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拯救“缺爱”的村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5 次 更新时间:2018-02-02 18:29:39

辛允星  

   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国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致使乡村的凋敝景象日益凸显,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空心村”,还有不少村庄从此彻底消失。《都市快报》在2012年10月曾经刊登过一篇题为《全国每天消失80个村,江西一村庄仅剩1人》的报道,本文引用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透露的消息,说中国的自然村十年前有360万个,而当时则只剩270万个;接着又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研究员提供的数据:在1990到2010年的二十年时间里,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我国的行政村数量从100多万锐减到64万多个。另外,民政部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从2004年到2011年,全国村民委员会的数量逐年递减,从64.4万下降到59.0万,平均每年减少7700多个村委会。

   以上数据从宏观层面上展示了中国农村人口规模日益缩小的大趋势;但即使如此,中国至今仍然还有几十万个村庄,生活着五亿以上的常住人口,那么,这些人的生存状态如何呢?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我经常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在这期间,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十分痛心疾首的现象,即,这些“尚未消失”的村庄也正在面临人心涣散、人情冷漠、干群矛盾尖锐、政治生活的“黑社会化”等诸多问题,甚至还有个别农村出现了“有人去世、无人抬棺”的现象,这都极大地影响了广大农村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获得。可以说,农村常住人口与村庄数量双双直线下降,而现有的村庄也已经难以发挥凝聚人心、团结协作的组织功能,这两个方面共同演绎出了中国农村走向衰败的鲜活景象。

   如果说,一些村庄的消失可能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没有必要产生过多的忧心,那么尚未消失的村庄出现有些学者所说的“原子化”现象,却理应得到关注。美国华裔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认为,这种现象体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个体化”趋势,是现代化的自然现象,但也有学者因此而提出了“中国乡村的组织化难题”这样的学术话题。在中国农业大学读书期间,我就对这个话题给予过关注,并借助大量实地调查数据,与我的博士导师赵旭东教授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名称是《权力离散、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其结论大概可以归结为两句话:农村社会精英难以团结民众,人们“各扫门前雪”;很多中国村庄都深陷“整合不力”的困境之中,已经难以很好地发挥“生存共同体”的功能。

   鉴于以上所述现实,近几年来,很多人都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不堪现状充满了担忧,其中既有感叹“人心不古”的怀旧主义声音,也有因“强烈期待现代法治而不得”所产生的焦躁,还有依托社会转型陷阱学说而表达出来的各种“理论提醒”。我自然属于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农村的命运前途持很悲观的态度,以至于认定——中国村庄要么走向消失,要么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再也不可能通过“自组织”而恢复其内在的活力。直到不久前,我的这个观点才开始产生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出现了某种“颠覆”,使我对中国村庄的“组织化难题”有了新认识,这就要从一次社会调研活动说起。

   2017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一,是中国的羌历新年。在这前一天,我与一位同事来到四川省北川县M乡的Y村庄开展社会调查,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原名称叫“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在本村开展的一些“发展项目”进行评估。刚走进村庄,我就被眼前一幕热闹的场景所震惊了:主干道上空悬挂着各色彩旗和几幅标语,旁边摆放着几口大铁锅和一只刚宰杀好的山羊,一位大叔正在锅边娴熟地劈柴;不远处的水龙头旁边围坐着很多妇女,她们正在一起摘洗蔬菜,清理一筐又一筐的餐具;对面的一个大厨房里,有六七位妇女正在分工协作,共同烧制午餐,里面充满了欢声笑语。再往里走,是村里的活动中心,里面布置了一个舞台,一个超大型音响矗立在左边,舞台前面的空地上摆满了桌椅板凳,很多年轻人正在忙碌着自己的工作,整个场景显得特别温馨。

   当天下午,我看到一辆面包车开进了村子里,一群年轻人从上面搬下来十几只鸡,然后开始烧水、杀鸡,再把宰杀好的鸡放在周围都是火的铁桶里焖,铁桶打开,浓郁的香味随即飘来。与此同时,路边的六七口大锅同时生火,开始烹煮各种食物,为第二天的新年准备好数百人的饭食;活动中心不断有人来来往往,有些老人、孩子在那里排练节目,还有人正在搬运各种活动用品;几位村干部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去检查各种设备的性能,一会被人找去在购物清单上签字,一会又安排人手摆放座椅,准备晚餐,还不时来与我们这样的外来客人打招呼...为了一场文化活动,百余名村民共同协作劳动,这番情景是我平生第一次在中国的村庄看到,我不断地感叹到:“这还真是有些共产主义的味道呢!”

