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献给“三线”的青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7 次 更新时间:2018-02-13 13:5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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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 (进入专栏)  

  

   极小的群体

  

   也许我孤陋寡闻,老三届中有一个极小的群体的经历似乎从未见诸于文学作品——分配到三线工厂的六六届毕业生。这部分人在全国老三届中有多少,我不得而知。但可以较肯定地说,在北京的数目大概超不过两千。我就是这个极小群体中的一员。

  

   记得是在1967年的9、10月间,北京的工厂和服务行业还有一些外地的工厂在北京的中学中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招工。分到我所在的北京女十中的名额是北京第二外文印刷厂工人一名,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一名,青海冷湖机械厂工人两名,陕西汽车制造厂工人七名。陕西汽车制造厂是由当时的北京东方红汽车制造厂,也就是现在与美国合资的北京切诺奇汽车厂的前身包建的三线工厂。工厂在陕西岐山县辖区,位于秦岭脚下,最近的火车站是二、三十里外的蔡家坡。在招我们这批北京学生时,工厂还只有一个构想,连图纸都没有设计出来。进厂后知道了,我们这一批陕汽学员一共是1500名,都是北京六六届初三、高三毕业生,这其中有北京顶尖的男四中,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也有崇文区、宣武区男女混校的学生,初三毕业生占了大多数,男女生的比例大概是六比四强些。招工时毛泽东的“五个面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艰苦地区”)的指示还没有下来,除了极少数的中学生自找门路豪情满怀地去了西藏、云南和北大荒,大多数的在校学生还做着升高中、升大学的梦,没有人想到整整六届中学生会被连锅端出学校大门,根本没有了直接升学的机会。因此对这次招工,同学们的反应很冷淡。除了北京的两个名额小有争挤外,外地的两个工厂连二里挑一的局面都没有形成。结果我这个出身有极大问题,本来并不符合三线工厂条件的人居然被陕西汽车制造厂录取了。这还得感谢当时学校的解放军。六七年底时,上边还没有可以斗学生的政策。虽然我是学校“四三派”的头头,总跟军宣队的意见相左,闹得他们头大,却也奈何我不得,能把我早早送走无疑对他们是一种解脱。大概军宣队不但极力推荐了我,评语也写得不错,否则我不会不但被录取,还在给学员办的进厂学习连队里被指定当了一名连长。本来我们这批学员应该是在1967年的11月报到进厂的,因为北红汽发生大规模武斗,入厂日期被推迟到1968年的2月15日。岂料我离校两个月后,北京中学就掀起了“抓坏头头”的运动,二十五中“四三派”的头头侯禹还被关了起来。待女十中的军宣队回过味儿来,后悔不迭地赶到工厂来抓我回去接受批判的时候,我已经到青岛培训去了。也许那时军宣队还不具备到外地抓人的财力和权力,并无人追到山东,我得以逃过一劫。

  

   一开始就有人自杀

  

   我的家庭中没有当工人的,二竿子打得着的亲戚中也没有,我对工厂的印象全部来自电影。当我站在北红汽的厂房顶上,看着在中饭电铃声中从各个车间大门潮水般涌出的满身油泥腋下夹着饭盒的工人队伍时,激动得不能自己,觉得那一幕和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中看过的竟是一模一样。不过这种激动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星期,很快我就发现领导我们进行进厂教育的两个工人简直就是痞子。后来才知道因为他们是占了上风的造反派组织的成员,才被派了这份清闲的美差。我得了结论:工厂的造反派肯定和我们学校的不一样,保皇派中好人多,而造反派中到是不好的人多。我因之很快和他们发生了冲突。这位代表工人领导我们学习的学员连负责人,立即向学员们宣布了我的“反动家庭出身”,在分配工种时,将我原定的铣工,改成了被视为最糟糕的工种——大型冲压工,让我第一次领教了穿小鞋的滋味,开始懂得“社会”这两个字眼的含义。

  

   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入厂教育下车间前,底盘厂的学员中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名来自男六中的学员在厂房顶上喝敌敌畏自杀了。为什么?没人知道。难道是因为社会令我们这些学生根本想不到的“黑暗”让他绝望了吗?

  

   下车间不久,又有一个来自女五中的工具厂的学员自杀了。她出身不算好,但是也许和车间领导的关系搞得不错,被领导送到“人民日报”当工人通讯员。据说她原以为可以留下去的,但结果因为家庭出身不是纯红色而被退了回来。她因此而绝望了。既然如此不喜欢工厂,当初为什么会报名呢?想来也是进了工厂方知现实中的一切并不像幻想中的那般美好,本以为迈上了跳出“黑暗”的踏板,却又被送回了工厂,因此而受不了,轻生了吧?

  

   这两个学员的名字我当时不知道,也不知道1500名学员中现在还有什么人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只是这30多年来,我从未忘记过他们的曾经存在,常常叹息:多么大的失望才能让他们有如此的决心,在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时就自己结束了她。

  

   虽然对工厂和真实中的工人阶级的失望极为深刻,我自己却从未有过一丝的怀才不遇或者无法忍受现实之感。以我“漆黑”的出身,能够进入制造炮车的三线工厂,已经是十二万分的满足了。我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个尉凤英那样的工人工程师。尉凤英是冲压工,我能也当上一名冲压工,似乎离理想更接近些,因此并不沮丧。

  

   诗情下的画意

  

   经过在青岛汽车修配厂10个月的培训,又返回北红汽过了一年多的学徒生活,我们车间第一批赴陕汽的学员和工人在1970年的7月来到了秦岭脚下的陕汽厂,我也在其中。

  

