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沪上遗痕 金桥晚霜——格珍给我讲的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2 次 更新时间:2018-02-15 1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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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 (进入专栏)  

  

   引言:

   2007年5月的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长周末,我们在家请了一些朋友吃烤肉,聚会上陈棣大哥讲了他们家结交了近二十年的丹麦老人格珍的经历。陈大哥问我:“怎么样,能不能写成个故事?”我说:“绝对值得写,特别是上海那段。不过我不行,从来没写过别人的事儿。”他说:“我这个人的聪明就是知道找什么人能做成什么事。这事就得你来。”陈大哥“赶鸭子上架”的手段实在太高,受了这么不露痕迹的“吹捧”,看来是非得当一回“勇夫”了。我答应试试。大概陈大哥怕我变卦,很快和老人联系了,约好日子,他和妻子沈捷一同陪着我和丈夫悌忠在6月16日这天拜访了这位八十八岁的丹麦老人。

  

   拜访格珍

   格珍牵着她的小狗给我们开了门。老人穿着一件T恤衫,一条蓝白条布裙,胸前挂着一串长长的玉项链,项链深浅相间的绿色与T恤衫上微含墨色的图案相配,随意中显出待客的郑重。在陈大哥的介绍下,老人握了握我的手。第一次见面,本来就多少有些拘谨,注意到老人没有给我一个美国式的拥抱,更让我不知道如何与她拉得近些。

   老人住的是那种连体的、美国叫做condo 的很小的复式公寓房。一进门的左手是个敞开的小厨房, 走过短短的通道就是起居室,卧室和书房都在楼上。起居室内摆着饭桌、沙发、书架和钢琴,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可供活动的空间很小,我们一行就站定在起居室的中间。陈大哥大概看出了我一下找不到切入点,说:“格珍,你干嘛不先领着他们看看你的照片?”

   “对,对。”老人似乎也很感谢这个提醒,让小狗在前面跳着,领着我们浏览起一楼陈设的那些相片,将她的三个儿女一一指给我和丈夫悌忠。老人的大女儿很多年以前就坐在轮椅里了,住在离她不算太远的另一个城市;唯一的儿子是个骨科医生,家离她也很近;只有小女儿生活在大洋的那一头——老人的祖国丹麦。从照片上看去,他们都有着典型北欧人那种浅色的、软软的头发,面庞也是北欧人的那种细腻的俊美。老人轻轻抚摸着镜框对我说:“我的孩子们都是中国上海人。”

   从陈大哥口中,我已经知道她的三个孩子都出生在中国抗战时期的上海,只是没有想到这个丹麦老人会把她的孩子称作中国上海人,因此听了这话,一下子没转过弯儿。老人一定是看出了我脸上写着的疑惑,或许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她眨着闪烁着一些狡黠的绿色眼睛说:“按照美国人的习惯,生在美国的孩子就是美国人,我的孩子难道不应该算是中国上海人吗?”语调很有些得意。我一下理解了:“那当然,那当然!”拘束感顿时烟消云散,觉得与老人之间没有了距离。

   格珍在圆饭桌上铺上洁净的桌布,拿出一套细细的淡绿色的瓷器,端出一盘显然是自制的果饼,又摆上一个沏着满满茶水的中国紫砂壶。格珍忙忙地张罗着,让人感到一种暖暖的情谊:“坐吧,坐下吧!”老人招呼着,又将杯子、盘子、纸巾逐一放在每个座位前,一种娴熟于心的顺序,手不抖、不颤。我和悌忠赞叹:“她哪像个八十八岁的人呐,看上去不过六十多岁!”

   待格珍布置完毕,我选了她左侧的位置坐下,其他人也都自就各位。格珍让我们自己随意倒茶、取食果饼。趁悌忠架设录像机的空当,我给自己切了块果饼,不急倒茶,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想从头听你讲讲你的故事。说说你出生的城市、你的家庭,说说那个年代怎么会有人跑到中国做生意?你的父母怎么会放心你一个人‘千里寻夫’到那么遥远的上海去结婚?中国那时候对于你们难道不是一个‘远在天边’、‘天方夜谭’的国度吗?”

