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混淆“认知”和“意志”的逻辑谬误

——康德自主责任观的悖论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6 次 更新时间:2018-02-11 01: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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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理性思维的最低要求就是守住逻辑同一律,但特别看重理性的康德在自由意志的问题上却突破了这条底线,居然混淆了“自发”和“自由”、“认知”和“意志”两对概念,结果不仅剥离了人们从事行为的经验性因果链条,而且将自主责任单向度地归咎于“理性的失职”,以致对一个简单的日常案例也给出了包含种种逻辑谬误的荒唐解释。

  

   一、自主责任的问题缘起

  

   在西方哲学史上,“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一直是两个孪生的话题,从古希腊起便并肩登上了哲学舞台,迄今为止依然萦绕在许多哲学家的脑海里,如同噩梦一般长期挥之不去。一方面,斯多葛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就在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中,围绕下面的问题展开了著名的争论:如果说世界万物充满了为必然命运事先决定的因果链条,以致随机偶然的无序现象找不到多少立足之地,人们怎么还有可能从事自由的选择,并且为此承担自主的责任、接受相应的惩罚呢?[1](436-457、467-469)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让英国哲学家伯林大伤脑筋的头号难题照旧是:要是“决定论”(严格说来其实是“不兼容论”)凭借因果链条否定自由意志的立场能够成立(他自己也承认无法证明这种立场是错的),人们有关自由选择、自主责任和道德褒贬的全部话语岂不是将根本改变了?[2](5-34、128-130)这类现象很容易让人疑窦丛生:虽然哲学探讨的据说大多是一些很难找到确定答案的终极问题,但假如像这样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哲学家们居然还是只能原封不动地重复此前的老问题,他们怎么能够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的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或者至少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呢?

  

   足以加深这种疑问的一个事实是:在如此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许多顶级思想家也曾着手对付这个恼人的课题,但他们艰辛努力的结果似乎也不见得好到了哪里去。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典范,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头号大师康德了。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这位创建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晦涩思辨体系的思想家试图诉诸一个日常生活的具体案例——“某人恶意说谎而造成社会动荡”的“任意行为”,围绕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问题给出自己的解答。现将他的论述摘录如下:

  

   “我们首先回溯这个行为的经验品格的根源,诸如糟糕的教育,不良的交往,缺乏羞耻感的恶劣天性,浮躁轻率,同时也没有忽略诱发性的偶然原因。……不过,尽管我们相信这个行为就是这样被决定的,却依然不会因为这个人的不幸天性、影响他的环境、他从前的生活方式就减少对他的指责。因为我们假定可以不考虑他的生活方式到底是怎样造成的,甚至把这些条件的已逝序列当成是从来没发生过的,而将这个行为看做是对于先行状态而言完全无条件的,就好像他自己在这个行为中完全自行地开始了一个新的后果序列似的。这种指责建立在一条理性的法则上,我们依据它把理性看成是一个本来能够和应当不顾上述一切经验性条件而对人的行为做出另一种规定的原因。……这个行为被归因于他的理知品格,此人在说谎时犯下的罪纯粹是他自己的。不受这个行为的所有经验性条件影响的理性是完全自由的,因而它也要完全归咎于理性的失职。”[3](447)①

  

   众所周知,在他的大部头专著里展开抽象枯燥的长篇大论时,康德很少援引具体的事例,因为如同他在这段论述之前特地声明的那样,他认为诸如此类的证明不适用于“先验”的主张。不过,或许由于自由意志以及自主责任问题特别重要的缘故,他在此却打破常规,举出了一个并非罕见的日常事件,一下子就拉近了他的高谈阔论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但让人遗憾的是,如果说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举出的那些案例最多不过是折射出了他的艺术鉴赏品味不太高的话,那么,他在此讨论的这个案例却清晰地展现了他犯下的混淆概念、自相矛盾等逻辑谬误,尤其是未加反思地跨越“是”与“应当”的边界而将“自主责任”仅仅归咎于“理知品格”的跳跃式推理。倘若进一步分析,我们从中还能发现西方主流学界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历经两千多年却还是一筹莫展的头号根源,在于那种依据认知理性精神让自由与必然直接展开冲突的关公战秦琼式的二元对立架构,从而足以警醒我们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理由拿哲学问题自身的终极性或不确定性作为挡箭牌,来为某种哲学思潮或某个哲学家的理论失误开脱。基于这一考虑,本文试图依据笔者在几篇文章里围绕事实与价值、自由意志与因果必然的关系提出的见解[4][5][6],针对康德有关这个案例的解释进行一些批判性的分析。

  

   二、二律背反的理论语境

  

   首先要说明的是,康德是在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语境中讨论上述案例的;所以,他对这个二律背反的解答也直接影响到了他给出的解释。

  

   众所周知,在先验宇宙论的四个二律背反中,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由于关涉到如何安放“自由”这块纯粹理性大厦的“拱顶石”的缘故,受到了康德的特别重视。不过,在古希腊业已确立的二元对立架构的积淀性影响下,康德针对这个千古之谜的解答却存在致命的缺陷:他首先将应然性维度上的“自由”与实然性维度上的“自发”混为一谈,然后又将“自发”理解成所谓的“无因而生”“偶然无序”,结果得出了理性不可能证明或理解“自由”这个“自在之物”的结论,最终将这块哲学的拱顶石变成了他自己也承认的“真正绊脚石”。

  

