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阔家主”的孩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3 次 更新时间:2018-02-13 13: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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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 (进入专栏)  

  

   “他家特阔”,“他家是阔家主”,这样的词儿已经从时下孩子的语汇中消失了。可是在我小的时候,这是孩子们常挂在嘴边的。每当玩童们在一起戳点着某个同学或某个邻居的孩子的后脊梁,瞥着嘴,斜着白眼儿甩出:“瞧,就是他(她),他(她)家特阔。”“哦,他(她)就是那个阔家主!”那口气是轻蔑的,酸溜溜的,有很多的嫉妒和不份儿。被称作阔家主的孩子,则很觉得没有脸面,很为自己被别的孩子划入另类和不肖而感到伤感。不幸的是,小的时候,我就是这样一个“阔家主”的孩子。

  

   我家是从长沙搬到北京的,那年我两岁半。刚到北京时,我们住在演乐胡同。对那个地方我几乎没有什么清晰的记忆,只模糊地记得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有很多的花儿。门口有个传达室,传达室接客的小窗前有一块略有坡度的小木板,我和哥哥常常在那板上玩儿一种会顺坡儿走的小泥人。你把它放在上坡处,它会自己出溜、出溜地走下来。这种小玩意现在是失传了。

  

   后来爸爸所在的燃料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的前身)在六铺炕盖了办公大楼,又盖了宿舍,我们家就从演乐胡同搬到了那里的楼房。先是住在四号楼,后来又搬入九号楼。九号楼朝南的正面只有一个单元门,在这一单元里住的都是爸爸任局长的水电总局的大干部和大知识分子。楼的背面有四个单元门,住的是燃料部的一般干部。我们家住在三层一套五间屋子的单元里,对面单元住着爸爸的公务员和秘书。有一段时间,一楼的小储藏间还另有轮流昼夜值班的公务员,爸爸的书房兼卧室有一个电铃直通那间小屋。爸爸有事按一下电铃,公务员就会上来。最初爸爸还有一个从湖南带来的警卫员,我们都叫他成立良哥哥。父亲倒台后,他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三年困难时期,他常带我和哥哥去他上学的清华大学附近的农村稻田里抓泥蚯,我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一样。再加上自己雇的保姆,不要说跟后边的单元门比,比起同门洞的其他几户“大”字人家,气派也大得太多了。

  

   我们住的单元大门是两层。一层是防蚊子的纱门,纱门打开才是单元的大门。纱门是局里特为爸爸做的,别的人家都没有。进大门,是一个窄窄的过道,过道左手是客厅。客厅说是一间,其实是两间房打通的,并且还套着一间从隔壁单元挖来的小屋,做爸爸的书房,兼父母的卧室。客厅北面的正面墙壁通体做成了柜子。柜子的最左边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衣柜,右边的上半部全是玻璃开门的书柜,下面是木门的放衣物的柜子。我和哥哥各得了一扇门,放自己的书和杂物。客厅的水泥地面上铺了一张淡蓝色的纯毛地毯,地毯的中间放着一个包了铁皮的箱子,箱子上盖了一块绿色的暗花桌布当茶几。围着这张茶几是一大、两小的一套沙发。沙发套是浅浅的蓝色,有一些朦胧的、色彩极淡的花。客厅靠窗的一侧还有一套扶手和靠背精雕细刻的西式古典沙发。客厅朝南的一面有个小凉台,凉台的左侧有一个冰箱。但不是今天的那种电的冰箱,而是要由人力平板车夫天天送冬天从河床里挖出储存在冰窖里的大冰块。五七年后,客厅里又多了台苏联黑白电视,再后来又多了一架钢琴。爸爸妈妈的睡房有一张极大的办公桌和一个樟木衣柜。过道的右侧是北屋,是哥哥的房间。再往里去,左侧的南屋是我和阿姨共用的睡房。这个屋子里有一个壁柜,壁柜的门上有娄空的雕花。我后来从美国到苏联出差,在那里的公寓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壁柜,才知道那是苏联的标准设计。正对大门是漱洗间,局里为爸爸装了浴缸,地面用木板条垫起,水可以直接倒到地面顺地漏流走而不会湿鞋。向右拐过去,紧挨着的是厕所,然后是厨房。厨房里局里又给爸爸装了一个小锅炉和砌了一个大火灶,可以自己烧热水洗澡。在那个普通人家除了睡觉的床以外只有一张饭桌和几张木凳的年代,我们的家确实可以被称为“阔家主”了。更别说爸爸还有专车和司机。

