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滨 李钰娟:失重、迷失与失足:流动青年吸毒的一个解释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2 次 更新时间:2018-02-09 23:39:31

进入专题: 流动青年   吸毒  

刘成滨   李钰娟  

问题的提出

  

   据《2016年世界毒品报告》估计,2014年全球范围内一共约有2.47亿成年人(15~64岁)非法使用毒品,约占全球成年人口的5.2%,并且这一比例在过去几年中一直保持稳定。毒品使用类型主要包含大麻、鸦片类可卡因、安非他命类兴奋剂、摇头丸等。同时该报告指出,2012年全球超过18万人口的死亡与毒品有关。

   根据《2016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250.5万名(不含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数、死亡人数和离境人数),同比增长6.8%。2016年,全国禁毒部门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4万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8万名,缴获各类毒品82.1吨;查获有吸毒行为人员100.6万人次,其中登记新发现吸毒人员44.5万人;依法强制隔离戒毒35.7万人、责令社区戒毒24.5万人次、社区康复5.9万人次。这一系列的惊人数据表明,我国的吸毒问题已成为一个非常严峻、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全国毒品犯罪的重要中转站、中部枢纽,H省吸毒人口规模较大。2016年H全省共有18个强制隔离戒毒所,新收戒毒人员8010人,解除隔离7569人,年底在押戒毒人员9033人。本研究以H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为背景,探索流动青年群体中部分吸毒青年的共性人生经历与社会结构性原因。

  

文献回顾

  

   吸毒问题在国内外的学界主要涉及法学、犯罪社会学、人口移民等研究领域。青年人群的吸毒问题还牵涉到青年领域的特定研究,如青年社会工作、家庭研究等。

   1.国外关于吸毒人群的理论研究

   作为犯罪现象的吸毒在相关领域颇受关注,鉴于不同国家对毒品的法律规定不同及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本研究只回顾相关的理论命题。美国的犯罪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出的社会反常论认为,流动人口由于社会规范缺乏,个人的需要和欲望无法正常满足,因此采取不恰当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于是就产生了犯罪行为。美国犯罪学家埃德温·萨瑟兰提出差别交往论认为,在现代化社会里,人们交往既有对他人生活起积极作用的人,也有放任自流的人,青少年犯罪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青少年具有强烈的模仿欲望,加之他们还受到成年罪犯的教唆与鼓动,更加大了他们犯罪的可能性。索尔斯坦·塞林提出的文化冲突论认为,不同的文化环境形成了独特的社会规范和个人人格,同质文化下形成的社会规范与个人人格是一致的,而异质文化形成的社会规范和个人人格各不相同,当个人遭受异质文化的冲突时,就容易产生犯罪。由于移民在迁移过程中普遍遭遇文化冲突或文化震惊,移民群体是文化冲突最具代表的群体,所以,移民群体中出现的自我放弃、堕落(如吸毒)的越轨行为也较为典型。

   2.国内关于流动青年吸毒的研究

   在流动青年吸毒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关注心理原因、社会交往原因及认知行为原因等方面。

   首先,心理学界及思想政治教育类刊物及部分医学类研究认为,青年人群正处于身体发育快、第二性征突显及性冲动较为强烈的时期,这种身体变化同时孕育着追求刺激、好奇心重、对新事物具有强烈的敏感度等特征。尤其是敏感而好奇的青年人群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还容易受到诱导、蛊惑从而出现吸毒风险。

   其次,社会学界与人类学等相关领域偏重文化分析,将吸毒作为一种亚文化进行研究。认为青年人群吸食毒品的亚文化是由于这些人具有共同、共享的吸毒认知理念或人生价值观,并将毒品作为一种特有的群体内文化载体的现象。此人群内部的亚文化形成一种“内群体”游戏规则,共同分享吸毒感受、相互交流犯罪经验甚至是逃避打击的技术。因此,他们通过吸毒得到一种反叛式快感,毒品亚文化在表达年轻人的自我、废弃道德、摒弃传统甚至是反抗主流文化的影响力方面,不亚于20世纪60年代席卷欧美的嬉皮士文化。

