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一位公务员的三十年学问人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4 次 更新时间:2018-02-11 00:59:28

晨曦  

  

   如果从1987年发表第一篇理论文章算起,我在工作之余开展社科研究已有30年时间。3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瞬,但在个人经历中却为时很长,总结反思几十年来的学习工作,我自然想到这段痛并快乐着的研究与写作时光,把它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或许,对有这方面爱好的后来人有点意义。

  

   一、三十年艰辛跋涉,最难煎熬:耐住寂寞坚持再坚持

  

   年轻时最早钟情文学,二十多岁时我就写了五部电影文学剧本,其中一个本子曾得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很高肯定,一位长者还给我写来一封长信,把我那个剧本与法国《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作比较,说“这种样式的影片中外并不多见”(其实我至今都没有看过那部影片和剧本)。受其鼓舞,我又把剧本寄到北京一家电影厂,结果虽石沉大海,但两年后该厂推出的一部电影,我发现在主题、情节以及蒙太奇手法运用上,居然与我的剧本高度吻合。我意识到被抄袭,于是给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写了信,还寄上剧本请他核查。结果还是石沉大海,于是给一直仰慕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著名导演写信述说了此事。导演回信介绍了一些圈外人不知道的事情,劝我别对这个行当太报幻想。这样,怀着心酸,我放弃了自己奋斗了五年的初心。

  

   1987年进入行政机关后,一个偶然机会参加了干部培训班,学习之余到图书馆翻阅书报,在读到一些与文学艺术完全不同的理论文章后突发奇想:我能不能写这类文章?说干就干,在经过大量“填鸭式”阅读后,冥思苦想半个月,我以自己的心理轨迹为分析依据,撰写了《青年干部学员心理动向浅析》一文,斗胆寄给了上海一家研究机构。

  

   这本是一次全新的写作练笔,我完全没有想到发表的可能,以至文章寄出后都忘了这件事。哪知两月后收到上海那家研究机构寄来的信函,打开发现,我那篇三千多字的文章,竟然一字不落地全文发表出来!

  

   初次告捷让我得知理论原来并不神秘。我想,何不以此为起点,把个人兴趣向理论方面转移呢?兴趣点确立后,根据自己在行政机关工作,对社会变革、选人识才等现实问题接触较多的实际,我把主要关注点选择在政治与民主、领导与用人这类问题的学习思考与研究上。而且一鼓作气,又先后在上海的《现代领导》、吉林的《演讲与口才》、黑龙江的《决策借鉴》等刊物,先后发表领导素质、语言表达方面的文章若干篇。

  

   然而,在初尝开始的喜悦过后,更多的还是焦虑与苦闷。焦虑的是写出来的东西与专业研究人员多有雷同,创新突破不知从哪里入手;苦闷的是成果数量偏少,1988年至1995年,工作之余埋头苦干、熬更守夜八年,但发表出来的理论文章却不足30篇,我列为主攻阵地的一家核心期刊,八年间投稿无数但只发表了一篇。而既焦虑又苦闷的是,理论写作十分枯燥,思维讲求理性,表达讲求严谨,写作中常常为一个词、一段话斟酌良久,酣畅淋漓一挥而就的情况从来没有,更多的是一个字一句话地去想、去抠、去熬,半夜里辗转反侧突发灵感,披衣起床写几句睡觉,睡下后感到不妥再思考再起床的情况,已经是太多太多。尤其是由于公务在身,只能借用业余时间做学问,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多少陪伴家人朋友的乐趣,则更是无法统计。总之,写作与研究过程中,虽然也有过“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但那只是偶然,更多伴随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彷徨,是“茶饭不思夜难寐”的苦恼,是“怀疑自己行不行”的犹豫。

  

   没有灵丹妙药,解决的唯一途径是耐住寂寞,把守定力,在持而不懈地坚持中多学习、多观察、多思考、多动笔。我认为这是上升中的“瓶颈”,一旦咬牙挺住,一定会有新突破的。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1996年至2000年,还是五年,虽然发表文章只有35篇,与前一个五年在数量上增长不多,但在“主阵地”上发文三篇,在另一家核心期刊发文则达到8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八五科技成果选》、《中组部论文汇编》、《中国改革成果通报》、《中国改革战略研究》等6种国家级大型丛书收录了我的文章,质量上有了提升。2001至2014年,这期间我在刊物、网络发表各类文章近400篇,其中,光在一家全国有影响的核心期刊上,发文不仅达到20多篇,而且近一半还是作为“封面文章”重点推出,在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中央主要网络媒体上,发表或转发的文章也超过100篇,数量与质量都获得了显著提高。

  

   二、三十年成果分享,最悦表达:水到渠成塑造新自我

  

   如果把自己三十年写作发表的文章从类别上进行细分,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种类型:

  

   一是学术与应用理论类。这类文章需要借助概念表达、理论阐释、逻辑推理等环节去表达,立意深远、表达严谨、主题要新,是写作构思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这类文章适合承载有学术价值又比较重要的问题,曾收入《中国八五科技成果选》的《领导者的认知偏差及其调节》一文,就属这种类型,还有,发表在高校刊物上的《权力理性化论》、《论领导类型》,收入《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的《论领导魅力》、《关于领导干部职业道德建设问题的思考》等等,就属于这种类型。

  