   厂区窝在一个山沟里,沟底是一个村庄,穿过村庄向上是林场,然后就是秦岭山脉。沟的两侧是三丈塬和四丈塬,诸葛亮仙逝的五丈塬连着四丈塬抹过沟口,进沟时向左抬头望去,就可看到立在塬边边上的诸葛亮庙。初到时,以为我们是三面环山。待第一个公休日爬上一侧的“山”顶,方知那上面是方圆几里,展展的平地。这才明白老乡何以称它们作塬而不是山。老乡的村子属曹家公社,散落在沟里,和我们后来建起的厂房并没有什么物体的隔离,这种布局给日后胆子越来越大的农民偷窃工厂物资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沟儿的名字叫麦李西沟,一条小溪顺着沟中间流淌着,春天油菜花,李子树开花了,满沟飘散着清香,绿绿的麦田更令山沟充满了温馨和活力。早晨推开窗户往沟底的方向望去,石楼山的歪顶被云朵缭绕着,深深地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胸膛里已是充满了幸福。晚上我们在宿舍楼顶上开会、学习,萤火虫尾巴上的灯点亮了,绿色的珍珠般的亮色围着我们绕,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萤火虫,觉得生活真是充满了诗情画意。我从一开始就爱上了这条山沟。

  

   刚到时,沟里只建起了一栋四层的宿舍楼,男女学员混在一个楼里,一层住着一个车间的第一批学员,西头为女生,东头为男生。后来又有三栋楼陆续建好,才分出了男生楼,女生楼。刚刚住进楼房时,楼中并没有通水,全楼的人都要到楼外的一个水龙头提水,还有一个锅炉房,有四个管子从墙的底部伸出供应热水。到楼下提水是无可奈何之事,但是用过的脏水却没有人愿意再端回去倒,于是从窗户里往外泼脏水成了一景。以后楼里通了水,习惯却已成为自然,虽然各车间发动了多次运动,企图用道德的力量杜绝这一恶习,但终未能根绝。因为无水,楼里的厕所也不能使用,要到楼外的简易茅房方便。解大手别无选择,必须下楼;而解小手,晚上从酣睡中被紧急憋醒,特别如正值寒冬季节,有谁会觉悟高到跑到楼外去解决问题呢?因此在清晨从窗户泼出的水中,就又多了一些不洁的成分。幸运的是我的宿舍在最高的四楼,虽说为了符合毛主席备战备荒,节约闹革命的标准,四楼顶上仅仅反扣了一层水泥槽板,这槽板在夏日的白天吸足了太阳的热能,晚上便无情地释放出来。当楼下住的人被山区夜晚的寒气逼得盖棉被时,我们这些四楼居客却热得在床上烙饼,整夜不得安睡。尽管如此,相比污浊的瀑布时时不期而落的危险,住在四楼算是占据了最有利地形。

  

   时间过去30多年了,那个年头的情怀和心境还是用当时的语言表达方为贴切。这里就录下我所在的车身车间学员们的三件旧作品吧:

  

   忆江南(西沟)

  

   西沟好,

   碧翠掩红楼。

   今日汗流挥作雨,

   他年战备车如流。

   能不爱西沟?

  

   忆江南(望石楼)

  

   依窗望,

   伴友跳(应为眺)石楼。

   日照云飘疑仙境,

   仙境还需妙手修,

   “好景”在西沟。

   青春献未来

   海是我眼界,

   山是我胸怀,

   跟着毛主席,

   青春献未来。

  

   诗里描述的“碧翠掩红楼”,其实说的就是宿舍楼下污水横流的情景,因为作者年轻人浪漫的诗情,那本不堪的肮脏因此竟具有了画意。污浊且具丰厚“肥料”的常年积水,特别是楼房背靠山塬的一面和上从塬上冲刷下的泥土,成了动、植物们的理想家园,它们在红色砖墙的宿舍楼底层造出了一片环绕的碧翠。这绿色让住在一楼人的窗户常年不能打开,因为如此恶臭便会立即冲进屋内,蛆虫们也会蠕动成队伍入室做客。我们那时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突击日,任务就是清理淤积在楼背后的肮脏泥塘。说是清理,其实不过就是把那些绿色的东西从楼底挪到防洪护坡上的塬底,给它们搬搬家。这层绿色能有多厚?说了你也许不信。我们车间有一个外号叫八级的钳工学员,一晚从四楼的窗户跳下自杀,落在了这层绿东西上,楼下的人听到有呻吟声,出楼察看,发现了躺在“地”上的八级,他竟然除去碰伤了一条肋骨,别无大妨。

  

   三首诗中的最后一件“作品”是本人的。几年前遇到当年另一个车间的陕汽学员,她竟然还记得我这首打油诗,告诉我她从这首诗里看出了我的不寻常处,说得我很是飘飘然了几分钟。

  

   遭遇谎言

  

跟我们第一批赴陕汽的学员一起进沟儿的,还有一些北红汽的老师傅。我们这些学员毕竟还未出徒,对如何制造汽车知之甚少,需要技术较高的老师傅的带领。这些老师傅当年其实也不过就是三十锒铛岁,可是有了家室的拖累,心境和我们这些无牵无挂,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小青年自不能相比。为了动员老工人去陕汽,当时驻北红汽厂的军宣队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奔赴三线动员大会。会上很多老工人争先恐后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底盘车间一位工人不但流着热泪高呼支援三线的口号,发言完后还迈着正步,一路高呼着“我要去三线!我要去三线!”走下台去。尽管觉得不少发言人很有些做作,但是我还是为他们表现出的觉悟所感动。没想到开完会往会场外走时,和我同工段当工人的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生撇着嘴说:“别看他们说得好听,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人会去陕汽的。”我当时几乎有一种对他猥亵了这些工人纯真感情的愤怒,我说:“你怎么知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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