物理学的一个延伸是完全错误的。社会学不像物理学,也不能像物理学。如果社会学是像物理学的东西,那么,既然已经有物理学了,还要社会学做什么?喜欢物理学的人可能不赞同这个观点,但是假如你理解社会学和物理学的差异,就会知道其中的道理。

   我先介绍一下术语的定义。我讲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指定量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原理”是指可以普遍适用于实际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由实际研究(即使是经典的研究)提供的结果。

   我以前是研究科学史的。这一领域被自然科学史所主宰,大概80%-90%的科学史都是关于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你要是读自然科学史,就能体会到柏拉图对西方科学和哲学有极大的影响。Alfred Whitehead,一位哲学家、数学家曾这样说:“欧洲哲学传统最可靠的特征是,它是由关于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所组成的。”所有欧洲传统的东西甚至包括牛顿的东西,都是对柏拉图的注解,他就把柏拉图上升到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柏拉图在西方科学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柏拉图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区分了本质的世界(world of being)和形成的世界(world of becoming)。这两个世界对柏拉图来说是很重要的。柏拉图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呢?柏拉图说,你想做一个好的哲学家(也就是科学家),就要有很好的理解能力。你必须超越你能够观察到的世界,即当前面对的这个形成的世界,这样你才能对本质的世界有很好的理解。你不能看表面而要看实质,实质就是你看不到的东西,也是永恒的东西。对柏拉图来讲,真实的知识存在于普遍而且永恒的法则之中。对柏拉图来说,这就是真理。真理是普遍的、永恒的。真理不是存在于一个具体的事物之中。他把本质的世界分出来,就是说看世界不能看具体的东西,研究具体的东西你就不能看到实质。我们中学时候都学过几何,研究过圆。圆是什么?在欧氏几何里,圆是一个平面上离一个点距离相同的点的集合。谁见过圆?比如说我们看见那个钟是圆的。但是对于柏拉图来说那不是圆,因为它不可能是理想的圆,它不是由到定点等距离的点组成的。圆是抽象的,对柏拉图来讲,要研究圆的特性,你就不能研究那个圆(钟),即不能研究任何一个能够看得到的东西。圆的特征是永恒的、不变的、稳定的。这个特征只有在哲学家的脑袋里才有,具有这个特征的只能是抽象出来的东西。所以说,柏拉图让我们做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把形成的世界忽略,而把本质的世界看透。

   它不可能是理想的圆,而只是一个封闭曲线

   为什么这样好?因为你一旦看透了本质的东西,就可以把它应用到生活中的任何方面。比如说,圆的特性你已经知道了,那么尽管有无穷无尽的具体的圆,但它们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就是你已经知道的圆的特性。这就是科学的一个很大的用途。为什么科学那么神圣?为什么大家都在讲科学这个、科学那个?历史上,科学在中国文化里面并不是占据很高的地位。在西方的哲学里,从柏拉图开始,科学就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这是因为科学是永恒的,它的永恒性和普遍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柏拉图认为法则是存在的,它有一个创造者。他这里的创造者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创造者。因为有了这些法则的存在,我们才可以发现。大家可以理解“科学发现”这个词实际上有需要推敲的地方。什么叫发现?发现意味着本来就有东西存在于那里。假如没有东西在那里,就应该叫做发明。发现是指以前就有一个人很聪明、很伟大,很早就把东西藏在那里,然后等我们去发现、去整理。那些被藏起来的东西是很好的、很有规律的东西,也就是普遍的、永恒的真理,是关于圆、关于三角形、关于世界的所有的科学的东西。牛顿也好,爱因斯坦也好,把原有的美满、永恒的真理发现出来,这就是科学的发现。

   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中,真理是永恒的而不是变异(variation)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就是柏拉图自己也知道变异是存在的。所有的圆都是不一样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任何事情要是做比较的话,你都会发现变异和差异。柏拉图对变异的理解是什么呢?变异是对本质的世界的拙劣复制。比如说我们有个蓝图,要做一个零件,你不可能每个都做得一模一样。虽然蓝图上说是5公分,但是做出来的零件不可能刚好是5公分。根据柏拉图的观点,这就是形成的世界和本质的世界的关系。本质的世界是一个真理,它排除了差异,但是你复制的时候总会出现变异。比如说你做这个钟,圆的直径是多少,你按照这个把它做出来。一旦你先做出一个模子,这个模子必然不是标准的,这就发生了变异。模子造出来之后再去造具体的钟的时候,还是会发生变异,最终导致现实的差异,也就是每个钟的直径都不一样,每个钟的快慢也不一样。

   在柏拉图看来,这些变异都不好,也都是不重要的。在他看来,世界的本质是不连续的、抽象的、单一形式的,而具体的东西总是连续的,也就是说,各个具体的东西之间总有各种差异相衔接。物理学中的伟大成就就是遵循柏拉图的类型逻辑思维的结果。类型逻辑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就是说类型是最重要的,真理存在于物与物之间类型的差别上,而不是存在于量化的差别上,也不是存在于具体的物的差异上。柏拉图的哲学也同样解决了科学和宗教的潜在矛盾。举个例子来简单地说明一下。有人说哥白尼的天文学是对宗教提出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实际上,哥白尼的天文学是受到宗教影响的。哥白尼为什么要提出日心说?因为日心说比地心说更加简化、更加理性化、更加漂亮。漂亮的世界一定是上帝创造的。而地心说的数学模型非常复杂,哥白尼认为这不可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他对科学的解释不像我们以前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简单。科学的可信性在于简化。科学的东西、美妙的东西一定是简化的。伽利略、牛顿对科学的解释与哥白尼是很相似的。

