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访欧片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9 次 更新时间:2018-02-13 14: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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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 (进入专栏)  

  

   我在1987年年初经考试得到一次到设在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能研究中心(CERN)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那第一次接触到另一个世界的新奇和巨大冲击,今天想起还如同昨日。现在“出去看看”对国人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欧洲几日游,即便是一般收入的家庭也多能承担得起。不过我觉得20年前自己的一些经历还是挺有趣和有意义的,便写出了以下这些文字和大家分享。

  

   康姆特太太的房子

  

   欧洲核能研究中心跨在瑞士和法国的边境线上。主设施都在瑞士一侧,法国境内也有一些实验室和办公室。初到日内瓦,我住在了CERN设在法国境内的招待所。招待所不大,三层小楼,每层有八个房间,一个公用厕所,两个公用浴室,外加一个厨房。因为中国人的做饭习惯与欧洲人不同,招待所的接待人员总是尽可能地将中国来访人员安排在同一层楼上。每天晚上中国人在一起做饭,聊天,使我不觉身处异国他乡的寂寞。可是白天用英语思考、对话,晚上回到母语环境,这种截然的思维转换让我感到挺不适应。同时也太想利用这次难得的出国机会,脱离开中文的语言环境,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尽快地溶入当地的生活,更多地了解欧洲人的民风和文化。于是在这个招待所住了不多的几日,我就到CERN的住房服务办公室寻找新的住处了。我的运气太好了,就在我向住房办公室的毛纳先生递交了找房申请表的第二天,康姆特太太向毛纳先生提出希望再介绍一个新房客给她,她家的一个房客过几天要走了。

  

   康姆特太太出租房间给到CERN短期工作的外国人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算是CERN的老主顾了。毛纳先生告诉我,她的房子不错,只是离飞机场近,可能吵一些,让我先去看看再做决定。当天下午,办公室一位热心的同事开着车帮我找到了康姆特太太的房子。那是日内瓦郊外米冉镇的老区,没有高大的现代化公寓,是一片幽静的花园式住宅区。竹篱、铁丝网的矮篱,围出了一个个美丽的院落。穿过片片绿色的草坪,密密的果林,弯曲的石径通向座座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形态各异,小巧可爱的房子。就像小时候梦中游过的《格林童话》描述的仙境。能在这样的地方找到住处,飞机的噪音真是无需计较的小事了。我在这里住下来就再也没有搬。在CERN工作的九个月中,我曾经到美国上了一个月的加速器学校。那个月我宁肯白交了一个月的房钱(相当于我当年国内两年工资的一笔巨款)也没有舍得退掉房间,。

  

   康姆特太太的房子是一幢二层小楼。楼上三个客房,两大一小,楼下也是三个客房。楼上、楼下都有一个公用浴室,只是楼下多了一间公用厨房。因此楼下的房间要贵一些。空出来可让我租住的是楼上的小间,是六个客房中最便宜的一间。我的运气挺不错。陪我看房的同事是个德国人,可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不知用了什么招数,将康姆特太太哄得眉开眼笑,竟然恩准我免费和楼下的房客一起使用厨房。康姆特太太和她的儿子、女儿也住在楼下。他们的住室在房子的另一侧,用一个门和房客们隔开,他们有自己的浴室和厨房。我有很长时间一直以为康姆特太太的女儿是她的儿媳妇,很久以后才搞清楚原来是女儿。康姆特太太总有70多岁了,一双儿女看上去也有40多岁。两人每日不声不响,女儿替房客打扫卫生,儿子整理院落的花草,房子里整日静悄悄的。只有康姆特太太的声音时不时地尖锐响起。我听不懂法语,猜测不是在对女儿发脾气,就是在对儿子不满。因为我不会说法语,始终没有和康姆特太太建立起友善的关系。可是在这所房子里我遇到了不少好朋友。

  

   冠军皮埃尔

  

   搬进康姆特太太家见到的第一个房客就是皮埃尔。他住在一楼紧靠厨房的一间小屋内,矮矮的个子,稀疏柔软的黄发在脑后滑稽地留出一小撮长达肩际。我在巴黎曾看到一些男青年把这一小撮头发编成一根细细的辫子。还好,皮埃尔的这一撮并没有如此梳理,否则第一次看到他,我会抑制不住自己笑出声来。