  

   对于“阔家主”的身份,我没有什么荣耀感,而只有一种深深的屈辱感。我小学住校星期天坐班车回校,通常是公务员送我上班车。等车时,公务员总会和别的同学的家长聊天儿,那些人总会好奇地打听我家的事。有个姓冯的公务员最爱说,他会添油加醋地说我爸的一付中药花了40块钱,听的人就会咂着嘴:“真是阔啊,顶上我一月的工资了!”我坐在旁边,只当什么也没听见,心里挺恨冯叔叔,觉得他背后说坏话。可是也觉得很羞愧,不知道为什么人家的钱会那么少,而我家的钱会那么多。既然大家都很愤愤于我们的钱多,自然不是好事了。

  

   那个时候北郊的公共汽车就是一个8路汽车,从六铺炕进城,只有这一路可乘。六铺炕的宿舍楼也就那么不多的几座,居民多是燃料工业部的职工,彼此都认识。我和哥哥乘车去北海滑冰或进城干别的什么事,总会招来同车乘客的惠顾:“瞧,那就是李局长的小孩儿。”我讨厌那种目光,我讨厌那种叽叽喳喳的声音。我羡慕那些普通人家的孩子,他们不会被人象动物一样地看,他们不会被人指着脊梁戳戳点点。我儿时有一件很漂亮的绿色塑料雨衣(那时叫化学雨衣),可是我不愿意穿它,因为它会引来带有妒意的眼神和那讨厌的叽嚓。在妈妈的强迫下我穿着雨衣出门,但是阿姨知道我会在走出妈妈的视线以后就脱下雨衣,宁肯淋着。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人们也许觉得我是想吃什么有什么了,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不是没得吃,而是对吃的管制极为严格,比如糖,每天只许吃一块。故我从小对糖有一种极度的饥渴感。

  

   有一阵家里的老保姆蔡阿姨回老家了,爸爸、妈妈在外地出差,我由公务员代管,以为这下可以有吃糖的自由了。结果那位小徐叔叔极其认真地执行爸爸妈妈的规矩,任凭我磨破嘴皮子,左一声、右一个“小徐叔叔,好叔叔”地叫,他就是不肯多给我一块糖。后来他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爸爸让他走了。临告别那天,我看他哭得眼睛都肿了。后来他还回来看过我们,送给我和哥哥一个小桶和一把小铲,说是他亲手在工作的工厂做的。那么多的公务员,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和怀念,只有这个死不让我吃糖的徐叔叔我一直记得,而且一直觉得他好亲、好亲。

  

   有一次爸爸从苏联访问回来,带回了好些用漂亮的铁盒或纸盒包装的各色糖果。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这样美丽包装的食品,其对我的巨大诱惑终于使我越过了雷池。一天趁爸爸妈妈都上班,阿姨在厨房忙活儿的空挡,我从玻璃柜里偷偷将一整盒苏联糖抱了出来,跑到二楼的沈局长家尽情享用。满满的一盒糖,让我吃掉了一多半,沈家的孩子们只是客气地每人拿了一、两块。我本来就有严重的哮喘,这下咳嗽得一发不可收拾。晚上妈妈回来,我拼了死命压住咳嗽,但是压制不住而喷发出的咳嗽更加猛烈。妈妈的精明是极为过人的,这出乎寻常的症状使她第一就想到了糖。一查糖盒,果然早上还是满满的糖盒,此时只躺着孤零零的几块儿糖了。妈妈问糖是不是我吃的,我说不是。问阿姨,也说没有看到我吃糖。妈妈立即下到二楼,真相大白,我因此被罚一个月不能吃糖。

  

   为了多吃一块糖,我还在幼儿园干过一件奇怪地失败了的偷糖把戏。幼儿园的规矩也是每天发一块糖,那是在晚饭后,由小朋友们轮流到厨房去取了拿来。那天轮到我去取糖,厨房的大师傅往放糖的地方一指说:“你自己去拿吧。”我一个一个地按每人一块数出全班小朋友的糖果放进小簸箩里,又多拿了一块,偷偷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为了防止出错,我把装好的糖又一一数过一遍,确定没有错误,这才捧了小簸箩回到班上。岂料老师按一人一块发下去,分到最后一个小朋友还有我时,竟然没有糖了。老师转向我,用疑问的眼神看着我,我一下毛了,老老实实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为自己多拿的那块糖。我当时真是糊涂了,明明数的是一人一块,怎么会少了两块呢?结果本想多吃一块糖,却变成了全班只有我一人没有糖吃。我至今能够记得此事,当时的懊恼程度是可想而知了。