   在次日的羌历新年这一天,Y村更是热闹非凡。一大早,全村很多人就都被动员了起来,孩子们穿上美丽的民族服装,老人们准备好了各种乐器,音响里发出欢快的音乐声。早餐后,村干部开始安排各项娱乐活动,拔河、推杆、有奖竞猜等不一而足,而整个庆祝活动的最潮就是晚上的篝火晚会,各种歌舞表演,可算得上精彩纷呈。这一整天的两次流水席有百余桌,如此大规模的集体活动,得以有条不紊进行,未发生一起矛盾纠纷,这应该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了。据村干部说,整个活动的经费基本都是依靠村民的踊跃捐款,然后有专人负责采购,后勤服务劳动全都由村民自愿参与,目的就是让大家“一起欢度”羌年,因为前面两次活动搞得不错,有些平时很少回来的本村年轻人也回到村里,共同感受这种氛围。

   经过两天的走访调查,我们了解到,Y村共计有户籍人口600左右,基本上全是羌族,分为六个村民小组,因为地处高山,所以居住十分分散。前几年,不同小组的村民相互之间的交流机会不多,有些人甚至一年都见不了一面;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村干部大体处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状态,所以,整个村庄显得十分涣散,毫无生气。然而,就在2015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本村来了一群“小鹰”(志愿者的俗称),然后就是一个名叫“中国心”(后来改名为北川羌魂)的社工机构正式进驻本村。这样一个看似波澜不惊的改变,却给这个村庄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几位专职社会工作者和流动志愿者开始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Y村掀起了一场重大“变革”,他们先后做了如下几件事情:

  

   首先,通过广泛征集村民的意见,他们确定为村庄修建一条水泥路,然后通过外部资金的帮助,顺利完成了这项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们挨家挨户地与村民进行沟通,同时还要求村民提供一部分配套资金,并仔细向他们解释这样做的缘由,以确保该项目“确实”为村民的真实需要,最终取得了村庄干部群众的理解与支持。通过这次项目活动,北川羌魂得到了Y村村民的真诚接纳,双方之间开始建立起相互信任且“亲和”的关系。

   后来,他们又发动村民搞村庄集体文化活动。起初,村干部们有所“畏惧”,但在这些社工的劝说之下,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份建议,于是,村庄第一次羌年庆祝活动被启动起来,而且首战告捷,得到了绝大多数村民的热烈欢迎。受此鼓舞,这些社会工作者与村干部商定,以后每年都开展这项活动,在第二次庆祝活动期间,他们还利用了微信等网络技术,向本村在外务工的青年人“直播”家乡父老一起欢度羌历年的活动现场,让他们备受感动。我亲眼目睹的这场羌历年庆典活动已经是本村举办的第三届,它同样充满了感动。

   再后来,他们又帮助村里的老人组织成立了老年协会。据说,为了办好此事,这群社工和小鹰们再一次挨家挨户地与村民进行沟通,向他们讲述此举的意义,最终赢得了绝大多数村民(特别是老人)的支持。协会成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人选敲定,村里的重阳节庆祝活动随之顺利地开展起来,活动基本延续了羌历年的组织模式,所需物资大多都是村民自愿捐赠的,各种后勤劳务也是村民自愿出工。很多村民说,自己很喜欢这些集体娱乐活动,它们让大家“走到了一起”,使人们不再那么孤单,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与意义。

   目前,这些社会工作者和小鹰们又做起了另一件很有创意的事情,即,帮助村民们收集老物件,如古钱币、老照片,旧衣物家具等等,然后将这些物品拍成照片,在开展文化活动时进行展览。有时候,他们还专门请一些老人讲述这些老物件背后的历史故事,以此来帮助村民留住他们的“历史记忆”,此举受到了很多老年村民的积极支持和高度赞同。有位驻村社工告诉我说,给村里的老人们“讲述历史的机会”,会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很显然,正是依托以上这些项目活动,Y村才一改过去的涣散局面,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局面,我也才得以看到前文所讲的那种温馨场景和欢乐画面。在同当地村民的交流中,我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了他们对“中国心”这个社工机构及其员工的高度认同,有的村民发自肺腑地说到,“这些年轻人能够长期呆在村里,真心真意地为村民服务,真的是不简单呐!”通过侧面了解,我感觉,这些社会工作者之所以能有这种“扎根基层”的情怀,可能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曾是汶川5.12地震受难者有关,也许,正是那场惊心动魄的人生遭遇,那次被人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的经历,使得他们更加懂得“爱心”的珍贵。

   带着对Y村故事的思考,我进行了“逆向”推理,很自然地得到了这样一个认识:中国农村的涣散与“组织化难题”,看似存在着复杂的多种影响因素,但是其深层次的一个核心原因可能就在于,中国农村的“文化”出现了问题,或者也可以形象地说——是因为“缺爱”,导致“人心”难以聚拢,社会信任难以建立,村庄自然难以“整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种力量可以帮助这些村庄找回那份丢失的“爱”,并形成具有公信力的组织核心,这种涣散局面就能到改善,中国农村的组织化难题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破解;由此,中国的农村也许就可以走向一种新的和谐状态,再次成为一个个温馨的生活共同体。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若要拯救“缺爱”的中国村庄,就要找回真正的“爱”。从个案角度来看,这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是从整体来看,这种传递“爱”的力量仍然十分困乏,像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这样的社会组织数量还十分有限。另外,即使是Y村,村民目前似乎还尚未形成强大的“自组织”能力,村庄的凝聚力还在依赖驻村社工机构,对于他们撤走之后,村庄的这种局面是否还能得到维持,很多老人都表示出了担忧。最后,一个更为值得忧心的事实是,中国的社会工作组织暂时还没有获得宽敞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农村社会工作队伍建设还远远跟不上现实的需要,现代社会组织理念还尚未得到官方的充分接受与信任,这些事实必将严重地阻碍对中国广大“缺爱”村庄的“拯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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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都观察(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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