   格珍笑了,有些“少见多怪”的意思在里面,双手摆弄着我放在她面前的袖珍录音机,款款地拉开了她八十八年人生的幕布。

  

   七十年前的往事

   丹麦是世界上最早开始航海探险的国度之一。格珍出生的城市埃斯堡(Esbjerg)是丹麦西部一个港口小镇,那里的人们对远洋航海一点都不陌生。到格珍出生的时候,远洋航海对于小镇居民已经不是一项冒险的事业,而是一个令人兴奋和神往的职业,威德曼的名字因此早早地就进入了小格珍的心扉。在亲戚朋友的聚会中,她总是听到大人们充满赞赏地议论着小镇里那个名叫威德曼的少年。威德曼的父母住在丹麦的南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属于德国领地,因此父亲被征入德军参战,死在前线。威德曼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母亲在忧伤和贫困中得了肺结核,很快死去,祖父母将小威德曼接回到埃斯堡和他们同住。十六岁那年,威德曼只身横跨丹麦,到位于东岸的首都哥本哈根去投考宝隆洋行。宝隆洋行是一家具有皇室血统的环球贸易公司,她的旗帜是以丹麦国旗为基调的,这在丹麦是绝无仅有的荣誉。公司创建于1897年,拥有自己的船队,1900年进入中国。当中国的商业词典上还没有“物流”一词时,她就在中国创造了一连串的第一:最早在中国铺设了业务网络,最早为客户提供了“门到门”的送货服务,最早提供物资存储的增值服务,最早建立生意人才培训制度。宝隆的轮船从哥本哈根出发向远东航行的路上不断地装载从途经国家购得的物产,然后在航行中一站站地卸下、卖出一些货物,再装上另一些特产,再向前行驶,直到到达中国的上海。在黄浦江码头卸下咖啡、面粉、酒、生活品等等物资,之后装上中国的丝绸、茶叶、大米、古董……再一路卸货、装货……驶回丹麦。在每一个装卸港口的所在城市,宝隆都设有自己的机构,负责当地的清关、采购和销售业务,因此她需要大批的商务雇员。但是能够入选宝隆绝非易事,只有精明和充满胆识的人才会被该公司看中。尚未受到高等教育的威德曼敢于去叩宝隆的大门已经令小镇上的人匪夷所思,非但如此且一举中第,此事当年在小镇上的轰动不难想象,大概就跟我们现在哪个县里出了个高考状元差不多。公司看上了这个聪颖、刻苦的少年,哥本哈根总部对他说:你不要再上学了,我们会将你训练成一名出色的商人。就这样,一年后,十七岁的、意气勃发的威德曼被派往中国的上海,远离家乡,在宝隆公司设在那里的商务机构当上了一名业务员。那时从北欧到中国没有空中航线,人员的往返只能靠海轮或铁路,公司派往远东的职员每四年允许回丹麦休假一次,一次假期是半年。1933年格珍14岁,在家庭聚会上见到了第一次回乡探亲,已经长成为翩翩君子的21岁的威德曼。因为威德曼的母亲是格珍的婶婶的妹妹,有了这一份亲缘,格珍家得已邀请到这个小镇上人人夸赞的、前程无量的小伙子到家做客。

   我问格珍:“你第一眼看到这个人人议论的、了不得的青年的印象是什么?”格珍“噢!”了一声,双手合在一起,扬起了下颚,眼睛神往地向天花板望去,似乎从那里可以望到天空:“你知道我们丹麦有一个风俗,姑娘会对着天上陨落的星星许愿。我那时候天天晚上在海边看着黑黑的夜空,等待着看到流星。我对每一颗落下的星星说:‘哦!让我嫁给那个小伙子吧!’”

   没有料到老人会如此美国式地,毫无遮拦地对我们吐露了她少女时的秘密,我们四个人一起看着格珍那闪耀着幸福,因那幸福而变得年轻的脸庞,拍着手哈哈大笑起来,格珍也和我们一起朗声咯咯地笑了。此时的我,完全松弛了下来。

   我问格珍:“那威德曼注意到你了吗?”

