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波:从湘军到党军(1850-1950)——军事历史—哲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3 次 更新时间:2018-02-06 22:03:10

进入专题: 湘军   党军  

邱立波  

   【摘  要 】 湘军的建制和效能表明,传统儒法并用的伦理—政治手段尽管可以实现某种军事化组织以应对国内暴乱,但无法从根本上响应近代世界的政治军事变迁。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实践, 开启了中国现代国家架构的新篇章。但国民党无法走出民族革命的自我限制,从而也无法在世界主义的框架中理解国族安全问题。这个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完成的,从而也一般性地提出了让中国现 代化军事力量成为实现人类自由的力量、让中华民族通过世界而新生的重大理论问题。


  

   从1850年到1950年,以伟大的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中国跨越了两个历史过程。这既是划时代的、斗转星移的文明跨越,也是大尺度的、天翻地覆的政治跨越,而尤其关键的是,这两个方面有本质关联。认清这一跨越及其两面性,认清这两个方面的本质关联及其相互定义关系,对于认识中国现代文明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取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政治的文明内涵和文明前景,都至关重要。不消说,这既提供着一种关于历史的概观,也需求着一种全新的政治-文明意识的觉醒。

   从1850年到1919年,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中体西用”,其政治活动的主潮是各式各样的“自强运动”,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精英,以湘军和淮军起,以北洋军阀止。从1919年到1950年,中国文化的特质是“新文化运动”,其政治特质则是政党在国家生活中的核心作用,这一时期的政治-文明精英,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关键事件,前有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中经抗日战争,最后则是1950年的“韩战”。

   作为这一百年的总体背景,中国面临了空前严峻的内部矛盾和外部挑战。这种空前,不仅是指矛盾的紧张和挑战的烈度前所未有,更是指中国的内部矛盾有其世界性来源和世界性后果,而外部的挑战也越来越深刻地并且不可逆转地嵌入国内政治的全部过程。这是一个内外区分变得极度困难的时代,因而是一个世界主义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国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本来特征,越来越需求一种全新的文明- 政治范型。

   现实情势使得军事斗争在百年间中国政治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这一百年间的政治主导阶级和担纲者,也无一不从事军事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这似乎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延续,但显然也包含着蛹化为蝶的可能。前一阶段,人们不妨称其为“绅-军-国”和“军-绅-国”的阶段,① 后一阶段,则不妨称之为“党-军- 国”的阶段。阶级- 军队-国家三位一体,其间的新陈代谢和大更大革,值得从政治- 文化精英的文明视野和政治想象力的角度,加以考察。

  


   湘军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蒋百里(1882-1938)归纳得最为准确,那就是“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这无非是说,湘军之前,书生不控制民兵,民兵不假手书生。武勋云云,是独立于书生这一中国文化担纲者之外的事,因此是只关“武化”不关“文化”的事。要理解这一深邃见解,必须理解暴力在帝制中国条件下的一般特性。

   尽管人们习惯了秦汉并称,并有所谓“汉承秦制”之说,但秦汉制度的差别处也非同小可,关键一点是,汉代第一次实现了平民对暴力的全面直接掌握。从暴力的启动机制来说,秦对郡县制的妙用开中国历史一大变局,让农民与战士一身而二任,实现农民的充分动员,将中国大地上的暴力推到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这是秦制度的基干,也是它统一六国的根本。相比之下,执着于传统贵族制因而动员规模相对有限的山东六国,则不是对手。但是,无论商鞅(约前395- 前338 年)变法如何打击贵族,贵族仍是秦统治阶级的基干, 秦的暴力手段仍掌握于贵族之手。汉朝,不仅天子出身平民,还开中国历史“布衣将相”之局,随着汉灭秦,暴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掌握在平民手中。这一平民化过程意味着什么?

   首先意味着暴力开始丧失文化前提,走向了无可约束的新阶段。上古的贵族阶级是一身而二任的“出将入相”,既是“诗书礼乐”的文化阶级,也是征战杀伐的战士阶级,文化是武力的基点和前提,武力则构成文化的延伸和附属。贵族政治时期战争多发,但暴力未被滥用,仍受着某种礼乐文明的约束。“春秋无义战”,是后世公羊学家的决绝语,其实宋襄公们的存在说明,贵族文化的暴力是有界限的,有规则的,尽管这界限和规则被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

   其次意味着暴力承接的失序。与传说时期的和平禅让和贵族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政治- 军事承接次第不同,帝制中国时期的王朝变迁,无原因可寻,无形式可依,其本质的动力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虚无论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赌徒心,是暴力不期然而至与不期然而止。“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可理解的,当然也是不可预测的;莫知所由的,当然也是无可奈何的。无形式的平民化过程,造就了无原则的暴力;而无原则的暴力,也造就了被无来由的恐惧所激发的下一次暴力。

   再次则意味着,平民化时代的儒家文化成为纯粹的“缘饰”,成为与暴力及其使用无关的装点。因为,既然每一次王朝变更都是民间暴力的无来由的突起,都无法基于文化自身的理路加以理解,儒生自然也就成了最激烈的政治事件即王朝嬗递事件的局外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的唯一作用,不过是事情过后的收拾残局,把事情说圆而已。

   中国人素称和平民族,重文轻武,“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对武力的理解、控制或超越,反倒是文化在武力面前无所措手之后百无聊赖的精神胜利。不消说,秦汉中国政治文化的底色是平民性的,但这平民性的文化,并未像贵族制那样,理解并控制同样平民性的暴力。中国的平民文化,因此是自我异化的,它找不到把握、认识和克服自身暴力的形式。

