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为祥:“守先待后、教书育人”——郭齐勇老师为人与治学管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 次 更新时间:2018-02-14 21: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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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为祥  

   郭齐勇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国内一大批高校研究中国儒学之博士、教授的老师。2017年,在郭老师的指导下进入儒学研究的弟子们,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向郭老师表示庆贺,结果却遭到了郭老师“三不”的谢绝。在多次协商不果之后,我忽然想到,正是对儒学的教学与研究,才有了我们的师徒结缘;直到今天,郭老师连同我们这些学生、弟子们,也仍然承担着中国儒学教学与研究的任务。既然我们是因为对儒学的教学与研究走到一起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庆贺郭老师的七十初度,就可以说既是透过我们的视角来反思跟随郭老师所一起走过的经历,同时也可以促使我们对自己关于儒学之认知与研究进行一番总结。

   在郭老师指导的众多博士弟子中,第一届是任教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长江学者单波教授,第二届是任教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龚建平教授,至于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长江学者丁四新教授和我则忝列郭老师的第三届博士弟子。因为在前三届博士弟子中数笔者年龄最大,所以这里也就不辞固陋,纯粹以徒长的年岁来写这篇关于郭老师对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的文章。下面,笔者将通过自己的视角,来反思跟随郭老师所一起走过的经历。

  

一、以流溯源

  

   最早见到郭齐勇老师是1987年5月中旬,当时我们陕西师范大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生班面临毕业,所以具体负责我们学业的成一丰、王增斌两位老师就带领我们出行访学,以向其他兄弟院校哲学专业的研究生交流学习。我们一路从陕西经四川(重庆),在拜访了西南师范大学的相关专业后,从重庆沿江东下,第二站就是武汉。成、王两位老师先带领我们拜谒了萧萐父先生,萧先生在对我们进行了一番指导后,又建议说:“你们都还年轻,干脆去和齐勇聊一聊,——我这就通知他。”于是,我们当即就获得了次日下午拜访郭老师的约定。

   郭老师住在师母朱老师任教的武汉电力学校。记得当天建平因为有别的事要办,所以我们同学去拜访郭老师的有袁铁明、宁新昌和我三人。南方的教单楼似乎都比较小,不像北方院校基本上都是标准的18平米,郭老师所住的宿舍只有十来个平方米,进门右手边沿墙有一张三斗桌和书架,然后就是一张床,而我们四人也就沿床而坐进行交谈。那次拜访,因为袁铁明和郭老师年岁最为接近(都属于40后或40岁左右),宁新昌又有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经历,对学界的情况了解甚多,所以当时主要是他们两位和郭老师交谈;而对我这个几乎从未走出过陕西的关中学子来说,当时也主要是恭听而已。记得当时聊得比较多的就是由胡德平先生支持李明华等先生创办的《青年论坛》,郭老师对该刊的情况了解比较多,所以当时的话题主要是从《青年论坛》展开的。

   整个聊天过程我几乎没有说话,但却非常认真地倾听,总的感觉是,郭老师为人和善、健谈,似乎也很注重体味说者的特殊心境,是一个善于体贴人的长者。临近结束时,郭老师又一一询问了我们每个人毕业论文的选题,并且也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告别时,郭老师又从书架上拿出三本书分送我们,宁新昌当时还特意代建平索要了一本,这就是由中国展望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的《熊十力及其哲学》。当时我们已经知道,这也是郭老师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完成的第一本学术著作。