   “怎么会呢?我还只是个毛丫头。”格珍随意地说。

   可是摆在我眼前的格珍十四岁时的照片是那么的美丽。两条松松编织的长辫的尾梢优雅地散在胸前,清澈的眼睛纯纯地凝视着右前方的一个什么地方,线条柔软的双唇斜斜地向左边挑去,一顶没有任何装饰的草帽软软地压在头上,弯曲的帽沿好看地微微遮住一点点前额,在左眉的上方造出一块小小的朦胧的阴影,将格珍清润的脸庞衬托出一种超出十四岁少女的成熟的婀娜。我想威德曼一定是注意到了,否则怎么会在第二次休假时坚定地锁住了追求的目标。

   眨眼间四年过去了,1937年的夏天,年满十八岁的格珍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她剪去了双辫,露出修长的脖颈,短短的刘海向上吹起,象牙般洁净的前额一览无余,鼻梁也长得俏丽笔直,双唇更薄了些,恰到好处地映饰着珍珠般的牙齿,双眸深深藏入眉窝,那里流溢出的涟漪,足以令任何年轻人心醉。而且此时的格珍人也成熟了,她已经离开了丹麦,在英国的一所大学读家政专业。

   格珍在暑假里回到家乡小镇,恰恰威德曼也从上海回来探亲。格珍不再需要在家庭聚会中偷偷窥测那翩翩少年,两个年轻人频频在这里、那里的晚会中相见。威德曼与其他青年不同的是总是开着一辆租来的汽车,经济的独立给了他与众不同的自信。晚会上他似乎没有显露出对格珍的特殊兴趣,格珍也矜持地抑制着那份梦寐以求的期盼。直到一天晚上威德曼径直走到格珍面前:“我可以用车送你回家吗?”

   我毫无顾忌地瞪大了眼球直朝格珍脸上盯去,格珍含笑看着我说:“我没有任何犹豫地坐进了他的汽车。”

   两个人似乎一路都没有找到太多的话题,快到家时,格珍问威德曼:“中国的上海是个什么样子?”威德曼笑了:“你干嘛不嫁给我,自己去看看?”

   格珍冲口而出:“我愿意嫁给你。”似乎害怕自己迟疑一秒钟,这个机会就永远不会再来,浑身战栗得像被电击中了一样。

   格珍看着我瞪得更大的眼睛说:“我是不是太傻了?我当时就是那么傻。说完了,我就跳下车,跑进家门。”

   “回到家里我把自己关到屋子里哭啊,哭啊。”

   “为什么要哭呢?这不正是你日夜向往的事情吗?”看来我也不聪明,问出这么个傻问题。

   “我不知道,就是不相信,就是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

   “你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了吗?他们怎么说?”我立刻想到30年代的欧洲还是保守的,很想知道格珍父母对这个会将女儿远远带离自己身边的请求的反应。

   “他们说我太年轻了。”有些不出我的意料,“所以我就告诉威德曼:‘我答应嫁给你,但是要等到你下次回来,我22岁的时候再结婚。’”格珍像个好女儿那样静静地说:“然后我就回英国上学去了。”

   威德曼哪里肯得寸而止,立即展开了“进尺”的攻势。他不断地给格珍写信,不断地诉说他的思念,诉说他急切要娶格珍的心情。最后干脆追到了英国,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个旅馆住下,开始了耐心、坚韧的说服工作:“你既然已经答应做我的妻子,干嘛还非要上完大学呢?宝隆公司不允许自己驻外雇员的妻子在异国他乡工作,你继续学业不过是浪费时间。别上学了,让我们在一起吧,让我们快些在一起吧!”

   在半年假期届满返回上海之前,威德曼终于如愿以偿:格珍答应了他的求婚,愿意这就嫁给他。威德曼立即安排了未婚妻去哥本哈根公司总部面试的日期。

   我不解地问:“怎么你们结婚还要公司批准?”

   格珍回答说:“当然了。宝隆公司对自己雇员的婚姻要求十分严格,绝对不允许他们和品行不好的姑娘结婚。公司认为她派驻国外的雇员和他们的眷属代表了公司的形象,他们的行为不能给公司名誉造成任何伤害。”格珍接着问我:“棣(按:格珍只称呼陈棣的名)难道没有告诉你我给他讲的故事吗?”

   我一下不知道老太太指的是陈大哥给我讲过的哪件事情。看着我似点头非点头的样子,格珍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宝隆公司的一个丹麦船员认识了一个从苏联跑到上海的犹太人的女儿,那个船员爱上了这个俄罗斯姑娘结婚,想和她结婚,公司就是不批准。这对有情人想绕过公司,结果丹麦领事也拒绝发给他们结婚证书。”听了此言,我想宝隆公司那时大概不仅仅是对“品行”有要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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