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鹏:“一带一路”:中国国际法治观的区域经济映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 次 更新时间:2018-02-08 0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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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鹏  

   【摘要】 作为区域经贸发展的一种构想,“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诸多国家的支持,而且在国际法的运行理念方面也体现了中国特质。国际法治的中国观念是在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当代外交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形成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法治模式,具体来说包含主权平等、包容互鉴、公平有效和合作共赢四个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力图保证参与各方的独立自主,努力促进合作机制的文化多元,渐进塑造公平妥善的区域交易规则,积极营造开放共享的国际经济交往环境,因此是理想的国际区域经济法制框架。当然这种框架和构想仍然处于实施的初级阶段。应当保持谨慎,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轻率冒进;在相关法律机制的设计和运行过程中既要充分体现对市场规律的尊重,也要充分重视相关国家的主动性和积极参与的实质行动,通过合力来达到协同共进、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中文关键词】 国际法原则;一带一路;国际法治观;区域经济

   【全文】

   自2013年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以来,[1]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在新的理念架构下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过去四年里,“一带一路”的构想不仅由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规划和实施,[2]还为广大学术研究者所关注和研判,[3]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诸多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认可。[4]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带一路”更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点而被数度提及。[5]“一带一路”的规划和实践有着多方位的向度,它既可以被看成中国国际法治理念在区域经贸合作领域的体现,是经济繁荣之路、文明传播之路、友谊拓展之路和社会发展之路;也可以被视为国际社会法治化的探索之路。

   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人们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对于中国而言,要想使“一带一路”倡议形成长期有效深入的战略规划体系,就必须形成立体深入全面的观念,特别是要注重国际法能力的建设和国际法人才的培养。本文将从中国对国际法治的一般认识和判断入手,研讨“一带一路”倡议中蕴含的中国国际法治观,并由此探究中国为使得相关观念落地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之处。

  

一 中国国际法治观的实践指向

  

   国际法治观是对国际法律规则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的认知和理解,同时也是对国际法律的运行和秩序的预测和规划。就国际法治的重点方向而言,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价值观会提出不同的思路,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主张。

   (一)中国国际法治观的时代背景

   从全球的境况来看,国际社会面临着东升西降的实际状况,国际关系有着明显的逆全球化趋势。二战以来,作为国际事务引领者的美国也开始转向。虽然在安全、军事事务上仍然着眼于全球战略,然而在经济贸易领域美国却背离了其长期坚持的借助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形成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模式,似乎不再推进开放的国际交往格局,转而呈现出以贸易保护主义为重心的新立场。2017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经济安全被置于至关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不仅充分表明了美国正在走向“经济民族主义”,而且也改变了其长期推动的经济全球主义的方向。

   与这种逆全球化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全球化趋势。虽然中国曾经长期处于国际法体制的外围,[6]但是历经60多年的发展,世界格局与中国面貌出现了对中国推进国际法治有利的新形态。中国正在尝试为世界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贡献中国思维、中国答案和中国方略。

   (二)中国国际法治观的思想要义

   尽管中国政府没有正式阐明其有关国际法治的观念及立场,但是从其对“一带一路”方略的呈示中可以寻到基本的脉络。

   中国主张的国际法治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现代实践相融通、外来思想和制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历史沉淀的成果。因而,若想理解中国的国际法治观念,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外交史、外交文献、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文稿和谈话中有关外交政策策略的思想。[7]

   当前,中国的国际法治观念尤其体现在阐述国际关系图景与中国思路的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之中。报告中提到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以及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8]从中我们读到了四个关键词,即和平(包括世界和平)、发展(包含共同发展)、合作和共赢。

   由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目前的外交观做出这样的总结:以和平为底线、以共赢发展为顶线、以友好合作为方式。中国国际关系理念的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有的合作发展都必须以五项原则为前提。进而,中国努力推进国际友好合作,其目标就是实现共赢发展的未来。从和平发展到互利合作,这种分层次、分阶段的理解和规划,有利于我们阐发中国的国际法治观。

   (三)中国国际法治观的具体指向

   中国的国际法治观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主权平等

   主权平等是对一个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国际关系行为体基本资格的认可,同时也是对不干涉该国内政的许诺。认可每一个国家是具有平等身份的主权者,是西方社会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基石。不过这种平等秩序仅仅存在于有限的国家之间,基督教文明之外的国家则常常被剥削压榨,甚至被歧视。因此,不仅西方国家之间经常出现战乱与纷争,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之间更是经常发生各种名目的征伐,不平等的国际法律秩序即是在这种情形下逐渐形成。[9]