   其实对熊十力先生,我们因为特殊的机缘还都知道一些。按照当时从大学到研究生的学习经历,一般说来,熊十力是不会被提到的。但在我们陕西师大,有位李景贤先生是熊先生的亲炙弟子,当时已经七十开外,但却时时和我们在图书馆不期而遇。老先生也像青年学子一样背着大书包,看到认真读书的青年就会主动上前询问,并给我们介绍各种各样的书籍。直到九十年代,读到海峡两岸纪念熊十力先生一百诞辰的《玄圃论学集》,才知道原来陕西师大居然有两位熊十力的亲炙弟子,所以一回到师大,我就赶紧去了解另一位——朱宝昌先生的情况,惜乎两位先生都已谢世,我只得到了一本由朱宝昌先生的弟子资助出版的《朱宝昌先生诗文集》。因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们全都被打成右派,并遣返原籍劳动。待到改革开放、右派平反再回到陕西师大时,都已经过了退休年龄,所以在陕师大,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根本就不知道这些老先生的存在。

   然后就是我们的毕业留校,渡过了从八十年代下旬到九十年代中期一段漫长的自我摸索时期。1994年,宁新昌到南开大学跟随方克立先生读博士;第二年,龚建平也到武汉大学跟随郭老师读博士。于是我也蠢蠢欲动,在欢送建平到武大读博士时,我就请建平转达对郭老师的问候,并表达了希望能够跟郭老师读博士的愿望。于是到1996年,我也成为郭老师的一名博士弟子了。

   我是一个几乎从未走出过陕西的关中“二愣子”,读书少,认死理,但郭老师却一下子就看出我这种“三家村”学子的主要欠缺,所以,他一面以布置任务的方式逼我读书,另一方面,也总以“微笑”的方式来化解我的各种问题。说来见笑,我当时甚至搞不清人们对“先生”、“老师”包括“教授”这各种称谓的具体运用,所以就直接向郭老师提出了这个很幼稚的问题。适逢郭老师正带领我们去拜谒萧先生,所以郭老师就以“萧老师”的称谓向萧先生汇报,然后又回过头对我们以“萧先生”的方式进行解释,并拍拍我的肩膀。于是,我一下子就理解了这些称谓的具体运用。而在我们宿舍——珞珈山枫园4楼,郭老师也常常会以“建平兄”、“为祥兄”的方式给我们留纸条,于是其他专业的同学也经常以“某某兄”的方式对我们进行调笑,但我们知道,这种称谓是有传统的礼节依据的。

   郭老师的博士论文继续做熊十力哲学研究,并于199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在郭老师所带的前几届博士弟子中,单波教授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唐君毅的心通九境研究,建平教授的博士论文是《礼记》哲学思想研究,四新教授的博士论文则是湖北荆门新出土的郭店楚简研究,至于我的博士论文,郭老师起初安排我作朱子,后来看到我对朱子的文献还不熟悉,就安排我研究关学的开创者张载的哲学思想。至于以后其他师兄弟的博士论文,则从《五经》、《四书》一直到历代大儒,几乎可以说是展开了一种全方位的探索。仅从郭老师对弟子博士论文的这一安排上就可以看出,郭老师当时正带领弟子对儒学展开了一种全面铺开式的研究。

   当然,郭老师在安排论文选题的时候,一方面根据学界探索的最新动向,同时也结合各位弟子的知识积累与兴趣爱好,所以往往能够顾及到两个方面的统一。比如我们的下届,——胡治洪与姚才刚两位师兄,一位负笈哈佛专访杜维明先生(胡治洪),另一位(姚才刚)则奔赴台湾中央研究院专门研究刘述先先生。这种情形,简直就像“孔雀东南飞”一样,——每隔几年,郭老师总会安排弟子返回到儒学研究的前沿,同时也借以澄清儒学发展的方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自方克立、李锦全两位先生在国家“七五”计划首列为国家重大课题之后,对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就是郭齐勇老师。因为作为“文革”的亲历者与插队知青的最早一代反思者,郭老师也是在有意识地通过博士论文选题以促进海外新儒学对大陆进行“反哺”,同时也借以推动大陆的儒学复苏。记得在武大学习期间,郭老师的弟子经常会成为其他专业的同学调笑的对象;而人们所调笑的内容,则又往往是“文革”与“批林批孔”时期所遗留的一些“常识”性的“极左”观念。从这个角度看,上个世纪90年代在大陆研究儒学,还是要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的。但是,仅从郭老师安排单波作唐君毅的“心通九境研究”到安排建平专门研究“礼记哲学思想”,我就已经清楚地感到,郭老师正努力带领弟子对儒学展开一种以流溯源式的全面探索。而他自己的研究,则是直接返回到先秦儒学,包括孔孟、郭店、上博简中的儒家简及《礼记》等。