   最后,部分学者从青年的认知特征入手,着重分析青少年的思维方式对吸毒的影响,如有学者研究发现,对有关毒品知识方面的认知偏差导致部分青少年人群具有了吸毒的发生条件,在毒品朋友的教唆下,与毒品的可得性形成毒品扩散的“过程链”。

   综观上述内容,已有文献为本研究了解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与分析提供了重要参考,但现有文献比较着重关注青年人群吸毒发生的心理内因即个人因素、群体亚文化、文化冲突与变迁等维度,而忽视了青年人群吸毒风险发生的结构性、社会共性的制约力量。青年流动人群作为吸毒青年的重要构成,其流动性在哪些方面对吸毒风险的发生具有诱发作用,是本研究拟突破的重点面向。

  

流动青年人群吸毒的解释框架

  

   根据调查发现,流动与吸毒存在相互促进的影响。一方面,流动人员从原住地到外地,脱离了初级群体的监管,受到吸毒亚群体的引诱,加上青年自身的叛逆心理,为接触毒品提供了机会窗口,增加了其吸毒的风险。另一方面,吸毒人员由于标签顾虑,为了躲避原社会圈子的压力与排斥,会离开原住地而强化流动。本研究通过对戒毒人员的访谈、档案查阅、教官访谈,深入分析其在流动过程中的心理行为特点或潜在的风险点,探索其流动经历过程中的风险因素。

   1.社会环境切换与秩序失重

   调查发现,H省强制隔离戒毒所里的流动青年涉毒的时间往往是流动初期,大都在流动初期三年以内的时间阶段。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涉毒青年的年龄往往较低,甚至是未成年。

   “十六七岁时辍学,然后就跟着一些朋友出去玩,十八九岁开始吸食海洛因。”(HNLY)

   “16岁时,妈妈资助,姐姐协助,在苏州开了个小饰品店,半年多,不赚钱开不下去了,关了店子。之后......吸上了毒。”(HNWYJ)

   “18岁时,就出社会,打工,在酒店当服务员,接触了一些社会朋友,染上了毒品。”(HNSFY)

   年龄低、辍学、就业层次低,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次级劳动力,甚至是面临较高失业风险,这些共性的因素意味着此类青年或青少年在从家乡外出到陌生的城镇中时,自我鉴别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均比较弱。在此背景下,其就业、经济条件、思想动态、认知与社会把握能力都处于一个急剧的转换、冲突状态。青年流动人口在外出务工前,处于农村熟人社会或校园文化生活,社会秩序是信息对称、信任充分、人际交往比较亲近、自然状态下的熟人秩序。但外出务工后其人际交往圈切换为陌生人社会,信息不再对称—管理人员与工作交往人群的信息完全不同于学校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与村里的亲邻关系,由此人际关系信任的社会基础不再具备,或者说务工青年尤其年龄较低而心智还不够成熟、社会经验还不够丰富的部分青年在切换到新的不熟悉、无信任基础的新社会秩序中时,这种切换与过渡阶段容易出现心理失重。

   “我当时初二不上了,就过年之后跟着一个同村的堂姐到武汉,刚刚到武汉是在一个餐馆打工。过了两个多月,堂姐因为家里有事,她就回去了。我一个人在武汉继续打工。我对武汉觉得很新奇,就喜欢到处玩,特别是到一些景点和逛街,就玩不够。但我知道自己没钱,当个服务员也挣不到钱,根本就不够我花的,所以,只能看不能买。尤其是晚上,总感叹自己命不好,太穷了。就想找个男朋友,给我些钱花。后来就找了个搞装修的,然后就跟男朋友在一起了。当时没觉得什么,后来同居了一个多月我才知道他吸毒。后来我也跟着吸了。”(HNJSX)