  

   那是我搬进去的第一天到厨房烧开水,一下楼梯就碰上了皮埃尔。他尾随着我进了厨房,自我介绍说他是法国人,还顺便介绍了一楼住的另两个房客:一个是意大利小伙子,一个是德国姑娘。皮埃尔的英语讲得不错。我告诉他我一句法语也讲不来,以后与康姆特太太打交道,还要请他多帮忙。他一口答应了,颇显出两肋插刀的意气。以后凡是我在厨房做饭,康姆特太太突然冲进来朝着我大喊大叫,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就赶紧去敲皮埃尔的门求救。常常是我的手指还没有扣到门,门就已经开了。皮埃尔笑眯眯地站在那里,甜甜地招呼一声康姆特太太。老太太就立即转身冲着他嚷嚷起来。皮埃尔总是微笑地、耐心地听老太太唠叨,偶尔答上一句、两句,但是从来不充当我和老太太之间的翻译。最后不知怎么,在皮埃尔三言两语之后,老太太突然又高兴起来,哈哈笑着向我摆摆手,宣布休战。真如夏日雷雨,来的骤然,去也骤然。我急急向皮埃尔讨教,我做错了什么事引得老太太如此光火?他又向老太太说了些什么化解了老太太的怒气?皮埃尔总是耸耸肩膀,两手一摊:“没什么,你别在意。根本问题是她太老了,看到我们年青就不高兴。”说完便哈哈大笑,一脸诡秘之色。我只好将信将疑地陪他一起“哈哈哈……”完事。

  

   皮埃尔的生活十分规律。每天清晨6点左右就骑着他的跑车出去训练。他告诉我他的最好成绩是获得过法国大学生自行车赛的冠军。现在26岁了,体力已大不如前,但是他准备再拼一拼,争取挤进全国赛的前三名,进入法国国家队。我真不敢相信,我原来与法国这个自行车王国第一流的运动员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而他的职业竟然是个工程师,只是业余时间进行训练。

  

   只要我按时下班回到住处,总能碰到皮埃尔正推着跑车出门。他微笑着向我招招手,翻身跨上坐骑,挟着一股清新的爽朗的风从我身边一擦而过。皮埃尔肌肉粗壮、棱角分明的双腿有力地蹬踏着脚板,只几秒钟就消逝在公路的坡后。我总喜欢站在那里遐想一会儿,想象着皮埃尔风一般掠过边境哨卡,向着乳拉山脉的深处飞驰而去。

  

   每个星期五下班回到住处,皮埃尔把他的宝贝自行车装到他那辆红色小巧的汽车顶棚上,从车窗里探出头向正在厨房里忙碌的我招招手,一溜烟地没影了。他这是回法国自己家的小镇与妻子共度周末了。我问他为什么回家还带着自行车?他说,星期天要进行一整天的训练,而且他住的镇子上常常会在周末举行比赛。要知道他是镇上家喻户晓的英雄,每场比赛是一定要参加的。他曾经给我看过他精心剪贴收藏的报纸,其中有他第一次获得镇上比赛冠军的照片。那是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身旁的自行车显得那么大。再以后,自行车越变越小,那个自信、健壮、每一块肌肉都散发出不可藏匿的青春气息的金发青年,便是获得全国大学生冠军头衔的皮埃尔。

  

   “我要参加世界比赛。”皮埃尔从我手中轻轻抽回那本剪报本,“到时送一张穿国家队运动服的照片给你。”

  