  

   小时候妈妈不但管吃糖的数量,零食的种类也是有严格限制的,大街小摊上的食品是绝不可以吃的。我因此对小朋友们拿在手里细嚼慢咽的苹果干儿、山楂干儿一类的食品有着一种垂涎欲滴的渴望。那时有一种小贩,他们推的小车上的物品应有尽有,有泥做的小鸡哨子,小风车,各色果干儿,还有拐(羊或猪的关节,可以玩抓拐游戏)什么的。这些东西可以用钱买,最多5分钱一件,也可以用牙膏皮换。一个牙膏皮,可以换价值3分钱的东西。我家厨房的水池侧面凹进去一块,可以放些零物。阿姨就把牙膏皮放在那里,攒到一定数量,拿去卖废品。我就大着胆子,时不时地从里边拿出一个去换苹果干儿吃。有一次太馋了,换了又换,把里面的储藏一下全用光了。正好阿姨要去卖废品,一摸,一个牙膏皮也没有了。妈妈又是知道准是我拿了去,问我干什么了。我只好从实招来,说换了苹果干儿吃。妈妈问:“苹果干儿有什么好吃的?家里有糖、有新鲜水果吃。”我说:“别的小朋友都有的吃,就是我没有苹果干儿吃。”妈妈一下认识到忽略了孩子的喜好,说:“小摊上的多脏,要吃为什么不告诉妈妈,我们可以到商场去买。那里的要干净得多。”妈妈当天就让阿姨从小合作社为我买了半斤苹果干儿。可是这一大包反而没有了任何诱惑力,味道比三分钱的那一小包差远了,费了好几天才吃完。我从此再也不馋苹果干儿了,阿姨的牙膏皮也就得以安然积攒。

  

   但是有一样东西阿姨是尽管我吃的,那就是冰棍儿。因为听见一次冰棍儿的哟喝声实在不易,而要从三楼跑下去追上那哟喝声就更为不易。那时卖冰棍儿的多半都是把冰桶(一种上下一般粗的暖水瓶)挂在自行车的后座儿两边,有时推着走,没有人出来买冰棍儿时,就会骑上走。为了追冰棍儿,我练就了一手下楼梯的绝活。先是骑在楼梯背儿上往下滑,到了一楼半,双手扶着楼梯背儿,纵身一下跳跃七个阶梯到达底层。可惜从来没有测试过从三楼到达一楼的时间,反正整个儿过程是惊心动魄,转瞬间完成的。即使这样,跑出楼外,能判断准冰棍儿车的“行驶”方向,真正追上的机率也就是三成吧。大概可怜见我为吃冰棍儿不惜摔断胳膊腿的舍命精神,只要听到“冰棍儿、冰棍儿…”,见我像弹簧一样蹿进厨房,阿姨就会毫不迟疑地用最快的速度交给我五分钱。从我回家上楼梯的脚步声,阿姨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我是否买到了冰棍儿。看着我大汗淋漓,满意地吸溜着手中只剩了小半截的冰棍儿,阿姨也为我高兴。如果那天凑巧,买到的是稀罕的香蕉或者是桔子冰棍儿,我得意,阿姨也笑。如果听到的是疲疲蹋蹋的脚步,开门声也半死不活,阿姨就知道我这趟又白追了。把五分钱交还给阿姨,她总是劝慰我几句,知道我还是得难受半天。

  

   现在回国到亲戚、朋友家串门,冰棍儿都是成盒儿地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各色各样,尽你挑选。但是吃起来却再也没有小时候拼命追来的有滋味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贱骨头吧。

  

   这种“阔家主”的孩子的身份在我九岁那年改变了,因为爸爸、妈妈出事了。

  

   爸爸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从红得发紫的“红旗秀才”,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下山后在部里受批斗、后来被开除党籍,发配去北大荒劳改。妈妈也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我起先并没有感到生活跟过去有什么不同。因为爸爸在时,我也多半见不到他,我两个礼拜才回一次家,只要蔡阿姨在,我的生活永远是一样的。最先感受到了爸爸倒台的影响是从同学身上。

  

我小时的性格像男孩儿,因此学校的玩伴儿主要是男孩子。那时班里的男孩子们正在热心地进行一种盖房子的试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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