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经验之路——培根与笛卡尔论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哲学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 次 更新时间:2018-02-05 0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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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现代科学革命包含“实验性”和“数学化”两大传统,分别以培根和笛卡尔为代表。两个人都倡导经验之路,反对传统的辩证法和三段论,但这两条经验之路颇为不同。培根的经验之路采取的归纳方法,出发点是经验的实验化,而真正的归纳取决于简单自然的知识,但难以从中排除人类理智的幻象。笛卡尔的经验之路以直观为中心,通过方法的统一性实现科学统一性,这一方法的关键在于能否将经验事物还原为简单自然,笛卡尔在确定简单自然的存在性质上的困难最终导致他重建被培根自然化的形而上学。

  

一、新科学的方法:实验还是数学?


   现代科学的巨大成就,被普遍认为源于现代科学迥异于其古代和中世纪前辈的新方法。但如何理解现代科学的新方法,在现代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中,却存在相当广泛的争议。①

   科学革命早期的赞美者,《百科全书》的编撰者达朗贝尔认为,②现代科学的决定性特征在于“实验”——尤其是“理性地搜集实验与观察”的“普通物理学及实验物理学”(Physique générale & expérimentale),即使所谓的“数学物理”(Sciences Physico-Mathématiques)重视数学的作用,也要基于观察或实验,才能在研究自然时摆脱“含糊而武断的假设”。这一借助培根的思想原则建立的知识体系,也被达朗贝尔用来描述自文艺复兴以来从“长期的无知”中解脱出来的“几个世纪的启蒙”。面对“盲目尊崇古代”以及“神学专制”的偏见,是培根——“最伟大,最广博,最雄辩的哲学家”,在“最深重的黑夜中”为哲学找到了出路。而“杰出的笛卡尔”则被看作是培根的继承人,只不过他的形而上学包含了根本前提的错误,只是为了从孩子手中夺走危险的武器,才必须先给孩子这个形而上学的玩具,而孩子长大懂得事理后,自然会丢弃它。最终,在达朗贝尔对现代哲学的叙事中,是牛顿和洛克完成了这场培根肇始的科学革命。在形而上学方面,洛克甚至做到了牛顿都不敢或未能实现的工作。就像牛顿创立了物理学一样,洛克创立了真正的形而上学——“一门人心的实验物理学”(la Physique expérimentale de l'ame)。可以说,在《百科全书》阐述的现代科学叙事中,只有当洛克抛弃了笛卡尔的“玩具”,在形而上学领域中也完成了科学的实验化,科学革命才最终得以完成。

   《百科全书》强调实验作为现代科学革命的核心特征,因为实验提供了让自然事实系统地进入科学的经验门径。但二战前后,现代科学史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科学革命的另一面。在这些学者看来,科学革命作为一场精神革命,关键是用一种无限的抽象空间瓦解了古代世界中和谐有序的有限、封闭的等级制宇宙(cosmos)。自然的数学化或几何化,才是这场革命的关键。③如果实验是新科学的标志,现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就是培根;而对于像柯瓦雷这样关注数学物理学的科学史家来说,笛卡尔则是以系统而彻底的方式完成自然世界数学化的关键人物:“他试图向我们描述的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由上帝在想象的空间中某处(离我们无限远的某处)所创造的世界,一个也可以说是由我们自行创造的世界……笛卡尔的宇宙是几何学的实在化。”④对培根归纳方法的普遍质疑,使这位在前三个世纪广受尊敬的现代思想的开创者,在20世纪的声誉迅速衰退。⑤

   库恩虽然同意柯瓦雷等人的观点,认为现代科学革命“与其归功于一系列未曾预见的实验发现,不如说是以新的方式看待旧的现象”,但他指出,这一点更适用于以数学为典范的所谓“经典科学”,而如果不将科学局限于一种形态,就会发现,培根式的新科学是在经典科学诸学科之外的领域得到了发展。从17世纪到19世纪,大约经历几乎两个世纪的酝酿成熟,培根式的实验科学,才最终与“经典科学”关联在一起。⑥在现代科学中,始终并存着实验性与数学化两个传统。在库恩之前,休厄尔与巴特菲尔德先后都试图通盘考虑新科学这两大传统之间的关系,尽管都未能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一问题。⑦

   要理解新科学,除了从制度和文化等角度考察实验性与数学化这两大传统之间的分离与融合,一个核心问题仍然是这两大传统在“方法”上真正的哲学分歧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深受新科学影响的现代哲学的性质。那么培根与笛卡尔,现代科学两大传统的开创者,是如何分别阐述现代科学方法的性质的呢?

   笛卡尔在其早期的方法论作品《指导心智探求真理的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中指出,“我们要达到对事物的认识,有双重道路:即要么是经验,要么是演绎”(nos duplici via ad cognitionem rerum devenire,per experientiam scilicet,vel deductionem)。⑧笛卡尔“双重道路”的学说被认为直接来自培根在《新工具》中的相似划分:⑨

   探求和发现真理,有且只能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从感觉和特殊的东西飞跃到最普遍的公理,从这些原理及其不可动摇的真理出发,去判断,并发现中级的公理。这是现在通用的道路。另一条道路则是从感觉和特殊的东西引发出一些公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从而最终才达到最普遍的公理。这是真的道路,但迄今还未有人踏足。⑩

   《新工具》和《规则》的这两个段落,描述的都是达致“对事物的认识”或“发现真理”的方法,那么两个人到底如何处理这两条方法路径之间的关系呢?

