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一带一路”投资风险及其法律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2 次 更新时间:2018-02-08 0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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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  

   【摘要】 “尤科斯诉俄罗斯案”是由尤科斯公司及其股东分别向欧洲人权法院、海牙常设仲裁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事仲裁院提出的多个争端所组成。该案源自俄罗斯政府对尤科斯公司采取的税务稽查以及与之相关的高额税款与罚金、财产冻结、强行破产等措施。欧洲人权法院判令申请人胜诉,认定俄罗斯的行为是对申请人财产权的非法干预,但海牙地方法院和斯德哥尔摩地方上诉法院以仲裁庭缺乏管辖权为由分别撤销了海牙常设仲裁院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事仲裁院的实体裁决。该案一方面展现了“一带一路”国家常见的投资风险以及投资者寻求多元法律救济的可行路径,另一方面也印证了管辖权问题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重要地位。鉴于该案申请人的经验教训以及“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的特点,中国投资者应重视投资条约项下的“管辖权风险”,必要时向欧洲人权法院寻求法律救济,适时进行国籍筹划,并采取适当措施避免投资条约中利益拒绝条款的适用。

   【中文关键词】 尤科斯诉俄罗斯案;一带一路;投资风险;国籍策划;利益拒绝条款

   【全文】

  

一 问题的提出

  

   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以来,国际社会予以广泛而热烈的响应。当前,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已经超过500亿美元,为有关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税收与就业岗位。[1]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加强沿线国家投资领域的区域合作,致力于减少相互之间的投资壁垒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2]“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给中国投资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走出去”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其认真考量与评估沿线国家复杂多变的投资壁垒与风险。就此而言,通过研究典型国际投资仲裁案来揭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的主要特点,并在现有国际投资法律框架下阐明中国投资者的应对策略,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晚近以来,中国投资者在海外市场通过国际仲裁进行的维权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15年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受理的“中国平安诉比利时案”以仲裁庭裁定无管辖权为由结案。[3]2017年海牙常设仲裁院管理的“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诉蒙古国案”(以下简称“黑龙江国际公司诉蒙古国案”)同样被仲裁庭以无管辖权为由驳回中国企业的全部诉求。[4]中国企业在上述两案的败诉有一个共同原因,即中国分别与比利时、蒙古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中的特定条款均存在模糊或缺漏之处,而仲裁庭又对此类条款作了狭义的约文解释,导致仲裁庭行使管辖权缺乏必要的条件。例如,依据1991年中国—蒙古BIT第8条,缔约方仅同意将“有关征收补偿额的争议”提交国际仲裁,而“黑龙江国际公司诉蒙古国案”的诉争点是蒙古国政府取消中国企业的采矿权是否构成征收。仲裁庭据此认为,只有东道国法院才有权决定是否存在征收行为;只有当诉争点是有关征收的补偿额时,仲裁庭才有管辖权。代理蒙古国的Milbank律师事务所声称,该案的裁决可能会对中国在全球的海外投资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大量缔结于20世纪80-90年代的所谓中国“第一代BIT”包含有相同的限制国际仲裁受案范围的条款。[5]在中国“第一代BIT”被修正或取代之前,投资者援引此类BIT来寻求国际仲裁的法律救济时仍可能面临仲裁庭无管辖权的窘境。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6]投资风险的复杂与多样性正日益凸显。“一带一路”国家的法治水平参差不齐,法律体系不够健全,执法程序多有瑕疵,相关政策与法律还经常因外部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投资环境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7]在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投资者正遭遇多样化的政治风险,包括政府审查(反腐败审查、环保审查、反垄断审查等)、本土化要求、群体性劳动纠纷、税务争议等。[8]有关“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风险及其应对策略,“尤科斯诉俄罗斯案”可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自2004年开始,俄罗斯石油巨头尤科斯公司及其股东分别在欧洲人权法院、海牙常设仲裁院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事仲裁院,就俄罗斯政府的同一“征收行为”提出了多项指控和赔偿诉求。因此,“尤科斯诉俄罗斯案”实际上由三个国际争端解决机构所处理的多个案件所组成。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史上,该案因申请人索赔金额之高(超过1140亿美元)、东道国被裁决赔偿金额之多(超过500亿美元)、耗时之久(欧洲人权法院与海牙常设仲裁院均耗费近十年之久才作出最终裁决)、案情演绎之“跌宕起伏”(海牙常设仲裁院与斯德哥尔摩商事仲裁院临时仲裁庭的裁决分别被仲裁地法院撤销)而颇为引人关注。另一方面,虽然俄罗斯政府对尤科斯公司采取征收行为有其特定的政治与经济原因,但该案所涉的东道国管制行为在“一带一路”国家仍具有一定共性,且俄罗斯通过管辖权异议成功挫败了申请人在海牙常设仲裁院和斯德哥尔摩商事仲裁院仲裁庭提出的多项诉求,与中国投资者在部分涉华仲裁案件的遭遇有相似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这三个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报告中梳理出核心法律争议,并结合部分涉华投资争端案的审理情况,为中国企业事先预防与事后应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风险提供借鉴。

  

二 “尤科斯诉俄罗斯案”的案情概要与裁判要旨

  

   (一)案情概要[9]