   本来,在谈到哲学研究的两个对象“自然和自由”时,康德已经在休谟的影响下指出:“自然哲学涉及所有‘是(存在)’的东西,道德哲学涉及那些‘应当是(存在)’的东西”[3](634-635),从而严格区分了宇宙自然之“是”与意志自由之“应当”,明确主张在实然性的自然中不存在应然性自由的“应当”问题。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声称:“纯粹道德学……只包含自由意志的一般必然的道德法则”[3](54), 明确主张自由意志也像宇宙万物遵循着自然规律那样遵循着自己的因果必然链条,并且因此构成了道德哲学旨在探究的“应当是”。而在他最后接受了的二律背反的正题里,康德也以类似的方式预设了“按照自然规律的因果性”与“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的兼容并存,一方面把自然与自由清晰地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同样强调应然性的自由诉求包含着它自身的实然性因果必然(“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从而为他解开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之谜奠定了此前西方哲学家可以说都不具备的概念基础和分类前提。

  

   可是,在论证二律背反中的正题时,康德却几乎没有对症下药地正面解答“人的自由意志诉求与自然界的因果必然链条为什么能够兼容并存”的话头,相反倒是离题万里地大谈为什么会存在宇宙论意义上的“最初开端”“第一推动者”,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除了按照自然规律的因果性之外,我们还必须“假定原因的某种绝对自发性,它使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现象序列由自身开始,因而就是先验的自由” [3](374-376)。在另一个地方他也解释说:“我所说的自由在宇宙论的意义上就是自行开始某种状态的能力,所以它的原因性不是按照自然规律从属于另一个在时间上规定它的原因。”[3](433)很明显,康德在此实际上已经越过了他自己也承认的“是”与“应当”的严格界限,将“随意任性”“从心所欲”的“自由”与“自行开始”“没有先行原因”的“自发”(spontaneität或 spontaneity)混为一谈了,却没有看到关键的一点:“自发”本身如果不是基于人的意志诉求这个不可或缺的载体,而是仅仅构成了像太阳黑子爆发这类宇宙论现象的特征的话,它的“自行开始”就还是位于自然的实然性维度上,却与自由的应然性诉求没有什么关系。就此而言,他在正题里努力论证其存在的那个东西,与其说是应然性的“意志自由”,不如说是实然性的“绝对自发”。

  

   更严重的是,由于这种概念混淆的缘故,康德在原本的使命是旨在肯定自由存在的正题里,已经把“无因而生”“绝对自发”的先验自由说成是“哲学的真正绊脚石”了,认为“哲学在承认这类无条件的原因性时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3](376-377)。而在原本的使命是旨在否定自由存在的反题里,他更是将先验自由说成是“脱离了(独立于)自然规律”“混乱无序、前后不一”的“空洞观念物”,结果在把随意任性的自由诉求混同于随机偶然的自然事实的基础上,声称“伴随着这种无规律的自由能力,自然几乎不再是可以思维的了”[3](374-379)。结果,在正题与反题之间的这种异曲同工的奇妙结合中,康德无可奈何地推出了一个悖论性的结论: “我们本来连自由的可能性也根本不想证明” [3](449) ;“虽然我们将道德的确定概念归结为自由的理念,但还是不能证明自由在我们和人性中是真实存在的”[7](72),从而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充满极度反讽意味的深度疑问:要是连“自由”的存在都既“不想”、也“不能”证明,他那座靠这块拱顶石支撑着的哲学大厦还能说成是牢靠稳固的吗?

  

   值得一提的是,在论证正题的时候,康德还凭借另一个日常行为的具体案例,展示了他是如何通过把自由与自发混为一谈的途径,将这块重要的拱顶石变成真正的绊脚石的:“如果我现在完全自由地、不受自然原因的必然规定影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那么在这个事件中,连同其无限的自然后果一起,就会绝对地开始一个新序列,虽然按照时间这个事件只是某个先行序列的继续而已。因为我的这个决定和行为根本不处在纯粹自然作用的顺序中,也不是这些自然作用的单纯延续。”[3](378-379)反思一下生活体验就会发现,康德在此同样忽视了能够让实然性的“自发”成为应然性“自由”的那个关键因素:“我从椅子上站起来”的行为要想成为“完全自由”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我自己本来就有“想要(will)站起来”的自由意志,却与它是否“不受自然原因的必然规定影响”完全无关。所以,“我的这个决定和行为”也根本不会是无中生有、凭空出现的,相反总是处在种种因果链条或必然或偶然的影响之下——比方说,我早已计划好了现在出门办事,我当下突然想要起身看看窗外的风景,等等。事实上,假如它是在“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想要站起来”的意义上构成了“绝对自发”,我不仅不可能感受到从心所欲的“完全自由”,相反还会由于弄不清楚其中隐含的因果机制而觉得惶恐不安,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身心方面出了什么毛病。

  

   不幸的是,康德这位思辨大师在解释十分简单的日常举动时流露出来的这种莫名其妙的不知所云,并不限于“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个案例。由于类似的缘故,他在解释“某人恶意说谎而造成社会动荡”的行为时,同样严重背离了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并且导致他的自主责任观陷入了自相矛盾的荒诞扭曲。

  

   三、经验品格的完全剥离

  

本来,康德在刚开始分析的时候也承认:某人从事的这个“任意行为”受到了来自内部外部的种种先行因果链条的影响——他称之为“经验品格的根源”。这种说法与他把“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成是“根本不处在纯粹自然作用的顺序中”的“绝对自发”明显是大相径庭的,却无疑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撇开了糟糕的教育、不良的交往、恶劣天性、浮躁轻率以及某些偶然原因的共同效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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