   “在家里面的话,就不会出去玩。我家族比较大,我家之前在农村,亲戚很多,就这样的事,担心叔伯们会看笑话,说我家没教好、没家教啊,担心爸妈被他们指点,抬不起头来。”(HNWXN)

   “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是毒品,但感觉这个东西不对劲。三四天后,朋友又约一块玩,我问他们才知道这是毒品,是犯罪的,问会不会上瘾,他们说不会。我半信半疑,有点侥幸心理,认为没事,就又吸了一次。后来遇到不开心的事,就会去吸。”(HNYXQ)

   我们从前述三个案例的吸毒“经历”可以发现,他们在接触到“吸毒”人群或面临吸毒风险前是“信息不对称”的—他们不知道他们遇到的朋友甚至是恋人是“风险”,交往初期由于陌生而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这种信息不对称又没有第三方其他人可以进行了解,家人等更不可能在场给予借鉴或帮助。特别是在所谓的“朋友”刚开始就故意隐瞒的情况下,这种信息不对称就导致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在“未知”的情况下陷入涉毒的风险中。失重就是在本来信息对称的熟人社会秩序转向陌生秩序过程中,流动青年新的社会经验与秩序系统尚未健全甚至未建立时,面临一些风险或诱惑时丧失自我意识、鉴别能力,尤其是丧失行动控制能力而失去生活重心的状态。

   简单地讲,失重,是流动青年在面临社会秩序系统发生切换时失去重心的状态。这种失重是流动青年面临风险时失控的诱发机制。从人的社会化进程而言,外出流动务工的青年由原来比较熟悉的家庭和学校环境进入一个陌生的流入地,由农村进入城市,其生活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内心受到较大的文化差异的冲击,甚至是产生文化震惊。这种冲击与震惊导致流动青年的日常生活与心理重心失去了稳定。他的社会认知系统与心理平衡机制被打乱,家庭的约束、亲朋好友的借鉴与帮助、熟人社会的信息透明机制与信任机制通通“失效”或根本不具备,社会学称其为初级群体的脱离与社会秩序系统的切换。

   在流动青年外出务工前的初级群体秩序中,成员之间的交往是充满感情的、深入的,成员之间的互动是频繁的、持续的。初级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互动既有信息的通透性,更具有精神支持、情感慰藉、心理认同的稳定性。但因为流动而发生社会秩序切换后,青年远离初级群体,部分青年缺乏家人的关怀、朋友的支持、社区的帮助,就像沙漠里的一棵小草、大海里的一叶扁舟,面对大都市的芸芸众生却充满内心的匿名感、自卑感,而缺乏存在感、融入感,找不到把握社会秩序的重心。

   这种失重状态的出现,就导致青年面临风险点时而不自知,也没有其他力量帮助他们鉴别或筛选、过滤这些风险因子。比如,在家乡,吸毒是很严重的、不被接受的行为,而在大都市流入地,流动青年由于缺乏亲密的、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会产生一种匿名感受,行为的约束性降低,容易引发吸毒行为。所以,失重状态的青年很容易发生越轨、失范,吸毒只是其中一种可能。其他可能性还包括卖淫而成为职业的性工作者、成为盗窃犯罪团伙成员等。所以,从社会秩序切换的失重风险而言,流动青年的吸毒及其他类型的越轨风险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建构前提。一旦这种建构条件出现,而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与第三方(政府的、公益的)救助机制又不健全的情况下,部分青年人群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失范泥潭。由此,失重状态是一种社会秩序、信息机制、价值观念的切换与混沌、冲突与重建的过程,而风险点在此过程中出现就很容易形成越轨行为。

   2.认知规范模糊与生活迷失

失重状态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秩序层面,社会支持缺席。如果在青年失重状态产生的初期,有社会支持力量帮助或给予指点、约束,就会中止失重而返回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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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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