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巴格尼尼 著 吴万伟译
或许是上了年纪的标志,上个星期,我接连参加了六个月以来的第三次葬礼。雷(Ray)在圣诞节当日去世,离他正好70岁的元旦那天只差一个星期。他的死亡来得太快,从另外一方面说还不够快。雷一直遭受运动神经元疾病的痛苦折磨,他不用再遭受更可怕和更持久的痛苦的事实让爱他的每个人都从中获得一些安慰。
悼词证明此人的一生是很幸福的。如果说一个人热爱生活可能有些老生常谈,但是,雷的确是这样的人。他也是个好人,体面的人。当年我前往罗瑟拉姆(Rotherham)的伯拉姆利(Bramley)居住六个月撰写《欢迎来到开心庄园》时,是他接待了我,我们成了一辈子的朋友。
葬礼本身就是对此人的崇高致敬,由大明星大卫·海耶斯(David Hayes)主持。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多得惊人:客人们连站立的地方都不够,很多人只好站在教堂附近的院子里。
那里,人人都看得出雷的生活很幸福。但是,当我想到哲学家有关美好生活的论述时,雷的生活是否满足标准就有些说不清楚了。想想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审视的生活就不值得过”。果真如此吗?我不敢肯定雷真的从哲学上如此自我审视过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这么过来的。如果苏格拉底是认真的,他可能说,雷的生活就不值得过。如果还有一点点儿的人性,苏格拉底就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雷和千百万像雷一样的人用实际行动驳斥了苏格拉底的理论。
或者拿我从前的老师和朋友约翰·科廷汉(John Cottingham)描述的美好生活为例。科廷汉说,好生活要求成就、美德和超验性的精神的维度。我能同意前两个标准,但如果我们明白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十分艰难,能体面地、不做亏心事地度过一生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和美德了。我觉得超验性标准似乎要求太高,除非将其稀释变成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否则它意味着太多人都达不到幸福生活的标准。
在确立幸福生活的标准时,哲学家犯下了两个不同的错误。首先,他们没有区分理想生活和幸福生活。或许,最好的生活的确是我们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潜力和智慧,或在某种程度上赢得超验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果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我们的生活就不好。
不过,更重要的是,我担心哲学家是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幸福生活模式。一辈子研究推理的人相信思想生活是最好的生活,这难道不是最方便的吗?更客观的观察家或许得出结论说,更加充分的生活方式还有很多: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身体潜能,植树种花,品尝美食美酒,欣赏音乐等等。
这些错误是知识分子精英瞧不起普通民众的更大现象的一部分,通常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约翰·凯里(John Carey)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中谈及这个精彩观点。凯里的注意力集中在20世纪初期,但同样的情况重复出现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只不过外表形式不同。
在我看来,精英瞧不起大众至少部分是刻意与人性中不怎么吸引人的部分保持距离。通过认定非理性和羊群般的一致性和野蛮的动物性都是他人身上的弱点,我们否认自己拥有此类特征,欺骗自己相信我们比实际的情况更加理性、更加独特、更加高尚。
为了防止哲学家将美好生活的标准定得过高或者确定错误的标准,我提出如下雷试验建议:如果你的理论不能证明其生活经验的合理性,那就说明你的理论是错误的。事实上,这种理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反人类特征,因为其隐含意思是把大部分人的生活看作毫无意义的存在。
作者简介:
朱利安·巴格尼尼(Julian Baggini),作家和《哲学家杂志》的创始人。最新著作是与安东尼亚·马卡罗(Antonia Macaro)合著的《精神科医师与哲人》(The Shrink and the Sage)。
译自:Condemned by the good life By Julian Baggini
http://www.microphilosophy.net/condemned-by-the-good-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