   瑞士的生活费用很高,牛奶、黄油、面包的价格都是法国那边的好几倍。很多拿国内工资的美国人、德国人对瑞士的物价都叫苦不迭。我在CERN拿的是生活津贴,这比在CERN实习的大学生的工资还要低好多,对瑞士的物价的感受就更不用说了。住在瑞士的中国人多半利用周末骑车到法国去赶集,在那边的市场上买回一周的口粮。有一个周末,我因为不能去法国采购,就请皮埃尔帮我代买一周的食品。星期一的晚上下班回到住处,打开属于我的柜橱,发现里面已经塞满了牛奶、面包,还有一大块黄油。“这是我给你买的。够不够?”不知什么时候皮埃尔已经站在我的身后,偏着头微笑地看着我。说实在,这些东西我两星期也吃不完。“够了,太够了!”我连声地道谢,赶紧摸出钱包付钱。皮埃尔拦住了我:“这是我送给你的。”我一下愣了。在我印象中,外国人是从不轻易为别人付钱买东西的。“不,不,是我请你买的,怎么能不给钱呢!”“你比我更需要这些东西。我很高兴这么做。”皮埃尔一脸的诚恳。看着他收回去的微笑,我拿钱的手停在了那里,很怕我的钱会让他不高兴。“好吧,我收下。可下次我再也不会请你帮忙买东西了。”我断然地说。皮埃尔嘻嘻地笑了。

  

   回到房里,我想来想去心里不踏实,觉得这事办得真是不好。翻了半天箱子,找出了一个从国内带出的小巧精致的指甲刀,又翻出一个金色小铃的钥匙环配上,拿在手里去敲皮埃尔的门。我提着钥匙环在皮埃尔的眼前一晃,小铃发出轻轻的叮叮声。皮埃尔的眼睛一下亮了:“给我的?”一把就抓住了这两件小东西,然后双手捧着细细地翻来覆去地看:“哇,太感谢了!”看得出,他真的喜欢。再一个星期一,他在厨房里碰到我,一本正经地说:“我的妻子很喜欢你的礼物,她让我转达对你的谢意。”真想不到,皮埃尔和妻子会这样郑重地对待两件小小的玩意,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后来,皮埃尔的妻子,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来瑞士过暑假。康姆特太太只接受单身房客,他只好另找房子搬走了。他搬家的那天我不在,连个再见都没说上。临回国的前两个星期我在CERN偶然又碰上了皮埃尔,我告诉他我就要回中国了。他流露出惜别之情,说他可能很快也要回法国了。他的妻子大学毕业了,很快就要拿到律师开业执照,他要随妻子去她工作的城市居住。我知道我们无缘再见了。

  

   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萍水相逢的朋友。许多人当时是朋友,分了手,就渐渐忘却了。可我不会忘记皮埃尔:一个酷爱自行车运动的法国青年,一个热心帮助素味平生的中国人的法国青年。只可惜我没有留下一张他的照片。

  

   多米尼加给我上的课

  

   见到多米尼加是在我搬入康姆特太太的房子的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厨房吃饭,进来一个小伙子。“Hello!”声音很亲切、友好。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错。显得单纯、天真。一头卷卷的黑发,大大的眼睛也是黑色的,高鼻梁上架一付深色边框的眼镜。年轻人的活跃中又透着几分老成。我想,这大概就是皮埃尔说的意大利小伙子了。我报以“Hello!”和一个中国式的大姐微笑,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他匆匆拿了件东西就走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周末。早晨我在厨房吃饭,多米尼加也进来用餐,我们就边吃边聊。知道我是一个人在这里,他直爽地问:“我们一起进城好吗?”我说:“行。”“那我等你,十五分钟后楼下见。”真简单!他也不调查、调查我的表现,政治面貌,思想倾向……。即使文化革命过去了六、七年,这种交友前的思考模式在中国还是普遍盛行的,多米尼加的见面熟,让我觉得有几分新奇。

  

我们上了公共汽车,一路聊了起来。首先自然是互通姓名。我这几天记外国人的名字已经是头晕脑涨。幸亏他的名字与多米尼加这个国家几乎同音,管它是否准确,能凑合着记住就行。好在他也并不认真纠正。多米尼加的英语,说心里话,我实不敢恭维,不过我的英语也比他强不到哪里去。我俩连蒙带唬地,交流还真没问题。“我哥哥公司里有几个中国人,他们和我哥哥是好朋友。”原来如此,看来受哥哥影响,所以对我这个中国人十分友善。“听说你们中国人在这里挣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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