   失去了文化调控的暴力,因此也是成王败寇依附皇权从而与民众生活无关的暴力,它之自外于民众生活,在情理之中。中国广土众民,北边洞开,人民以农业为主,战备低下,安全需求巨大,但历史上并未找到有效的制衡北边的手段。雪上加霜也更显悖谬的是,中国历史上北边游牧族群固然危害不小,但为害更大的却是国族内部的自相残杀。在帝制中国,人们只能看到拱卫皇权的军队,看不到保家卫国的军队。历史时期,中国抗击外侮的事例不少,但这抵抗,更根本的任务是捍卫皇权。

   抗日战争时期有人说蒋介石(1887-1975)政府“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其实不是现代才有的新现象,而是自古有之。尤其重要的是,这两方面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因果关系:正因内战内行,所以外战外行,反之,如果外战不外行,那么,由此动员起来的中国民众的军力,势必超过皇权的驾驭能力,从而将要求皇权的重构或脱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第一个举措是“尽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指出了中国皇权的必然逻辑,即:国族外部安全与皇权安全呈背反关系,“和平民族”也是宫廷安全制造的结果。自古抗击外敌的功臣少善终者,岳武穆(1103-1142)并非孤例。与其壮烈地做国族英雄,不如安心地做儿皇帝,石敬瑭(892-942)也是吾道不孤。

   在这种逻辑下,兵与匪的界限极其模糊,养兵与剿匪也难分彼此。因为,在皇权看来,今日所养之兵,便是异日可能之匪,多养一个兵,便可少剿一个匪,灾荒年月,大变之秋,尤其如此。兵与匪,因此是一体之两面,说到底都是以暴力手段起于平民的皇权,对于自身力量的不理解。匪之起,固然是“时日曷丧与汝偕亡”,兵之养,同样也因为卧榻之旁且留暴民鼾睡。而以兵剿匪,更是皇权体制下一群不幸的中国人对另一群同样不幸的中国人的屠戮,是中国文化的自杀。而因为所有这些过程都不关文人们的事,上述困境事实上也是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困境。这便是湘军兴起的历史背景。

   湘军起于中国与西洋交兵之后,但战争的对象却是历史上习见的匪。蒋百里看重它,无疑因为这支军队超出了八旗绿营的“制兵”窠臼,另起炉灶,是中国文人尝试建军的第一次尝试。莫非,蒋从中看到了以文化驯服暴力,让暴力服务于文化的某种契机,故而欢呼其为中国历史的一大“奇观”?若果真如此,曾国藩们首先要做的,是挟胜利余势,行君主立宪,将勤王的军队转化为保民的军队,却为何走了从文人到官僚的老路,明哲保身地解散湘军,以此讨好清廷?后人传说湘军,大多是湘军诸将除了会杀人还会吟诗,是杀人的方法多了些西式的坚船利炮和中式的“良心”“血性”“勇气”和“智略”,但如果细看曾国藩的夫子自道,“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则湘军的实质,无非劫持一群预备土匪镇压另外一群现役土匪。

   据说王闿运(1833-1916)曾劝进曾国藩(1811-1872),这固然是王氏挟君人南面之术的一时侥幸,对世界历史大潮毫无感知力。而曾拒绝王,也无非自保身家性命的苟且,并未指向当时已是世界大潮的君民关系的厘定,从而也并未像当时世界绝不罕见的优秀政治家一样,借机将国家的基础重置在国民之上。他只见坚船利炮的厉害,不知君主立宪的威力,只有屠戮的果决,绝无改制的魄力,其功也大,其器也小。正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曾、王的差别,仅在权术层面。此事,标志着那一代中国士大夫政治想象力的边际,曾、胡(林翼,1812-1861)、左(宗棠,1812-1885)、李(鸿章,1823-1901),无一例外。李鸿章继踵湘军,集中力量引进新法锻炼淮军,构建北洋水师。其时国内已无大乱,从建军旨趣上看,北洋军的指向无疑是外敌。也就是说,这是一支在近代条件下筹划国族安全的军队,显示了若干超脱皇权的萌芽。但李鸿章到底也只是官僚,当他临终前告诉人们,自己训练的军队不过装装排场,自己所居的国度不过纸糊的屋子,那无非是说,在国族安全和皇权安全之间,他选择后者,他只能在后者提供的空间内左支右绌,苟延残喘。一生服膺曾国藩的李中堂,最终也走了曾的老路:因为儒生,所以官僚。被蒋百里盛赞过的那种文化与武化的关系,以及那种曾经被寄予希望的文化,事实上走到了末路。

   1895 年清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绅-军”政权的灯尽油枯,也显示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政治想象力的穷途末路。既然旧有的文化担纲者已不足以驾驭武力,剩下的结局,便只能是北洋军阀式的“武夫当国”了。忠于皇帝而非人民,无疑是用人民的文化背叛或者反对人民自身,其自杀性是明确的。而时势证明,没有人民的参与,中国根本无力应对一日千里的国族争衡的世界大势,其结局也是明白的,那就是,脱去了文明控制的武力,要么一人称帝(袁世凯,1859-1916),要么遍地是“皇帝”(北洋军阀)。这便是1895 年新建陆军建立到1928 年蒋介石北伐三十多年的历史概貌。换言之,世界不再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世界,战争也不再是皇帝之间的荣耀之争,那样的世界用所谓“朝贡体系”的繁缛礼仪便可以对付;世界已是国族争衡的世界,是一个国族集结全力与另一个国族的生存竞争,这样的世界需要国族的重组和化合。换言之,恰恰是由国族生存的第一要务,抛弃了腐朽没落的传统文化,并提出了文明再造的伟大课题。

  


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政治上是对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湘军   党军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8303.html

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