   二是时政评论类。运用理论知识对社会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以问题为导向、一事一议、针对性强,是这类文章的特点。1995年以前,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主要在政务类中进行,党务干部则依然以传统的任命制进行。这种改革显然有失偏颇,为此我撰写发表了《党务干部也应实行公开选拔》的文章。该文在国内较早提出了单一选拔方式的弊端,提出了党务与政务干部一同试行公开选拔,对推进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必要性。1999年2月,发表的《干部任用不能唯台阶》一文,对我国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唯台阶论”提出了质疑,在今天看来,对完善我国干部选拔制度仍有现实意义。2006年前后,继河南省郑州从全国范围引入几十名博士进入县处级领导岗位之后,北京市丰台区也一次性引进北京大学十名博士后到所属职能部门的领导岗位任职,这种改革看似力度很大,但存在诸多问题,据此,我撰写的《博士越位做官违规》,指出了该做法在政策与导向上的弊端,文章在光明网发表后,迅速被国内数十家媒体转发。2006年至2012年,我在国内一家著名学术思想网发表的200余篇文章里,不少就属于这一类型。

  

   三是领导案例类。作为应用学科,中国领导学一直没有把案例纳入体系范畴之中,这如同学医的不学临床医学,无疑是一大先天不足。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增强领导学研究与现实对接的针对性,进入两千年后,我就开始大量搜集案例并展开研究。比如正面典型上,我一是把国家高层的领导行为作为关注对象,从媒体海量报道中选择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先后写作发表了《小节显新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工作行为的变化与特征》、《我国政治建设的新亮点》、《我国报刊治理的领导方略分析》、《我国村民自治工作的回顾与展望》等等。这其中,在对领导个体行为的研究上,我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研究对象,先后写作发表了《温家宝答记者问艺术赏析》、《温家宝的外交风采》、《温家宝的语言特色》、《温家宝的领导特征》等等。这些文章每篇都以四五千字的篇幅重点推出,发表后评价很高、反响极好,每篇都被收入国家级大型文献中。

  

   负面典型同样从有可能引起舆论关注,对推动领导行为与工作改进有借鉴意义的案例入手,以新闻曝光加时事评论的方式逐步展开,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的有这样几例:一是对两位受到责任追究的省部级官员,选择人们不知或没有注意的某些细节性东西进行再曝光,撰写的文章经中央媒体转发后,迅速获得全国媒体广泛转载,于是形成舆论热点引发讨论;二是对五位厅级官员进行“二次曝光”,并且获主流媒体转发引用。五位官员后来的结果是:两人调离领导岗位、两人被判刑、一人虽没受到处理,但我发在网上的文章引起60万人围观,对推动后来干部选拔制度改进,起到了很好的舆论推动作用。

  

   关注和研究案例,就是以新闻眼光做学问,这是我在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探索,它与我曾经在新闻部门工作的经历有关,也成为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特色性亮点。2018年1月,《爱思想》刊发我撰写的《用新闻手法做学问》,就是专门总结的这个问题。

  

   四是建言献策类。把自己研究中多年思考的问题,通过一定途径向上传递,为高层决策作参考,这是自己这些年所做的一个大胆尝试和突破。人民网十年前就办了一个“电子提案”,网民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与建议,通过该板块分门别类反映到不同的中央部门,这些年,通过“电子提案”我就提出过十来次建议。

  

   还有一个就是以信函形式直接向中央建言。2013年以来我已先后有过四次这方面尝试,前三次建言提出的修改干部任用条例改进干部选拔制度、对用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完善我国干部问责制度,都在日后党的工作改进中得到直接体现,光明网为此对我进行过专访、南方周末曾邀我写过体会性文章,还有媒体为此刊发评论,都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第四次建言写于2016年11月,主题是关于下大力解决形式主义屡禁不绝的问题。这次建言媒体虽未报道,但十九大以后党中央作出的整治形式主义工作安排,可以看出二者高度吻合。

  

   四个方面的辛勤耕耘换来丰硕成果。目前,我已在刊物、网络共发表各类文章数百篇,获得各种成果奖励几十次,如全国优秀学术成果奖、中国改革理论成果奖、全国用人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等等。文章有数十篇被收入各种大型文献,如由北京大学等编纂的《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研究》、由清华大学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编纂的《中国教育大精典》、由人民日报社与中央党校联合编纂的《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等等。有的文章还进入国家高层视野,如一篇关于改革问题的文章,就被中央机关编入《学术界近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中,以信息专报的形式上报中央领导参阅。也因为成果丰硕,我先后被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党风和育人用人专业委员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聘为特约研究员,还在1998年当选领导科学优秀中青年学者(全国仅10名),在2005年当选中国专家学者十年贡献人物,在2012年当选光明博客十大风云博主,在2014年当选光明网年度精英等等。

  

   辛勤耕耘换来的成果还表现在工作实践上。热爱是最好的导师,由于常年业余研究做学问,我对理论工作是情有独钟,在分管全市理论工作期间,摸索出了以队伍建设为基础,以活动为载体,以典型为抓手,县市区一个轮子转的工作方法,在党委中心组学习上,探索出了“一线学习法”、“组宣纪联合督导法”,在机关干部与乡村农民学习上,总结推广了“五个一学习法”、“乡村夜话”等,把单调枯燥的理论工作硬是搞得生龙活虎、有声有色,工作年年在全省名列前茅,

  

   总之,三十年辛勤耕耘,换来我行政干部与社会学者两种身份兼备。我曾用四句话概括自己的角色定位:平民视角观生活,学者思维辩世相,位卑未敢忘忧国,学问良知著文章。这种自我塑造,可以说就完全来自多年学习研究的磨砺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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