   20世纪以来,随着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兴起,国家之间显而易见的不平等已被消除,但基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因素造成的实质上的不平等仍然长期而广泛地存在。大国为所欲为,小国忍所能忍,这在很多时候仍然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写照。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的受害者,对这样的不平等充满了伤痛的记忆,所以中国一直高度赞成国家的主权和平等,[10]主张亚非拉美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独立自主,[11]更倡导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12]中国所设想的国际法律秩序必然建立在国家的生存和人格平等的基本格局之上,这是中国国际法治观的基础和底色。

   2.包容互鉴

   包容互鉴是在肯定国家文化尊严的基础上形成彼此尊重、平等对话的心态。之所以在国际法治的理想中要包容互鉴,是因为东西方文明各有不同,但不同的文明都有其光彩之处。应当看到不同文明的长处,并充分发挥各种文明的优势,且在心理上予以同样的尊重,只有具有多样文化的世界才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失去多样文明的世界,会是一个越来越萎缩、越来越失去想象力的世界。

   国际法律秩序已经有了400余年的历史,但这种法律秩序长期以来仅在西方国家之间被认可,在亚洲、非洲、美洲等地的非西方国家则被视为非文明国家,不被承认具有同等的身份,也不被同等地适用国际法。[13]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指引下,中国一直强调尊重。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预备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观念。[14]当时的中国经历了100多年被压迫、被歧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深知在人格上被忽视的痛楚,所以积极支持并一再重申孙中山主张的“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思想。[15]这种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之后的1953—1954年间形成了周恩来总理总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就是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为起点。这是一种文化心态平等的态度,一种愿意平等交流的态度以及一种平等研讨的态度,只有具有了这样的态度,才能确立好的国际法律规范,形成好的国际法律制度。

   如果说在那个时候,“相互尊重”还仅仅是针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话,到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16]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对于不同文明和观点从内心的尊重。这种主张不仅获得了诸多国家的认可,而且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中国领导人始终要求中国政府和外交人员保持谦虚谨慎,[17]避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18]这体现了中国在文化上期待着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待、平等相处的基本思维。[19]

   这种思维在国际关系中进一步表现为中国长期反对霸权主义:既反对其他国家的霸权主义行径,也坚决表明自身不会成为霸权国家。这一点从毛泽东与外宾的谈话到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都有明确体现。[20]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多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明确地将相互尊重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主张。十四大报告之中提到“国与国之间理应相互尊重”;十五大报告进一步重申“国与国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十六大报告主张在国际关系上,国家之间应当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十七大报告做了和十六大报告同样的陈述,在对外关系方面指出在政治上要相互尊重。而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将相互尊重提升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特征或表现的层次,认为可以相互尊重这个问题被赋予了更高的认知和定位。

   3.公正有效

   公正有效对国际法权利义务配置的均衡性提出了要求,同时也包含使国际法更为有效地被国家尊重认可和实施的含义。公正有效的国际法治秩序是持久和平的保证。公正有效的核心在于利益不进行单方传导,而是向各参与方平等配置。根据在法律制度和体系中确立的权利义务责任安排,贯彻权利与义务相对等、收益与贡献相挂钩、责任与行为相适应的基本体制。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当国际法处于帝国体系或者殖民体系的状态之下时,[21]国际秩序中的利益总是由边陲国家向核心国家输送,而核心国家则仅仅向边陲国家提供价值观。[22]简言之,即殖民大国(帝国)通过愚民的方式要求弱小国家提供利益,促其发展。尽管短期内这些弱小国家可能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它们一定会觉醒。这种觉醒后产生的思想观念最终可能会导致国际社会的不平衡和不安定,也会使相关的规则无法有效地运行。

故而,与国际法规则不够公正这一现实相联结的,就是国际法的规范很难得以有效实施。当规则内容不公正时,规则效力就会受到负面影响。公正和效力总是联系在一起,是国际法能够运行的关键。公平正义是对国际秩序理念追求的目标,不仅仅要形成表面上的平等,更要在结果上体现出国际秩序架构的公正性,要让每一个国家都感受到国际法律机制的平等适用,对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有更明确的期待。要使得公正有效的国际法治秩序得以实现,需要国家形成广泛、长远的利益观念。当代社会的国际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付出和索取的关系,而是一种多层次合作和相互依赖的关系。此时,公正意味着合理确立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是不公平、不正义的国际法律秩序的受害者,所以中国长期努力试图结束国际社会中不公正不合理的一面,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点在中国历代领导人的谈话、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立场以及政府的工作报告中都有体现。而在很多国际事务的具体操作中,中国也用实际行动推动着公平正义的实现。[23]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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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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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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