   偏差(deviation)是什么?按照类型逻辑思维,偏差是不好的东西,是我们不希望得到的结果。通过抽象思维把这些偏差忽略掉之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比如说你研究具体的圆,因为它不是标准的圆,所以得不到真理,但是如果把偏差忽略了,就可以得到真正的知识。你想想,中学的时候,老师画的每一个圆其实都是不圆的,但是我们把那些不圆的表象都忽略了。

   在统计学方面,有两个很伟大的统计学家:一个是Jacob Bernoulli,他最大的贡献是大数定律(Law of Large Numbers);另一个是Pierre-Simon Laplace,他的最大贡献是中心极限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他们提供了测量不确定性的数学方法。比如说刚才那个做零件的例子,现在假设有一个零件实际上是5公分,让20个学生用很精确的仪器来测量。每个人测出来的一定不是5公分,有的多一点而有的少一点。这就奇怪了:为什么对同一个东西会测量出不同的常数呢?这里就存在一个误差(error),这个误差是人为的。怎么办呢?把所有的误差加起来平均一下,平均数的基数越大,平均数就越可靠,与真实值也就越接近。这就是大数定律的内容。现在假设每次都随机地找n个人来测量,从而每次都能得到一个基数为n的平均数。如果n比较大,但是相对于总数来说又很小(这个例子中总数是无穷大,因为你可以让无穷多的人来测量),那么做了无数次的平均数之后,就会形成正态分布,它们的平均值就是真实值。这就是中心极限定理的意义。实际上这个例子中的误差是真实的误差。为什么这样说呢?真实的常数只有一个,因为很多人在不同时候、不同温度下测量,所以结果不一样,这种误差可以通过统计补偿(statistical compensation)来抵消。

   Quetelet说,我们知道社会数据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测量理论来解决。任何一个现象的量数都有差异。比如人的高度,每个人的高矮是不一样的。但我们把所有人的高度放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分布,而且是一个正态分布。可能在今天和明天做的抽样中,你和他的身高不一样,但是所有人身高的平均值始终是一样的。于是他提出一个普通人(average man)的理论。柏拉图说真理是永恒的、不变的,那么社会科学里什么是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呢?Quetelet的办法就是取平均值(mean/average),他认为平均值就是社会科学追求的那个不变的、永恒的真理。为什么可以这么讲?这是因为测量理论可以应用到社会现象。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量数都是有差异的,但是这些量数的平均数是永恒的,这些量数都遵守正态分布。Quetelet说:“偶然原因法则是可以应用到个体和群体的一般法则,它支配着我们的道德、智力素质,正如它支配我们的身体素质一样。”他关注的内容包括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组织、不同年龄间平均数值的差异。平均数是不变的,那是因为存在一个法则,它是不变的原因。他甚至把这个普通人上升到伦理学的角度,普通人应该具有善良、崇高、美好的品质,最好的人是普通人。我们一般都讲最好的人是在金字塔最高处的人,先是最高领导人,然后慢慢下来,是院长、所长、组长。对Quetelet来讲,最好的就是平均的,既不高也不矮,既不胖也不瘦,既不富也不穷。

从柏拉图的类型逻辑思维到Quetelet的普通人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是西方科学的主流,但是这个主流思想受到达尔文的总体逻辑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的挑战和修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达尔文的总体逻辑思维。大家都知道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对生物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实际上,达尔文的贡献对社会科学也非常重要。对达尔文来讲,变异是真实的,不是令人不悦的失误部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第一章里就写《家养状况下的变异》(Variation under Domestication),第二章就是《自然状况下的变异》(Variation under Nature)。达尔文的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变异。虽然父母都一样,环境也一样,但是每个个体的后代都是不一样的。假如他们都一样的话,就不可能有变异,更不可能有自然选择。为什么有自然选择?比如说鱼,生下来的时候有成千上万条,这些鱼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些鱼都长得一样就不可能有选择,也不可能选择出与自然环境更匹配的。变异特征还可以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比如说在寒冷的海域,抗寒的鱼活下来了,接着通过繁殖,它们下一代中有一部分就更抗寒。也就是说,下一代可能是很不一样的,要不然的话就没有自然选择了。这个很重要,因为它说明了自然选择的基础——每个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而个体的差异来自每一代的繁殖过程中产生的丰富的变异。每一代的变异很多,但是只有少部分的变异能够存活下来并通过繁殖复制自身。这就是总体逻辑思维,它和统计有什么关系呢?在类型逻辑中平均数是主要的内容。在总体逻辑中重要的是差异,平均数只是总体的一个特征值,是探讨真实原因的手段,而不是原因本身。这是两者之间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总体逻辑认为平均数只是总体的一个特征值,而在类型逻辑看来平均数代表着真理。William Jevons说其实mean和average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长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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