   不过,郭老师这种探索并非就离开了对现实的关注。郭老师是一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学者,他的儒学研究,从某种程度上看,也可以说就是受其强烈的现实关怀推动的。早在80年代,当《河殇》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股很大的反传统声浪时,郭老师就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半是挽歌,半是谤文——评<河殇>的文化观》一文,明确批评《河殇》对传统文化的一味否定倾向。90年代,就在笔者跟随郭老师读博士时,郭老师又和邓晓芒先生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展开了一场关于“新批判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理论论争,并对邓先生“新批判主义”的理论方法提出了明确批评,当然也包含着对学界长期以来所流行的传统文化研究方法之一种深入的反省。郭老师指出:

   我们早就应该打破单线进化论的思维框架,打破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迷信,超越前进后退、古今、中西、进步保守的二元对峙,肯定古今之别不等于中西之异,允许不同价值系统的共存互尊。

   在当时,这样的看法无疑是有一定的超前性的,尤其是在现代化就等于西化这种已经成为“常识”的背景下。当时,郭老师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打破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迷信”,并主张“不同价值系统的共存互尊”,实际上就是对新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法的呼唤,也是对立足于传统文化以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明确肯定。

   不仅如此,在《评所谓“新批判主义”》一文中,郭老师还根据其对西方现代化道路与西方思想家学术研究的比较,明确指出:

   我不知道有没有思想大家(例如康德、黑格尔)是可以不到文化母体中去寻找思想资粮的,也不知道天下有没有一个现代化是可以不从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寻求现实生活的资粮的。我只知道西方人无比尊重、珍惜自己的文化母体,决无任何的轻蔑、贱视、毁辱、鄙夷。

   很明显,这就对扎根于传统文化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做出了明确的肯定,这也意味着,郭老师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其实就是围绕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展开的。所谓以流溯源,绝不是单纯的发思古之幽情,而恰恰是围绕着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展开的。


二、守先待后

  

   “守先待后”是郭老师多年以来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信念,也是一种自我定位,而这一定位是郭老师在九十年代就已经明确形成的。1997年,郭老师发表于兰州大学《科学·经济·社会》第四期上的《世纪之交的文化遐想》一文,就明确以“守先待后”作为主题;而其中的“守先待后”一节,又是建立在“百年省思”与如何“活化资源”这些重大思考基础上的。所以,1998年,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跨世纪学人文库”的角度为郭老师推出一本学术“自选集”时,郭老师就从他关于近现代儒家代表人物系统研究的一百多篇论文中选择了28篇作为代表,而列于篇首的恰恰就是关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现代新儒学的几个特点”两文,这说明,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与“现代新儒学研究”,实际上已经成为郭老师的一种自我定位了。因而,在通读全书后,笔者也以“以流溯源的探索,守先待后的精神”来表达自己的读后感,并发表于《孔子研究》2000年第4期。

   前几年,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要为郭老师推出一本“文化与人生随笔”时,郭老师仍然以“守先待后”作为书名。这说明,所谓“守先待后”就足以表达郭老师在20世纪思想文化探讨中的自我定位了。而在该书的“自序”中,郭老师又以解题的方式对其“守先待后”作了如下说明:

孟子说:“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孟子·滕文公下》)清代焦循说,汉代赵岐读“待”为“持”,指扶持后学之意。如此说来,“守先待后”并非消极的,而是积极地继承、转化、弘扬传统文化,并努力营造氛围,培养、扶掖后之学者。展开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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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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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珞珈书生郭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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