  

二、培根的道路(1):经验的实验化

  

   将新科学的“实验性”传统在哲学上理解为一种排斥假说的天真的归纳主义者,是培根的标准形象。(11)在现代科学哲学中,波普是树立这一形象最为重要的学者。波普断言,无论“传统的科学编史学”,还是“传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都深受所谓“培根神话”的影响,相信“一切科学都从观察出发,然后缓慢地、小心翼翼地过渡到理论”。正是这种“培根神话”,使我们误以为科学知识的“真正源泉”是观察,科学知识始于一只橘子的知识,而不是我们有关整个宇宙的知识。在这一归纳主义的“培根神话”背后,波普发现了一种曾鼓舞现代科学技术诞生的所谓“认识论乐观主义”。这一学说相信“真理是显明的”(truth is manifest),只要真理“毫无遮掩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可以辨别出真理来,理性的自然之光总是可以发现未被遮蔽的真理。波普认为,笛卡尔和培根都持有这种学说,只不过,两个人树立了不同的真理权威,一个是理智,一个是观察。具体而言,笛卡尔是通过“上帝的诚实”(veracitas dei)来保证真理的显明:“我们清楚分明看见是真的就确实是真的,否则上帝就在欺骗我们”;而培根则借助的是“自然的诚实”(veracitas naturae):自然是一本打开的大书,任何不抱偏见的纯净心智都读得懂。所以,在波普看来,《新工具》中倡导的真正方法——“自然的解释”,应该理解为排除了“心智的预判”等种种偏见和迷信来“读解”自然这本大书。(12)培根的自然哲学,核心就是净化人心的“偏见”学说。(13)

   初看上去,培根在《新工具》中对探求真理的两条道路的讨论,与这一标准形象相当接近。这两条道路,一条是“现在通用的道路”,而另一条“虽然是真的”,却尚未有人踏足。自诩为“不追随任何前辈足迹的拓荒者”的培根(Bacon,Novum Organum,I.113.),撰写《新工具》的目的就是“为理智开辟全新的道路”(Bacon,Novum Organum,Praefatio.),人们习惯的第一条道路显然并非他心仪的途径。培根对通用道路的描述是“从感觉和特殊的东西飞跃到最普遍的公理”,然后再从最普遍的公理出发发现中级公理。培根的这一描述指出了以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为基础的通行逻辑的两个根本缺陷:三段论的演绎,在原则上不能得出科学的原理,而只是从原理推演出“中级公理”(Bacon,Novum Organum,I.13,17.);对于传统用于发现原理的“辩证法”,培根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辩证法枉顾经验只图“跃升”到“更为一般的东西”来求得心智的安息。Bacon,Novum Organum,I.20,63,82.)“旧工具”从感觉飞跃到最普遍公理,再推演出中级公理的做法,实际上是辩证法与三段论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次序导致的必然缺陷。辩证法和三段论,只是为了博取“赞同”或“一致”,而不是为了把握“事情”,因此,对于发现科学都没什么用。(Bacon,Novum Organum,I.11,13.)传统方法次序的两个主要步骤所建立的公理,无论是最普遍的,还是中级的,都是基于相当单薄的经验,而更多来自各种大众意见或教条,频频陷入理智的各种“幻象”之中。(14)这就是为什么培根称传统的方法为“自然的预判”(anticipationes naturae):借助来自伊壁鸠鲁学派的这个概念,培根强调当时用于自然的人类理性途径,更多是来自人类理性自身“仓促而早熟地”建立的某些一般性公理或观念,(15)缺乏与经验事例的系统关联,所以必须靠“真正的归纳”来救治。(Bacon,Novum Organum,I.26.)

   《新工具》开篇就反对人在研究自然的时候听由理智自为(intellectus sibi permissus)。因此,在“前言”中描述全书计划时,培根强调,与辩证法不同的新道路,借助来自感觉的归纳,“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建立特殊与普遍的抽象次序;这一次序在一开始要排除感觉之后大部分的心智活动,特别是不信任“心智天生的自发运动”(mentis...processus nativus et sponte moventem),而要建立一条具有确定性的“从感官知觉本身到心智”的新道路。(Bacon,Novum Organum,Paefatio,pp.52-53.)新道路要避免让理智陷入现行逻辑的缺陷,就要遵循这一“真正的阶梯”逐级上升,从特殊的东西先抵达较低的公理,再逐渐上升到最一般的公理,从而避免理智的“自为”,堕入各种幻象之中。(Bacon,Novum Organum,I.104.)培根著名的“幻象”(idola)学说系统地剖析了盘踞人类理智,构成科学复兴障碍的种种虚假观念,可以视为是对过早脱离感觉与经验的“理智自为”的病理学诊断。但仔细考察这一学说,我们会发现,培根对传统科学方法的批判,比波普创造的归纳主义神话要复杂得多。

   就传统方法囿于远离经验的抽象观念和言辞,把科学视为来自人类的契约或往来而言,“自然的预判”必然深受各种所谓“市场幻象”(idola fori)的困扰。要治愈这种情形,靠重新定义并不能解决纷争,因为定义仍然要靠语言,而语言的实质不过是采用对大众理智而言明显的方式对事物进行划分,所以,只有回到“特殊事例及其序列和秩序”,借此促使划分事物的路线更符合自然。(Bacon,Novum Organum,I.43,59-60.)“更小心翼翼的观察”,意味着转向“更为敏锐的理智”,从而摆脱大众理智对于自以为明显的东西(conspicua)的依赖。对抗市场幻象,回到事物本身的努力,已经要与“明显的东西”决裂。不过,“事例”虽然有助于我们意识到语言和习俗带来的市场幻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观察”本身足以从人类理智中根除“幻象”。

“剧场幻象”(idola theatri)是由各种虚假的哲学教条与误导性的证明法则进入人心所导致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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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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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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