   本案源自俄罗斯政府2003年7月至2007年11月期间对尤科斯公司(OAO NeftyanayaKompaniya YUKOS)采取的税务稽查以及与之相关的高额税款和罚金、财产冻结、强行破产等措施。尤科斯主要从事石油、天然气产品的开采、生产和销售业务,苏联解体后被私有化,成为俄罗斯当时最大的石油公司。2003年7月开始,俄罗斯税务部门对尤科斯公司自2000年以来的交易与纳税情况进行了多次检查。税务部门认定,尤科斯公司在摩尔多维亚(Mordoviya)、下诺夫哥罗德(Nizhniy Novgorod)、卡尔梅克(Kalmykiya)等低税率地区设立了27家影子公司,并通过这些影子公司销售其石油产品,目的在于逃避纳税义务。另外,尤科斯公司在出口退税、证券交易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欺诈行为。为此,尤科斯公司须补交增值税、利润税、财产税、能源销售税等税金,并须为其恶意逃税行为缴纳罚款,总额超过100亿美元。尤科斯公司曾分别在莫斯科地方商事法院、联邦商事法院与宪法法院寻求法律救济,试图阻止俄政府的指控与干预,但均被法院驳回。

   在此期间,莫斯科地方商事法院还同意了税务部门的财产冻结要求,查封了尤科斯公司的部分财产。莫斯科地方商事法院于2004年6月30日发布强制执行令,要求尤科斯公司在5日内上交上述款项,否则将处以高额罚金。由于尤科斯公司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履行义务,该公司的24家子公司也被查封,部分子公司的财产被政府强制拍卖。2006年3月9日,尤科斯公司的破产程序正式开始,俄罗斯税务部门被纳入债权人名单。之后,尤科斯公司的全部财产(包括其拥有的子公司的股份)被估价并拍卖给两家国有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2007年11月23日,在仍有大量债务无法偿还的情况下,破产程序终止,尤科斯公司被注销。

   在上述行政程序进行的同时,针对尤科斯公司主要股东的刑事指控和强制措施也随之展开。2003年6月,尤科斯公司的两名大股东霍多尔科夫斯基(Khodorkovskiy)和列别德夫(Lebedev)因涉嫌公司及个人逃税、挪用公司财产、欺诈、伪造交易等罪名被逮捕并羁押。2005年6月,莫斯科地方法院认定上述指控成立,判处两被告8年监禁,并要求其缴纳尤科斯公司以及其个人未交的税款。

   (二)裁判要点

   1.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

   2004年4月23日,尤科斯公司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指控俄罗斯政府的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和《第一议定书》第1条(财产权的保护)。[10]法庭认为,《第一议定书》第1条项下政府对财产权的合法干预应满足三项条件,即符合国内法律规定、出于正当目的、行为与目的之间成比例。尽管俄罗斯对尤科斯公司债务的强制执行措施(包括查封公司财产、收取高额执行费、强制拍卖财产等)具有合法性和目的正当性,但未在正当目的与措施之间取得平衡。俄罗斯不合理地要求尤科斯公司在短期内支付高额的费用,也没有讨论执行程序之外的其他替代性方法,且执行程序过于仓促,完全无视尤科斯提出的给予宽限期的要求。因此,法院判决俄罗斯违反了《第一议定书》第1条。[11]

   2005年3月5日,尤科斯公司的两名个人股东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列别德夫分别向欧洲人权法院指控俄罗斯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和《第一议定书》第1条。申诉人主张,俄罗斯法院要求申请人缴税属于《第一议定书》第1条所称的对个人财产权的干预,且依据俄罗斯国内法,公司的官员不应为公司未缴税款负责,因此这一干预不具有合法性。法院认定,对法人财产的合法干预首先应根据国内法来进行,而俄罗斯的民法、税法并未规定“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即要求公司官员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俄罗斯法院的判例也表明,不应要求股东支付公司税款。因此,俄罗斯的干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被申请人违反了《第一议定书》第1条。[12]

   2.海牙常设仲裁院的裁决

   2005年2月,尤科斯公司的三名外国股东Hulley Enterprises(塞浦路斯公司)、 Yukos Universal(英国公司)和Veteran Petroleum (塞浦路斯公司)分别依据《能源宪章条约》向海牙常设仲裁院发出仲裁通知并启动仲裁程序。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致同意在海牙进行仲裁。临时仲裁庭组成后三案被合并审理。[13]

   仲裁庭对俄罗斯政府的税务稽查、财产冻结、强制拍卖、破产程序等行为进行了审查,裁定被申请人违反了《能源宪章条约》第13条(征收),[14]因为被申请人的行为并非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真实目的是要实现国家对石油资源的控制),同时征收带有歧视性(其他同样在低税地区设立贸易公司的石油巨头未获如此严苛待遇),未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如在远离莫斯科的赤塔地区关押两名自然人股东并导致其难以与律师会面),且未给予补偿。[15]仲裁庭要求被申请人赔偿Yukos Universal各项损失共约18亿美元。[16]仲裁庭还裁定申请人Hulley与Veteran分别获得约400亿美元和82亿美元的赔偿。俄罗斯于2016年2月9日以仲裁庭无管辖权为由向海牙地方法院提出撤销之诉。具体来讲,俄罗斯主张本案具有《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65条第1款所规定的可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包括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仲裁庭越权、仲裁庭组成不合法等。最终,法院支持了俄罗斯的主张,以缺乏仲裁协议为由撤销了仲裁庭在上述三个案件中的所有裁决。[17]

   3.斯德哥尔摩商事仲裁院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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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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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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